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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旨在刺激经济，为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美国社会纾困。这项凯恩斯主义的举措得到了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他们期待政府在经济困境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通过扩大开支来对抗疫情造成的失业，把钱直接发放到失业者手中，向基础设施项目和高等教育投入大量资金，等等。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实行凯恩斯主义：扩大开支，降低利率，进行干预以拯救关键产业。十多年后，当面临新冠疫情的威胁时，西方各国的决策者们同样发现，防止经济崩溃的唯一出路不是等待市场找到新的平衡点，而是政府引导的大规模赤字支出。
为什么凯恩斯如此重要，以至于21世纪的两次全球危机都必须从他那里寻求解药？美国《赫芬顿邮报》记者扎卡里·卡特（Zachary D. Carter）在《和平的代价：货币、民主与凯恩斯的一生》一书中给出了解答。在他看来，凯恩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最后一位将政治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融会贯通的启蒙知识分子。
卡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血腥是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独创探索的起点。此前他并不怀疑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但是战争使他认识到市场“是社会现象，而不是数学现象”
1919年，大战结束之际，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派往巴黎和会的使者，强烈反对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偿，理由是这将会压垮德国经济，导致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兴起，从而引发另一场战争。凯恩斯的劝说未能奏效，最终他因抗议《凡尔赛条约》辞职。回到伦敦以后，他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声称《凡尔赛条约》将会使得备受羞辱的德国人民在巨额债务所造成的经济紧缩中受苦受难，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将会在不断发酵的怨恨中强势崛起。这本书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书，给凯恩斯带来了全球性的声誉，然而它的重要性和先见之明要到很多年后才能真正昭然于世。
1920年代初期，为了恢复战后经济秩序，英国朝野就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汇兑、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1923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改革略论》，批评金本位制在本质上会导致通货紧缩。虽然凯恩斯对于通货膨胀相当焦虑，但是他认为，和通胀相比，通货紧缩通常是更大的恶。
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将英镑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本位制，凯恩斯在劝阻无效之后，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断言丘吉尔的决定是金融利益集团对工业利益集团的胜利，但这对英国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金本位制将会导致英镑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从而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为此承担代价者是广大工薪阶层。
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标志着凯恩斯与传统经济学观念的决裂。凯恩斯指出，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并没有“自由放任”这个概念，对“自由放任”的推崇来自19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功利主义假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可以带来最大程度的财富聚集，这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真实世界远比自由放任主义所假设的要复杂得多，而自由放任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复杂性，把简化的假设当作正常情况。自由放任主义要求“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但这并没有正当理由。
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陷入长期的大萧条。在德国，经济危机直接促成了纳粹靠选举上台掌控政权;在苏联，斯大林通过“五年计划”获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机，同时启动了由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负责执行的“大清洗”。西方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秩序风雨飘摇，主流政客和学者除了重复市场最终会自我纠正的口号，似乎没有其他答案。
以从1931年起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例，他认为，大萧条与其说是经济衰退的症状，不如说是对于过量信贷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投资繁荣的必要纠正，因此应当让商业周期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最终自我恢复，而不是像凯恩斯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出资的公共建设计划来应对危机。
凯恩斯试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的努力受挫，于是退而著书。1936年，他出版了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体系，承认经济行为者的非理性、竞争的不完美性、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个体追求自身私利导致总体经济失败的可能性。
卡特指出，凯恩斯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有两个基本的出發点：其一，一个经济体一旦陷入困境，就可能一直处于困境之中，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我纠正。其二，经济中的行为者作出决策的考量因素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意指未来事件的基本概率可以被正确理解和普遍分享，后者意指未来本质上是不可知的环境。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未来事件的概率是可以计算的，这完全低估了各种足以改变未来的隐蔽因素。
一个重要的隐蔽因素在于，投资者做决策的依据并非理性计算，而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使，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凯恩斯指出：“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如果动物精神有所减弱而自发的乐观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致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那么，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正是由于“动物精神”忽而过于乐观，忽而过于悲观，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难以摆脱“非理性繁荣或崩溃”的魔咒。
在凯恩斯看来，世界本质上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许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而言是不确定的。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政府没有理由不进行干预，以挽救明显失败的经济秩序。
卡特指出，凯恩斯一方面信奉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强调文化传统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接受卢梭的观念，认为国家应该是民主意志的体现。前者使得他追求改良而非革命，后者则使得他关注充分就业和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凯恩斯的目标是拯救资本主义，他深知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将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最终导致其自身的毁灭。与此同时，他也坚信对秩序的改革总是比推翻它更可取。他讨厌纳粹德国，也不喜欢苏联，希望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卡特详细梳理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对凯恩斯的影响。“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是20世纪初期以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街区为中心的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主要成员有小说家福斯特和伍尔芙、美学家贝尔、历史学家斯特拉奇等人。凱恩斯和这个小圈子过从甚密，卡特认为凯恩斯的梦想就是把全世界都引导到布卢姆斯伯里，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伟大的艺术和美丽的夜晚”。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基本特征是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价值观，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是被主流社会唾弃的违法行为，而该团体的不少成员都是同性恋者。凯恩斯起初也是同性恋，1920年代才成为异性恋，追求俄国芭蕾舞者乐甫歌娃（Lydia L opokova）并结婚。如果说同性恋曾经是他反抗保守价值观的方式，那么在结婚之后，他的反抗从性爱转向了节俭。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而言，节俭是美德，能够创造出可以投资于伟大项目的资本积累;但凯恩斯意识到，节俭会使生活失去光彩。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宣称，“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分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现象。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走出萧条的关键在于刺激消费。
在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取了类似于凯恩斯所主张的“扩大公共开支提振有效需求”的政策，最终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低谷。“新政”的成功使凯恩斯成为当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处方—让商业周期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等于是坐视大批民众饿死，对民主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其实却对凯恩斯日渐背离。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仿佛一头不可预测、有时会非常危险的野兽，需要通过公共管理的艺术来引导。“二战”之后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则假设自由市场是一台功能齐全的汽车发动机，受益于偶尔的微调，而微调可以通过部署一些标准的、可靠的工具来完成。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是“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所发展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直接来源于牛顿物理学。凯恩斯本人曾经在1938年指出，与物理学类比有违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思维习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早先试图简化凯恩斯经济学而提出的IS-LM模型基础上，将《通论》中的革命性思想与旧的传统观念相协调，建立了号称“新古典综合”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然而，凯恩斯的概念框架其实与此并不相容，对于凯恩斯本人而言至为关键的“动物精神”，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中无影无踪。
凯恩斯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当他所主张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采取增加军费开支的形式，或者削减上层阶级的税收时，即使是好战分子和财阀也会对凯恩斯产生好感。价值观念与凯恩斯背道而驰的尼克松表示：“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鼓吹“小政府”的里根通过减税和增加军费的组合，使美国赤字迅速创下历史纪录。小布什政府则在将最高边际税率从39.6%削减到35%的同时，增加赤字支出，并且发动伊拉克战争。事实证明，恰恰是每逢号称重视“平衡预算”的共和党执政，美国的赤字就会一路飙升。
另一方面，民主党在罗斯福之后逐渐疏离了凯恩斯，转而接受保守的经济观念，强调财政紧缩，平衡预算，相信私营企业的效率。到了“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1990年代所向披靡，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政府有所作为保护就业的想法，更不用说实现充分就业，似乎业已过时。
然而，全球化时代不断高涨的繁荣景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戛然而止。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不稳定、不受监管又高度膨胀的金融部门，该部门充斥着它无法控制的资本。泡沫倏然破灭，所谓“有效市场”毕竟不是那么有效。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实行凯恩斯主义。卡特指出，这不是因为凯恩斯提供了现成的蓝图，可以保证实现经济复苏，而是因为除了回到凯恩斯，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凯恩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最后一位将政治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融会贯通的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已是老生常谈，他的思想真谛却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凯恩斯的身影，一直那样近，又那样远。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实行凯恩斯主义：扩大开支，降低利率，进行干预以拯救关键产业。十多年后，当面临新冠疫情的威胁时，西方各国的决策者们同样发现，防止经济崩溃的唯一出路不是等待市场找到新的平衡点，而是政府引导的大规模赤字支出。
为什么凯恩斯如此重要，以至于21世纪的两次全球危机都必须从他那里寻求解药？美国《赫芬顿邮报》记者扎卡里·卡特（Zachary D. Carter）在《和平的代价：货币、民主与凯恩斯的一生》一书中给出了解答。在他看来，凯恩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最后一位将政治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融会贯通的启蒙知识分子。
卡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血腥是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独创探索的起点。此前他并不怀疑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但是战争使他认识到市场“是社会现象，而不是数学现象”
1919年，大战结束之际，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派往巴黎和会的使者，强烈反对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偿，理由是这将会压垮德国经济，导致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兴起，从而引发另一场战争。凯恩斯的劝说未能奏效，最终他因抗议《凡尔赛条约》辞职。回到伦敦以后，他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声称《凡尔赛条约》将会使得备受羞辱的德国人民在巨额债务所造成的经济紧缩中受苦受难，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将会在不断发酵的怨恨中强势崛起。这本书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书，给凯恩斯带来了全球性的声誉，然而它的重要性和先见之明要到很多年后才能真正昭然于世。
1920年代初期，为了恢复战后经济秩序，英国朝野就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汇兑、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1923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改革略论》，批评金本位制在本质上会导致通货紧缩。虽然凯恩斯对于通货膨胀相当焦虑，但是他认为，和通胀相比，通货紧缩通常是更大的恶。
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将英镑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本位制，凯恩斯在劝阻无效之后，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断言丘吉尔的决定是金融利益集团对工业利益集团的胜利，但这对英国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金本位制将会导致英镑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从而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为此承担代价者是广大工薪阶层。
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标志着凯恩斯与传统经济学观念的决裂。凯恩斯指出，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并没有“自由放任”这个概念，对“自由放任”的推崇来自19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功利主义假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可以带来最大程度的财富聚集，这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真实世界远比自由放任主义所假设的要复杂得多，而自由放任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复杂性，把简化的假设当作正常情况。自由放任主义要求“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但这并没有正当理由。
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陷入长期的大萧条。在德国，经济危机直接促成了纳粹靠选举上台掌控政权;在苏联，斯大林通过“五年计划”获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机，同时启动了由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负责执行的“大清洗”。西方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秩序风雨飘摇，主流政客和学者除了重复市场最终会自我纠正的口号，似乎没有其他答案。
以从1931年起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例，他认为，大萧条与其说是经济衰退的症状，不如说是对于过量信贷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投资繁荣的必要纠正，因此应当让商业周期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最终自我恢复，而不是像凯恩斯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出资的公共建设计划来应对危机。
凯恩斯试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的努力受挫，于是退而著书。1936年，他出版了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体系，承认经济行为者的非理性、竞争的不完美性、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个体追求自身私利导致总体经济失败的可能性。
卡特指出，凯恩斯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有两个基本的出發点：其一，一个经济体一旦陷入困境，就可能一直处于困境之中，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我纠正。其二，经济中的行为者作出决策的考量因素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意指未来事件的基本概率可以被正确理解和普遍分享，后者意指未来本质上是不可知的环境。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未来事件的概率是可以计算的，这完全低估了各种足以改变未来的隐蔽因素。
一个重要的隐蔽因素在于，投资者做决策的依据并非理性计算，而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使，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凯恩斯指出：“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如果动物精神有所减弱而自发的乐观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致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那么，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正是由于“动物精神”忽而过于乐观，忽而过于悲观，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难以摆脱“非理性繁荣或崩溃”的魔咒。
在凯恩斯看来，世界本质上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许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而言是不确定的。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政府没有理由不进行干预，以挽救明显失败的经济秩序。
卡特指出，凯恩斯一方面信奉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强调文化传统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接受卢梭的观念，认为国家应该是民主意志的体现。前者使得他追求改良而非革命，后者则使得他关注充分就业和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凯恩斯的目标是拯救资本主义，他深知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将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最终导致其自身的毁灭。与此同时，他也坚信对秩序的改革总是比推翻它更可取。他讨厌纳粹德国，也不喜欢苏联，希望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卡特详细梳理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对凯恩斯的影响。“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是20世纪初期以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街区为中心的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主要成员有小说家福斯特和伍尔芙、美学家贝尔、历史学家斯特拉奇等人。凱恩斯和这个小圈子过从甚密，卡特认为凯恩斯的梦想就是把全世界都引导到布卢姆斯伯里，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伟大的艺术和美丽的夜晚”。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基本特征是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价值观，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是被主流社会唾弃的违法行为，而该团体的不少成员都是同性恋者。凯恩斯起初也是同性恋，1920年代才成为异性恋，追求俄国芭蕾舞者乐甫歌娃（Lydia L opokova）并结婚。如果说同性恋曾经是他反抗保守价值观的方式，那么在结婚之后，他的反抗从性爱转向了节俭。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而言，节俭是美德，能够创造出可以投资于伟大项目的资本积累;但凯恩斯意识到，节俭会使生活失去光彩。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宣称，“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分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现象。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走出萧条的关键在于刺激消费。
在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取了类似于凯恩斯所主张的“扩大公共开支提振有效需求”的政策，最终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低谷。“新政”的成功使凯恩斯成为当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处方—让商业周期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等于是坐视大批民众饿死，对民主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其实却对凯恩斯日渐背离。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仿佛一头不可预测、有时会非常危险的野兽，需要通过公共管理的艺术来引导。“二战”之后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则假设自由市场是一台功能齐全的汽车发动机，受益于偶尔的微调，而微调可以通过部署一些标准的、可靠的工具来完成。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是“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所发展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直接来源于牛顿物理学。凯恩斯本人曾经在1938年指出，与物理学类比有违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思维习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早先试图简化凯恩斯经济学而提出的IS-LM模型基础上，将《通论》中的革命性思想与旧的传统观念相协调，建立了号称“新古典综合”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然而，凯恩斯的概念框架其实与此并不相容，对于凯恩斯本人而言至为关键的“动物精神”，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中无影无踪。
凯恩斯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当他所主张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采取增加军费开支的形式，或者削减上层阶级的税收时，即使是好战分子和财阀也会对凯恩斯产生好感。价值观念与凯恩斯背道而驰的尼克松表示：“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鼓吹“小政府”的里根通过减税和增加军费的组合，使美国赤字迅速创下历史纪录。小布什政府则在将最高边际税率从39.6%削减到35%的同时，增加赤字支出，并且发动伊拉克战争。事实证明，恰恰是每逢号称重视“平衡预算”的共和党执政，美国的赤字就会一路飙升。
另一方面，民主党在罗斯福之后逐渐疏离了凯恩斯，转而接受保守的经济观念，强调财政紧缩，平衡预算，相信私营企业的效率。到了“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1990年代所向披靡，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政府有所作为保护就业的想法，更不用说实现充分就业，似乎业已过时。
然而，全球化时代不断高涨的繁荣景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戛然而止。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不稳定、不受监管又高度膨胀的金融部门，该部门充斥着它无法控制的资本。泡沫倏然破灭，所谓“有效市场”毕竟不是那么有效。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实行凯恩斯主义。卡特指出，这不是因为凯恩斯提供了现成的蓝图，可以保证实现经济复苏，而是因为除了回到凯恩斯，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凯恩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最后一位将政治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融会贯通的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已是老生常谈，他的思想真谛却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凯恩斯的身影，一直那样近，又那样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