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国国内的对华共识，已毫不掩饰地向冷战式的遏制与对抗快速滑落。特朗普癫狂式的执政风格虽然对这一趋势起到了加速作用，但归根到底，是中美两个大国走到了角色深刻转型、规则破中求立、力量态势生变、战略认知起伏的重要时期。从美国的角度看，对华采取战争手段显然是最差的选择，因为它或许能停滞中国的民族复兴，但代价也必然巨大，甚至导致美国失去维系70多年的霸权优势。在思考如何以相对小的代价阻挠中国的崛起时，制衡策略成为重要考量。
　　太平洋的确很大，大到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大国真正在这一区域内操控均势。19世纪之前，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主要局限于亚欧大陆东侧，即便彼时的日本，其战略也基本上是“由海向陆”的跟随或侵略。直到日本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后，在军国主义野心驱动下，试图独霸西太平洋及太平洋中部。最终，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依托强大军力扭转局势。
　　此后，美国的太平洋优势地位如日中天，寻求均势对其而言可谓一种“谦卑的妥协”。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拉拢中国制衡苏联，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局部的大三角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寻求适度战略收缩，“离岸平衡”的观点一度兴起，核心是要美国从地区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摆脱“世界警长”的负担，借助必要的武力威慑、同盟合作和外交手段，对其他大国进行力量平衡。这一策略之所以对中国未能奏效，在于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令美国始料不及。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让美国原本设想的“二元划分”变得模糊，不仅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积极开展全面合作，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从对华合作中获得重要收益，这无疑淡化了制衡中国的力量基础和战略共识。
　　中国并不以硬核“恐怖军力”立身。中国最让美国担忧的，是在制度学习和创新方面的活力。而在全球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美国的上一个对手苏联。“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都是中国从体系中学习、在体系中改革的范例成果，无论美国如何对其污名化，都无法阻止更多国家的期待与参与，这也表明中国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已掌握一定话语权，甚至正在掌握局部规则的制定权，这给美国试图以最小成本维持战后体系运行的初衷带来不小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顾虑下，美国的印太战略开始浮现。从本质上讲，印太战略是一个更大地缘范围的平衡战略，是在“重返亚洲”流于形式后的另一场赌博。它在与日、澳两大盟国支柱的基础上，引入印度这股新势力，构建海陆两翼围堵中国的新布局。美国决策高层不会接受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异己”与自己平起平坐，至少在当前依然保持对华总体优势的时候。不过，即便美日印澳四国结成了反华阵线，该地区许多国家并不会轻易选择阵营，东南亚国家就对成为美国的反华马前卒极为警惕。亚洲国家大多对西方列强的各种手腕怀有戒心，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主义的政策取向，也促成不少国家选择与中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失去了西太平洋地区广大国家的支持，美国的反华战略就很难找到对中国周边安全谋略布局进行渗透瓦解的突破口。
　　要想策动更多亚太国家加入美国对中国的制衡，美国必须能够替代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以共同发展为特点的公共产品，而不是“美国优先”式的索取。全面对抗色彩的制衡也意味着亚太国家要明确地选边站队，形成相对固化的战略同盟，而这对于那些通过大国平衡外交赢得收益的国家是很难做出的抉择。中国并不想在西太平洋地区走上大国军事对抗的老路，但美国执意用零和游戏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将瓦解中国的竞争力作为解决双方矛盾分歧的根本方式，这种思维才最有可能将中美推入“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