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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什么畏惧的了，这正是让我畏惧的。”黄璐收起了上扬的嘴角。“艺术家应该活得痛苦一点，我现在有点太开心了。这就是我畏惧的东西。我怕我活得太幸福，会失去很多敏感”
底子清秀，稍微带点妆便线条分明。宣传硬照和红毯上的黄璐腾挪自如，眉眼都是风情。
镜头之下，罩在藕荷色宽大西装里的她身体松散。说起话来像含着绵糖，笑起来分贝一下高了几度，“他们不是说我像傅园慧嘛。”川地人的奔放随性立马弥漫在谈话的茶室里。
不管是镜头里的时尚版黄璐，或是私下可乐版的黄璐，任谁也很难把她和舞台上蓬头素面的李红琴对上。
除了流量明星和老戏骨，《演员的诞生》里还有一拨“演技在身却名头不响”的。黄璐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游弋在国外的制作团队间，她成了内地影视界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名声、地位、流量，都非必需品。黄璐对这些东西的所求不多，和国内影视圈与观众对她的缺乏认知，形成了某种同步的迟滞。
如同大学时演过的同名话剧，黄璐“晃晃悠悠”到了今天，处处随遇而安。和对电影的投入相比，她更看重生活的质感和浓度。因为，“生活本身便是一部最好的电影。”
新片《郊区的鸟》刚在杭州杀青。编剧兼导演仇晟说，选黄璐做女主角，不是因为她有多靠近原定的角色，而是她本人可以“独立成章”。
片子里，李淳饰演的夏昊是个测绘员，因为一次地面沉降事故，他带着调查组进驻某小区。城市的改造与嬗变推动他回到充满动感而又揪心的童年。调查中认识的美发店老板娘燕子，乖张任性又温柔，仿佛小学同学婷和“狐狸”的合体。他不可救药地爱上她，却无法把握燕子的性情。两人终究分开。
有一场戏，燕子醉酒之后，夏昊去接她，蹲下给她系鞋带。一个滑板少女正巧经过，停下来帮忙扶着燕子。
“这里我让黄璐唱一首英文歌，《little trouble girl》。原先设定的是，这首歌唱的是你自己，心里边还是一个女孩，把自己的任性全都唱出来。”
出乎大家预料，黄璐唱着唱着，对着滑板女孩唱起来。给仇晟的感觉，“我知道你，我了解你，你跟我是一样的人，都是little trouble girl。”
有的导演希望演员非常准确地到达一个预设的动作、情景、表达，但仇晟和娄烨显然都不是这一类。拍《推拿》时，黄璐和黄轩在“钟点房”里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昏天暗地，不知何时导演喊cut。“好像没有在工作，然后就已经工作完了。”无章可循，便也乐得去探索自我的边界。
她演过的洗头妹、夜店女，多到数不过来。在南京拍《推拿》时，那条大纱帽巷就是现实中的“艳粉街”；在重庆拍《中国姑娘》，邻居以为他们在拍色情电影，直接投诉。“体验生活”是有的，但演员惯常的职业贴近在她身上不适用。
是不是仔细观察小姐的衣着、步态，和客人的推搡、打闹，口音、表情、职业习惯，全都要惟妙惟肖？黄璐说一开始见面是有意识地去看。熟悉以后，便更关注人物的感情。“说到底，都是人。”
而灵光一现的基础在于，她已然置身于那个角色。
荷兰导演David Verbeek拍摄的《云的模样》，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故事，大量内心戏，氛围迷幻、游离，还带点软科幻色彩。很多观众没有耐心看完，揣摩创作者藏在特写镜头和闪烁光线之下的意图。黄璐却喜欢片子的意境。
讲的是台湾姑娘玲在台北打拼，母亲忽然双眼失明，她不得不撇下工作照顾母亲。母亲告诉她自己虽然瞎，“却有某种能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她只觉得母亲神叨叨，迷信罢了。好友陈明曾在益生菌行业，后来厌倦，投身到古生物学研究，绘制一些他直觉可能存在的特别生物——比如六脚长毛兽。从母亲常常能“看见”玲在家，到家附近鹦鹉的筑巢似乎“预兆”母亲的跌倒，女人越来越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也许现代医学已无法医治的母亲可以求得转机？甚至自己渐渐麻木无望的生活也能因此被点亮……
有场戏是他们在陈明住的酒店里并肩而坐。明明已经渐生情愫，男人的怯懦却让两人关系很难往前。陈明打开电脑，给玲讲解另一颗可能像地球一样存在生命的星球。
好不容易“科普”完，男人开口，仿佛要打破什么：“做健康益生菌久了，真的想要有新的什么别的事情刺激我。”继而无语。
僵局只好由女人来打破：“那个星球，离我们很远吗？”
“坐太空梭可能要2200万年，约等于600光年，才能到达。”
又是几秒的尴尬。玲再一次看着一直回避她眼神的陈明，忽然把手掌放在对方的头上，问，“你有感受到什么吗？”
“……感觉到你的手在我头上啦。”紧张而失措的男人不知如何作答。
“有没有感受到，没那么寂寞？”玲淡笑着问。
两人好像自在了一点——尽管最后也只是止步于此，很快互道晚安。
拍这部电影，每天的剧本都是David头一晚匆匆写就，只有大纲，台词多靠演员的现场发挥。“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是这部戏的编剧。”
在他看来，黄璐是靠直觉驱动的演员。片中一对都市人暧昧而又凝滞的关系里，玲显然更加勇敢。那一个动作，既是种对对方的了解，也是對双方化学作用的一个测试，或者刺激。“她真的懂得这部电影。”David说。
艺术片里的角色多半在道德感上处于模糊地带。
“一个不是很有良心的女人呵。”制片人鲸书笑着谈到《郊区的鸟》里的燕子。
仇晟认为，夏昊在两人相处里投入了强烈的童年追忆和眷恋，燕子无法进入，也本能地抗拒。
黄璐理解的燕子向往自由，当对方一再要塑造她，她当然要逃开、飞走，就像她的名字。“燕子是特别随心所欲的人，某种程度来说，她不太负责任，不喜欢就离开。但我去演这个人物，我会让观众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反而会对她有某种同情。” 在美国人Jordan Schiele导演的《三伏天》里，黄璐扮演长沙夜店女子璐璐，发现几个月大的儿子被丈夫白龙卖给了上海的一个中产医生家庭，她让恋上白龙的同志舞者Sunny带着她去上海寻子。
婴儿哭起来惹人烦，做夜店舞女漂泊不定，让璐璐一度有过“不要这个孩子”的念头，到上海见到医生家庭的富足和女主人的善良，她再次动念：孩子托付她家兴许能有更好的未来？
这样的情节，差点导致影片没有过审——母亲怎么可以不要孩子？
得过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的《中国姑娘》里，女主人公李梅的命运更加跌宕：不安分的小镇姑娘失身后到城市打工，“沦落”为按摩女又爱上黑道杀手。杀手死后，李梅带着他的钱和两人的梦想来到英国。和英国老头成婚，又和印度餐馆老板好上，依然貌合神离。李梅只能怀着他的孩子继续漂泊。
对这样一个“一步步被推着走”、却又始终依附男性的女子，黄璐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出国以后）太作，有点自作自受。”但她知道这是导演郭小橹要表现的，“那就是她眼中的爱吧”，有肉欲，也有说不清楚的生存本能。
算上《中国姑娘》、《三伏天》，还有近年拍摄的《一只黄鸟》、《坠落》、《两个世界》等，黄璐演的角色绝大多数是在异乡或底层挣扎的中国女性，因为生活的困顿、爱情的求而不得，遁入无望。
为何独立电影、特别是此类角色都爱找上黄璐？三四位与她合作过的导演，給出了简单明了的回答：像新移民和女性自我寻找的题材，的确很受电影节和影展青睐，不排除有导演为此拍摄的倾向。而艺术片里亚裔或者中国演员的选择，并不多。
“独立电影喜欢用素人，很多素人拍过一部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仇晟说。还有一些演员，前后都拍商业片，中途卡出来拍一部文艺片。但说到常拍这类独立电影，有一定演技，不在乎形象……这样的演员，基本上在内地掰着指头能数得出来。
黄璐从来没想过要被框在“艺术片”的筐里，她拍过两三部喜剧，最新的《血十三》里演女警，首尝类型片。与独立电影、艺术片的粘着，是必然，也是机缘巧合。
初中时，黄璐在《看电影》杂志读到对侯孝贤《好男好女》的介绍，懵懂而新鲜，便一条街一条街地搜刮音像店，居然真的找到了光碟。“看也看不明白。就是感兴趣。”看到娄烨的《苏州河》，觉得真好，做梦也没料到日后会合作。
参演艺术家杨福东执导的《竹林七贤》时，她在上海海洋馆潜到五米深处和鲨鱼一起游了好些天。不能带氧气瓶，拍一条休息一下，再潜下去，7小时后上岸，人虚脱到快“晕岸”。她至今也不太明白，过来考察的导演李杨，怎么就选中了自己演《盲山》。
后来一切便像连锁反应般自然发生。《盲山》入围戛纳，她在party上认识了斯里兰卡导演Vimukahti Jayasundara，获邀出演他执导的《两个世界之间》；拍 Jordan的短片《十年后》感觉不错，等他要执导处女长片《三伏天》自然想到了她；同在那个短篇摄制组的台湾人谢骏毅拍《对面的女孩杀过来》，需要一个演大陆“恰北北”的女孩，黄璐又成当然人选；荷兰导演David在台湾待过，想拍一部反映都市寂寥感的《云的模样》，看过黄璐的《盲山》颇为欣赏……
她也不是一门心思要扎到海外的团队里。但一来二去，兜兜转转，好像做独立电影的就是这些面孔。
本来每年的引进片份额便有限，八九成都给了卡司强劲的票房大片。作者风格的实验性，影片的情节和人物描绘的晦涩或不够可爱，黄璐在内地的低知名度，都会导致国内投资人对选片定角的谨慎和票房的担忧：“有些合拍片，国外的导演想用我，但一旦有中国的投资方介入，我肯定就会是被pass掉的那个。”
10年，将近三十部电影，进院线和能在网络平台看到的，不到三分之一。她当然失落过，但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和独立电影拍摄当中的窘迫。
拍《云的模样》时，拍摄条件和当时风雨交加的天气一样严酷。导演手头预算少得可怜，一个制片人中途走人，还拒不提供重要外景的信息和联络方式。
黄璐干起了制片的活儿。宜兰的外景地，导演只能大概记得地点，不会中文没法沟通。黄璐一路找，好容易找到了一户人家的屋子，婆婆还只会说闽南语，不会说普通话。“她的经纪人都劝她说，别拍了，放弃吧。团队里有人流露不满、烦躁，她从没有一个字的怨言。”David对她充满感激。
化妆、服装，自己出。大年三十的晚上，路上连车都打不到。在新北市野柳的一个景区，台风大作，海岸线封闭，拉起了警戒线。玲希望上岛寻找陈明所说“怪物”的那个镜头，是大家把警戒线一拉，偷偷进去拍的。拍完之后，摄影师的镜头掉到了海里，赶紧捞起来，吹一吹继续用。
整部电影用5DmarkII拍摄，电影学院的老师说完全看不出来。玲在黑暗中穿过山洞，是用iPhone手机打的光，“效果很美。”
不过，囿于导演和团队的局限，这些片子都在结构、情节、细节上存在各样的问题，表演也并非无可指摘。对这些，黄璐都认，但“也没啥大不了”。
Jordan觉得，选本子也好，拍摄也罢，做后期，去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黄璐从头到尾都极为享受拍电影的过程。不因为片子在国内出路少便“悲情”，也没有多么深重的使命感。
“我和这些年轻导演一起成长，更会觉得，像是好朋友在游戏。他们很多拍得很慢，不会催我。至少我不用担心拍不好，我们彼此有信任。”
审美，也是自然的，个色的。“能不能眼皮不要这么双？”采访前，她对着镜子向化妆师提出要求。
我想起她在微博上贴过的少年证件照和与父母的合影。那时她眼睛透亮，笑容明媚。
“那个好像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是吧，但我更喜欢现在的我。那时的眼神要空一些。你说让我回到十几岁，我反而不愿意。”黄璐说。“人的容貌会发生变化。你的性格，你的气场，也会决定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某种命运。”
底子清秀，稍微带点妆便线条分明。宣传硬照和红毯上的黄璐腾挪自如，眉眼都是风情。
镜头之下，罩在藕荷色宽大西装里的她身体松散。说起话来像含着绵糖，笑起来分贝一下高了几度，“他们不是说我像傅园慧嘛。”川地人的奔放随性立马弥漫在谈话的茶室里。
不管是镜头里的时尚版黄璐，或是私下可乐版的黄璐，任谁也很难把她和舞台上蓬头素面的李红琴对上。
除了流量明星和老戏骨，《演员的诞生》里还有一拨“演技在身却名头不响”的。黄璐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游弋在国外的制作团队间，她成了内地影视界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名声、地位、流量，都非必需品。黄璐对这些东西的所求不多，和国内影视圈与观众对她的缺乏认知，形成了某种同步的迟滞。
如同大学时演过的同名话剧，黄璐“晃晃悠悠”到了今天，处处随遇而安。和对电影的投入相比，她更看重生活的质感和浓度。因为，“生活本身便是一部最好的电影。”
直觉
新片《郊区的鸟》刚在杭州杀青。编剧兼导演仇晟说，选黄璐做女主角，不是因为她有多靠近原定的角色，而是她本人可以“独立成章”。
片子里，李淳饰演的夏昊是个测绘员，因为一次地面沉降事故，他带着调查组进驻某小区。城市的改造与嬗变推动他回到充满动感而又揪心的童年。调查中认识的美发店老板娘燕子，乖张任性又温柔，仿佛小学同学婷和“狐狸”的合体。他不可救药地爱上她，却无法把握燕子的性情。两人终究分开。
有一场戏，燕子醉酒之后，夏昊去接她，蹲下给她系鞋带。一个滑板少女正巧经过，停下来帮忙扶着燕子。
“这里我让黄璐唱一首英文歌，《little trouble girl》。原先设定的是，这首歌唱的是你自己，心里边还是一个女孩，把自己的任性全都唱出来。”
出乎大家预料，黄璐唱着唱着，对着滑板女孩唱起来。给仇晟的感觉，“我知道你，我了解你，你跟我是一样的人，都是little trouble girl。”
有的导演希望演员非常准确地到达一个预设的动作、情景、表达，但仇晟和娄烨显然都不是这一类。拍《推拿》时，黄璐和黄轩在“钟点房”里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昏天暗地，不知何时导演喊cut。“好像没有在工作，然后就已经工作完了。”无章可循，便也乐得去探索自我的边界。
她演过的洗头妹、夜店女，多到数不过来。在南京拍《推拿》时，那条大纱帽巷就是现实中的“艳粉街”；在重庆拍《中国姑娘》，邻居以为他们在拍色情电影，直接投诉。“体验生活”是有的，但演员惯常的职业贴近在她身上不适用。
是不是仔细观察小姐的衣着、步态，和客人的推搡、打闹，口音、表情、职业习惯，全都要惟妙惟肖？黄璐说一开始见面是有意识地去看。熟悉以后，便更关注人物的感情。“说到底，都是人。”
而灵光一现的基础在于，她已然置身于那个角色。
荷兰导演David Verbeek拍摄的《云的模样》，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故事，大量内心戏，氛围迷幻、游离，还带点软科幻色彩。很多观众没有耐心看完，揣摩创作者藏在特写镜头和闪烁光线之下的意图。黄璐却喜欢片子的意境。
讲的是台湾姑娘玲在台北打拼，母亲忽然双眼失明，她不得不撇下工作照顾母亲。母亲告诉她自己虽然瞎，“却有某种能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她只觉得母亲神叨叨，迷信罢了。好友陈明曾在益生菌行业，后来厌倦，投身到古生物学研究，绘制一些他直觉可能存在的特别生物——比如六脚长毛兽。从母亲常常能“看见”玲在家，到家附近鹦鹉的筑巢似乎“预兆”母亲的跌倒，女人越来越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也许现代医学已无法医治的母亲可以求得转机？甚至自己渐渐麻木无望的生活也能因此被点亮……
有场戏是他们在陈明住的酒店里并肩而坐。明明已经渐生情愫，男人的怯懦却让两人关系很难往前。陈明打开电脑，给玲讲解另一颗可能像地球一样存在生命的星球。
好不容易“科普”完，男人开口，仿佛要打破什么：“做健康益生菌久了，真的想要有新的什么别的事情刺激我。”继而无语。
僵局只好由女人来打破：“那个星球，离我们很远吗？”
“坐太空梭可能要2200万年，约等于600光年，才能到达。”
又是几秒的尴尬。玲再一次看着一直回避她眼神的陈明，忽然把手掌放在对方的头上，问，“你有感受到什么吗？”
“……感觉到你的手在我头上啦。”紧张而失措的男人不知如何作答。
“有没有感受到，没那么寂寞？”玲淡笑着问。
两人好像自在了一点——尽管最后也只是止步于此，很快互道晚安。
拍这部电影，每天的剧本都是David头一晚匆匆写就，只有大纲，台词多靠演员的现场发挥。“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是这部戏的编剧。”
在他看来，黄璐是靠直觉驱动的演员。片中一对都市人暧昧而又凝滞的关系里，玲显然更加勇敢。那一个动作，既是种对对方的了解，也是對双方化学作用的一个测试，或者刺激。“她真的懂得这部电影。”David说。
模糊
艺术片里的角色多半在道德感上处于模糊地带。
“一个不是很有良心的女人呵。”制片人鲸书笑着谈到《郊区的鸟》里的燕子。
仇晟认为，夏昊在两人相处里投入了强烈的童年追忆和眷恋，燕子无法进入，也本能地抗拒。
黄璐理解的燕子向往自由，当对方一再要塑造她，她当然要逃开、飞走，就像她的名字。“燕子是特别随心所欲的人，某种程度来说，她不太负责任，不喜欢就离开。但我去演这个人物，我会让观众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反而会对她有某种同情。” 在美国人Jordan Schiele导演的《三伏天》里，黄璐扮演长沙夜店女子璐璐，发现几个月大的儿子被丈夫白龙卖给了上海的一个中产医生家庭，她让恋上白龙的同志舞者Sunny带着她去上海寻子。
婴儿哭起来惹人烦，做夜店舞女漂泊不定，让璐璐一度有过“不要这个孩子”的念头，到上海见到医生家庭的富足和女主人的善良，她再次动念：孩子托付她家兴许能有更好的未来？
这样的情节，差点导致影片没有过审——母亲怎么可以不要孩子？
得过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的《中国姑娘》里，女主人公李梅的命运更加跌宕：不安分的小镇姑娘失身后到城市打工，“沦落”为按摩女又爱上黑道杀手。杀手死后，李梅带着他的钱和两人的梦想来到英国。和英国老头成婚，又和印度餐馆老板好上，依然貌合神离。李梅只能怀着他的孩子继续漂泊。
对这样一个“一步步被推着走”、却又始终依附男性的女子，黄璐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出国以后）太作，有点自作自受。”但她知道这是导演郭小橹要表现的，“那就是她眼中的爱吧”，有肉欲，也有说不清楚的生存本能。
算上《中国姑娘》、《三伏天》，还有近年拍摄的《一只黄鸟》、《坠落》、《两个世界》等，黄璐演的角色绝大多数是在异乡或底层挣扎的中国女性，因为生活的困顿、爱情的求而不得，遁入无望。
为何独立电影、特别是此类角色都爱找上黄璐？三四位与她合作过的导演，給出了简单明了的回答：像新移民和女性自我寻找的题材，的确很受电影节和影展青睐，不排除有导演为此拍摄的倾向。而艺术片里亚裔或者中国演员的选择，并不多。
“独立电影喜欢用素人，很多素人拍过一部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仇晟说。还有一些演员，前后都拍商业片，中途卡出来拍一部文艺片。但说到常拍这类独立电影，有一定演技，不在乎形象……这样的演员，基本上在内地掰着指头能数得出来。
游戏
黄璐从来没想过要被框在“艺术片”的筐里，她拍过两三部喜剧，最新的《血十三》里演女警，首尝类型片。与独立电影、艺术片的粘着，是必然，也是机缘巧合。
初中时，黄璐在《看电影》杂志读到对侯孝贤《好男好女》的介绍，懵懂而新鲜，便一条街一条街地搜刮音像店，居然真的找到了光碟。“看也看不明白。就是感兴趣。”看到娄烨的《苏州河》，觉得真好，做梦也没料到日后会合作。
参演艺术家杨福东执导的《竹林七贤》时，她在上海海洋馆潜到五米深处和鲨鱼一起游了好些天。不能带氧气瓶，拍一条休息一下，再潜下去，7小时后上岸，人虚脱到快“晕岸”。她至今也不太明白，过来考察的导演李杨，怎么就选中了自己演《盲山》。
后来一切便像连锁反应般自然发生。《盲山》入围戛纳，她在party上认识了斯里兰卡导演Vimukahti Jayasundara，获邀出演他执导的《两个世界之间》；拍 Jordan的短片《十年后》感觉不错，等他要执导处女长片《三伏天》自然想到了她；同在那个短篇摄制组的台湾人谢骏毅拍《对面的女孩杀过来》，需要一个演大陆“恰北北”的女孩，黄璐又成当然人选；荷兰导演David在台湾待过，想拍一部反映都市寂寥感的《云的模样》，看过黄璐的《盲山》颇为欣赏……
她也不是一门心思要扎到海外的团队里。但一来二去，兜兜转转，好像做独立电影的就是这些面孔。
本来每年的引进片份额便有限，八九成都给了卡司强劲的票房大片。作者风格的实验性，影片的情节和人物描绘的晦涩或不够可爱，黄璐在内地的低知名度，都会导致国内投资人对选片定角的谨慎和票房的担忧：“有些合拍片，国外的导演想用我，但一旦有中国的投资方介入，我肯定就会是被pass掉的那个。”
10年，将近三十部电影，进院线和能在网络平台看到的，不到三分之一。她当然失落过，但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和独立电影拍摄当中的窘迫。
拍《云的模样》时，拍摄条件和当时风雨交加的天气一样严酷。导演手头预算少得可怜，一个制片人中途走人，还拒不提供重要外景的信息和联络方式。
黄璐干起了制片的活儿。宜兰的外景地，导演只能大概记得地点，不会中文没法沟通。黄璐一路找，好容易找到了一户人家的屋子，婆婆还只会说闽南语，不会说普通话。“她的经纪人都劝她说，别拍了，放弃吧。团队里有人流露不满、烦躁，她从没有一个字的怨言。”David对她充满感激。
化妆、服装，自己出。大年三十的晚上，路上连车都打不到。在新北市野柳的一个景区，台风大作，海岸线封闭，拉起了警戒线。玲希望上岛寻找陈明所说“怪物”的那个镜头，是大家把警戒线一拉，偷偷进去拍的。拍完之后，摄影师的镜头掉到了海里，赶紧捞起来，吹一吹继续用。
整部电影用5DmarkII拍摄，电影学院的老师说完全看不出来。玲在黑暗中穿过山洞，是用iPhone手机打的光，“效果很美。”
不过，囿于导演和团队的局限，这些片子都在结构、情节、细节上存在各样的问题，表演也并非无可指摘。对这些，黄璐都认，但“也没啥大不了”。
Jordan觉得，选本子也好，拍摄也罢，做后期，去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黄璐从头到尾都极为享受拍电影的过程。不因为片子在国内出路少便“悲情”，也没有多么深重的使命感。
“我和这些年轻导演一起成长，更会觉得，像是好朋友在游戏。他们很多拍得很慢，不会催我。至少我不用担心拍不好，我们彼此有信任。”
审美，也是自然的，个色的。“能不能眼皮不要这么双？”采访前，她对着镜子向化妆师提出要求。
我想起她在微博上贴过的少年证件照和与父母的合影。那时她眼睛透亮，笑容明媚。
“那个好像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是吧，但我更喜欢现在的我。那时的眼神要空一些。你说让我回到十几岁，我反而不愿意。”黄璐说。“人的容貌会发生变化。你的性格，你的气场，也会决定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某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