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需要保留资本流动控制，特别是在我国对外有这么大的不平衡的贸易基础上。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已经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于此际，就次贷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安全这一主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创新与风险监管并举
　　
　　《南风窗》：我们可以从次贷危机中学习什么?
　　樊纲：首先是次贷危机确实表现出了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的风险。任何一种金融创新实际上都在创造一些新的风险，这应该是常识。但是过去这些年，大家过分强调了创新的好处、创新的收益而忽视了风险的管理，忽视了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因为次贷本身做的就是风险很大的一个人群，做的就是风险很大的一个市场，它是很精巧的一个金融工具和产品，是一个风险分散、扩大市场的设计，即使是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仍然会有很多风险。这是为过去这些年所忽视的。这些年市场上形成了一种心态，谁创新谁敢冒风险谁就是金融英雄，谁说要谨慎一点、谁要是谈风险谁就是老土。说风险就好像不是在进行金融操作，金融操作好像就应该积极进取。
　　这一次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危机当中就推出了长达200多页的美国金融监管系统整改计划，7国集团开始联手防范金融风险。这已经是一个事后的反应了，反过来反映了他们过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创新。但不成熟的市场在全世界金融市场背景下恐怕风险就更大一些，我们就更应该重视风险的监管问题，防范风险。要打破那种只有谈创新才是发展金融的心态，发展监管、发展风险管理机制，一样是发展金融。金融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是两个东西的同时发展：一个是创新的发展，一个是金融监管风险控制的发展，相辅相成两方面，这是金融的本质。我们谈金融产品，谈资本组合理论，从来都是谈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收益，一个是风险。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南风窗》：中国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樊纲：我们不光要学金融创新，同时要学人家是怎么进行风险控制的，学怎么金融监管的，西方人在历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各种监管制度仍然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他们前一阶段是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忽视了监管。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
　　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国出现了问题，我们确实也要看到他们体制的长处，反过来看到我们体制的弊病。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我没有同意你搞的你都不能搞，而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没有不同意你搞的你都能搞，这样就有创新了，创新在前，监管在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了创新，加强监管。什么都得我批准了你才能搞，就扼杀了创新。这样确实防范了很多风险，但是监管者不是创新者，监管者需要在市场创新后面跟上，不能抹杀创新的可能性。我们是后来者，可以借鉴人家的经验，学习人家的监管和制度，也得学习市场制度创新的基本精神，在创新中发展监管。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易导致美元泛滥
　　
　　《南风窗》：美元在次贷中的表现有什么启示?
　　樊纲：这次危机暴露出全球货币体系的缺点。大家看到的是美国次贷的风险转移给了全世界，这个本源不是资本全球化了，更深一层说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从美元1944年布雷顿体系到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即尼克松震荡，到后来美元跟一系列货币的贬值，石油价格的上涨等等，这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元因素。美元因素的原因在于，美国这一国家发的是全球性的货币，它自己感到的风险就小，往往自己感觉还不错，自身的资本市场感觉也不错，因为把风险分散出去了，世界在相当长时间内也觉得没有大的风险，尽管这风险在积累。结果美国就会继续财政赤字，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搞各种创新，实施低利率政策。要是我们这样自己发货币只能在本国用的国家，早就感觉到风险了，国内要是货币发多了，马上就感觉到通货膨胀了。美国则是相当长时间内隐蔽起来，对世界来讲却逐步扩散。这就会形成美国问题要么不发生，一发生就是大问题，而且受影响的面总是非常广。IT泡沫，这次的次贷都是。
　　这是全球化本身的缺陷，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被用来当国际储备货币，就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客观上会让美国容易有败德问题。什么是败德?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买车险，买了之后就会不在意保护车了，因为成本摊到大家头上了，自觉不自觉地毁这车。这就是所谓的败德问题。美国的经济学家自己也在分析风险，但也许是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一些败德的事，因为风险被分摊。因为有这个制度，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这样做。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其实是被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的制度所腐蚀掉了，因为这样的制度会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发出太多的货币。关于房贷，美国一些人前两年曾振振有词地说，美国的消费者为什么不积累不储蓄还老能消费呢，因为房价在上涨，从房价里还能提出钱来(Refinancing可以从里面提出钱来消费)，说这不是泡沫，可现在泡沫显现了。是货币制度客观上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全世界做了坏事。
　　
　　次贷对中国出口影响可能有限
　　
　　《南风窗》：美国有企业认为，次贷危机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
　　樊纲：美国人自己在国内感觉不到，我们需要看到美国经济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了，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这个危机在某些部门，象金融部门和房地产部门，某些消费部门可能影响大一些。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已经全球化了，影响可能就不明显。
　　这次事件还反映出，全球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的确是大大下降了。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点，除了“金砖四国”以外，整个东南亚很好，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不再拼命追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了，它们推进了很多项改革，他们的外汇状况、财政状况很好，消费和投资都在增长。日本韩国受到冲击也有限，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不错，油价上涨，增长很好。欧洲这次虽然有些公司受冲击很大，但主要是这一部分公司过于学美国，过于美国化，多数欧洲公司还是有谨慎的传统。而且，欧元区形成以后，他们之间80％的贸易是用欧元结算的。不是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国家都会受美国次贷危机很大的冲击。
　　对中国来讲，看起来对美国的出口在下降，甚至零增长，但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现在只占中国外贸出口的15％了，不像以前的30％以上。尽管需考虑到间接影响，但比重也不会太高。我们现在说对美出口下降了，有多少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现在还不知道。现在的出口下降我认为还主要是我们过去几年政策作用的结果，如人民币升值、 出口退税调整。美国人说我们是进口的软着陆，现在的软着陆是过去几年政策的结果。
　　
　　需要预防国际资本冲击
　　
　　《南风窗》：您说中国现在已经软着陆了?
　　樊纲：中国是在软着陆的过程中。今年也许面对的是更大的流动性过剩，更多的资金在进来。政策当局在用货币政策对冲流动性过剩，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政策，它能够抵消一部分国际流动性的增长。一季度我们外汇储备又增长了，因为美元在贬值、利率在下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更大。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当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不太稳定的时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资金没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还要投资，投新兴市场国家。今年资金流入还会增加。
　　《南风窗》：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被打破的时候，国际资本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樊纲：资金的流向永远是会有变化的，永远会出现波动。一切政策都是想把它平稳下来。流入的时候不要太多，流出的时候也不要太猛，小幅波动。一个企业，产业和一个国家最好都是这样，小幅波动，比较平稳地实现持续增长。
　　当然现在已经要开始防逆转的情况了。现在之所以不应该大幅度升值，是因为万一大幅度升值，再需要大幅度贬值呢?最好平稳逐步地调整，以避免大波大动。
　　《南风窗》：我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出?
　　樊纲：各个部门采取了措施，至少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味地鼓励资本流入。监管部门也在管理。过去是完全非对称的流动，进来的就欢迎，出去的要严管。出去也在逐步鼓励，鼓励出去实际是减少净流入。所以说防逆转不是说没有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是说市场的力量确实比较大，市场的预期比较强。每个居民从国外的账户上提出1000美元汇进来，经常账户就会很多钱进来。这就不是我们能够采取措施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准备有大的流出流入怎么办。中国还是有资本管制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像10年前东南亚国家一样开放资本账户，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盲目地搞资本项下的开放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这是符合我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做法。这个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吸取的。在那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不到各国宣扬越开放越好了。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需要保留资本流动控制，特别是在我国对外有这么大的不平衡的贸易基础上。只要保留资本流动控制，大规模的流出就不太可能，至少不会像当年索罗斯那样，一夜之间卷走几千亿。
　　
　　资本账户开放需稳健
　　
　　《南风窗》：资本项下的管制是我们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
　　樊纲：这是一个屏障。这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阶段需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还比较脆弱，经济体也还小。对发达国家几千亿资本不算什么，对发展中国家几千亿资本的流出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要比东南亚好一些，但是几千亿资金的大规模流动，仍然会是个震动。如何稳健地逐步地开放资本账户也是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措施。正是看到了金融风险的存在，才需要管制，要更多地致力于国内监管体制的建立，防范风险制度的建立，把国内的基本的不平衡的问题解决好，才能更好地利用金融全球化。
　　还有一点，我们的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规则也需逐步地改变，现在我们多数鼓励的还是直接投资，还是经常项目下的投资，资本市场的投资还是有所控制，逐步开放，通过QFII等，也是防范风险措施。流动性强的资本控制逐步放开，需要一个过程，流动性慢的那些资本需要加快，比如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至于我们对国外金融市场的投资，也是属于流动性快的投资，可能也要适当地慢一些。需要视风险的大小来制定不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