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从一个边陲小城考到上海著名大学，学习刻苦，一直拿奖学金，硕士毕业时和武汉籍的男友双双留在上海，在这所大学的附属中学落脚。那年是1995年，单位有筒子楼，给没有房子的职工过渡用的，两人一間。因为那时还有福利分房，必须结婚才能到单位的系统去排队，所以大家都等着被过渡。
　　单位的房子从三十多平方的一室户到八九十平方的三室，要按照资历来分配。组里的老教师分到新房，从以前的两室升级为三室，请全组老师去做客，杨扬学会了烧大排、烧烤麸、炒肉丝年糕。杨扬好羡慕那个厨房、卫生间，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烧饭，不用吃食堂；不用去大学的澡堂排队洗澡，雾气腾腾中顶着满头的泡沫和别人商量：“让我冲一下好吗？”那时住的筒子楼卫生间是公用的，无性别的那种，门总是锁不好，外面人用上海话问：“有宁吗？”她听不懂，结果门“嗖”地被拉开了。生活啊，别的都可以将就，一进一出的事情最重要了。
　　老教师在单位工作了近三十年，从一室户调配到最高级别三室，终于稳定啦，好好地装修了房子。“你们从外地考到上海来，真不容易啊！”老教师想到这些年轻人孤身在上海，无房无家，不由感叹。这种感叹杨扬不止听了一次，这里面有俯视的姿态。“从外地小地方能考到名校，真不容易。”“毕业能留在上海，真不容易。”“以后结婚生子没有父母支持，真不容易。”杨扬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但这个“不容易”让她很受伤，读书时很听老师的话，做事专注，刻苦，要求上进，一切都很顺利，都很容易。一切都在体制内，有国家安排呢。
　　但1997年，单位取消福利分房了，那幢筒子楼也岌岌可危，马上要拆除，杨扬才发现没方向。好在有单位，单位租了一些房子给他们过渡，还是过渡而已，单位还在引进更多外地留沪的人才，租房要轮着住。1998年有商品房了，杨扬清楚地记得是2500元左右一平方，她和老公用公积金买了一套小两室；2005年房价涨到快一万了，她卖了两室换了一套三室的；2015年，杨扬打算生二胎，想把双方家长都接来一起住，又卖了三室换了一套近200平方的四室，有三个卫生间。当年的老教师来看杨扬的二孩，在她的大房子里迷了路：“真不容易呀！”
　　今年杨扬在单位招人面试时发现，来中学教书的不乏博士、博士后，其中一个博士也是夫妻双方都是外地来的，没有房，两岁的女儿只好放到外地的父母家。中学微薄的薪金和大城市高昂的房价相比，杨扬替他们看不到未来，心里也想着“真不容易”。但谁知道呢，以后会怎样？自己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