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文章《艺术与金钱》的前两段描述了金钱与艺术之间的两种关系，第一种是艺术作为被金钱购买的商品；第二种关系同样重要，艺术在不可以被购买的展览中被呈现，而这个时候，展览需要金钱的支持，也就是资本支持和催生了艺术的诞生。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并不是拥有艺术品，而是促进和激发了想法的产生。在文章的第三段，格洛伊斯马上进入讨论一个他认为经常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创作对于展览的依赖，没有展览，有一些作品就永远无法诞生。自杜尚对现成品的挪用以来，一件作品的产生等同于把一件物品展示出来。展览为作品的产生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语境，甚至可以说，展览的存在成为作品生成的一部分。除了提供观念的语境以外，展览的存在为作品的产生制造了可能。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它指出了艺术系统中较少被讨论的一种关系，作品和展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复杂于仅仅把现存的作品摆放在一个展览中，构成展览的内容，成为展览主题的注释或图解。一些艺术家的创作需要展览的催生和支持，艺术家得到展览的邀请，为一个特定的主题、语境和空间构想和制作一件新的作品，或得到展览邀请方的赞助把一个只存在于草稿阶段的方案实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特别是装置作品，本来是没有存在的机会的，更少有可能性在商业的渠道被广泛地流通，当出现了资金和展览的支持，它们才得以诞生，并且有机会作为文化语境的一部分去影响大众化的商业趣味。展览机制，包括支持展览产生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担任着一个重要的责任，保护创作，激发创作，使一些在普遍意义上无法在市场流通的想法得以实现，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艺术的另一种想像，是艺术中浪漫的一面，也是资本浪漫的一面。拥有资本不意味着用资本去拥有更多的物品，通过支持这些本来无法被观看被带到世界上来的想法的实施，去丰富我们的世界和视野。
　　 格洛伊斯继续在他的文章中引述格林博格（Greenberg）对于艺术精英主义的讨论，来分析前卫艺术如何超越美学趣味和阶层喜好而成为一个知识体系，并且因此获得独立于富有阶层的趣味选择，也摆脱了精英和大众趣味之间的区分。作者还进一步把艺术的生产放在今天图像通过社交网络的普遍化的上下文来提出艺术家本身也属于大多数通过这些民主的网络平台进行文化生产的生产者群体。而专业的艺术家区别于大众化的图像制造者的关键在于艺术家是能够研究、分析和呈现图像生产和传播的技术手段，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这样的艺术和知识生产应该被支持和呈现，否则这种思考完全无法进入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辨别事物的形态。这样的创作呈现了艺术和世界的关联性，超越了任何趣味和美学判断，是艺术富有诗意的一面。
　　蔡影茜在她的提问中描述了这篇文章产生的背景：“西北欧国家右翼政权以当代艺术过分“精英主义”为借口，从意识形态到财政上直接打击视觉艺术及其机构实践，格罗伊斯与当期的其他作者共同撰文声援这些地区的抗争。”这篇文章本身所具备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令人深受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的实践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比如我们的社会中只存在有钱阶层，并不存在“精英主义”，比如我们的国家计划在未来数年对艺术产业加大投入，并希望对于艺术生产进行总体规划和导向，不管是在微观还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权力和金钱的掌握者总是随时希望来介入和左右对于艺术的判断，干扰和混淆着我们对于艺术的认识，比如一位缺乏艺术素养的美术馆馆长却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罗列为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排列在最前面。
　　最近，另一位民营美术馆馆长在闲聊中说，一个项目要得到支持，它首先要证明自身能为支持者带来金钱的利益，或至少证明它具备了这种潜质；否则，没有投资者会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然后他引用股票投资的例子来说明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艺术赞助机制。也就是说，在普遍的情况下，要得到金钱，你首先要证明自己是商品，有流通的可能性，有利滚利的承诺。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意识中，艺术的价值只有等同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它很难成为某种精神诉求的投射。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仅仅停留在格罗伊斯所描述的第一种关系中，即艺术作为流通的商品。金钱的拥有者靠拥有一件作品来获得安全感，这件作品往往是一幅画，因为它看起来有生产价值，有手工感，有劳动力的投入，易于保存，不占空间，可以随时被再次进入市场转化为货币。在这种关系中，金钱对于艺术的认识只停留在其物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层面，那么，投资者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回报，在这里，我所说的回报是指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幅作品只是一种带有装饰性的货币而已。大多数在支配这幅作品的流通和有能力拥有这幅作品的人实际上无法分享和体会到作品更深层次和更精神性的价值，一种它有别于其他物品的真正价值，它背后的思索和它的乐趣。
　　在这种一致化的、功用化的价值观的笼罩下，艺术市场、艺术的商业系统和艺术系统中的公共机构，公立和民营的美术馆之间的选择是一致的，资金的去处是无二的。大多数美术馆出租它们的场地，销售它们的展览时间，为艺术家出版个人画册，换取艺术家作品，美术馆的展览直接由画廊承办，还有什么是不能够买到的呢？还有什么不是交易？金钱和利益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和语言。在美术馆里展出的创作和在商业系统中流通的创作几乎一致，更重要的是，批评和认识这种现象的话语不存在，监督的机制也不存在。按照这种意识继续建造大型美术馆也只能继续巩固和泛化同样的价值取向。在这种趋同下，我们无法建立起对于艺术和更美好的东西的信仰，我们失去了对想法和思考的信仰。 这种工作方式只能意味着很多的创作和思考无法产生，也无法被我们分享。它们只能停留在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头脑中和笔记本内。
　　我能够分享蔡影茜提出 “我们可以怎样促进那些无法直接进入市场流通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生产？”这个问题时感受到的迫切性，她在11月来北京考察后曾经焦虑过年轻艺术家将逐渐内化资本强权对于艺术创作的统治的现状。曾经有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向一位画廊经营者分享他即将开展的艺术项目，希望争取到资金的支持，这位画廊经营者礼貌地对他说，“挺好的，你去做吧，做完了拿给我看。”这完全不是这位艺术家个人的遭遇，而是很多创作者共同的经历。假设这位艺术家当时提交的是一幅抽象画，而不是一个影像拍摄计划的话，他被拒绝的可能性也许会缩小很多。对于大多数创作者而言，这样的对话伤害大于激励。我想现在中国的艺术机制在如此趋同地支持和消费某些类型的创作的时候，也必将在不远的将来需要承担起它们从未担负起的责任。
　　在经历了美好时光的中国艺术市场正在逐步走向保守，曾经什么都卖得出去的日子已经远去，能够负担起艺术生产和支持艺术传播的商业系统变得保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经营者为了要支撑起几年前搭起来的大场面，必须保证展览的收支平衡，并开始把这种压力用各种形式转嫁给创作，不再大力支持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商业保障的创作和艺术项目会遭遇更多的冷落。虽然它们将对于整个艺术生态持久的健康生长起到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我们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和在欧洲面临公共基金缩减的创作者的遭遇是一致的。我们将面临更多的人对我们说“不”。
　　如果策展人由于资金的限制而无法支持他／她所相信的创作，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对艺术家说，“那就去做吧！”至少我们可以在聆听中呵护创作者脆弱的心，呵护孕育中的想法，呵护年轻的激情，呵护对于艺术的梦想，呵护冲动，呵护我们的明天。我们可以共同去拥有一个精彩的想法，而不是去拥有一件可以放在家中摆设的艺术品。艺术品不是股票。但它的确又是最值得投资的财产，艺术提供了观看和思考世界的多重方式，它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资源。除了拥有一幅画以外，我们还可以共同拥有很多的东西，比如一段时光，一次对谈，一次野游，一次朗诵，一次挫折，一个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