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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古巴裔美国人，Larry Cat Backer教授一直对社会主义体制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前他曾经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做过研究。正是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中国政治体系的独特性。他认为，在诸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如果要想充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必须首先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很多欧美学者单凭他们自身的西方意识形态去理解中国政治。所以他决定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视角，通过接触大量来自中国的信息获得全视野，结合中国内外的观点去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作为对外国学者的专题报道，我采访了Larry Catá Backer教授。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
赵忆宁：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您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与我们有着不同政治背景以及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您审视这三个结论的视角以及如何评论将非常有价值。您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如何评价？
Larry Cat Backer：有些西方学者对胡锦涛所提出的三个“中国特色”保持怀疑的态度，我对他们的质疑表示非常遗憾。我认为，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胡锦涛所提出的三个“中国特色”其实是在表达一个经常被西方人忽略了的事实。这三个“中国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述了中国在近一百多年内为了摆脱自身传统社会的束缚与结束国际上受到屈辱所做出的努力。邓小平先生曾经明睿地评论中国的近现代史：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在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 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走着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这个道路的起点是建立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之上，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个体制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而胡锦涛所表达的中国特色体制正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体。邓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也提出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
从很多方面上来讲，中国特色体制是相当成功的。冷战以后，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却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来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的本质，也就是将科学发展观与事实捆绑起来，不断提醒自己合理创新的重要性。这标志着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国在尝试建造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与理念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独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可以独立责令其事务，发扬自己的普世原则，并根据自身情况将普世原则与现实结合起来，服务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中国特色体系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中国的制度完善与意识形态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必须思考如何在已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与发展，而不是重新推翻或解构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新中国历史道路。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宪政意义
赵忆宁：西方学者们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往往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制度内外所发挥的作用。我的问题是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宪政意义？
Larry Cat Backer：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与一党长期执政表示担忧。他们的担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西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于支持一种精确的结构形式。简单来讲，这种西方政治结构体系就像是一台机器，把政治意识形态像润滑油一样注入国家机器中，以确保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部件都能顺利平稳地运转。很多人简单地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去理解中国的政治系统，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西方式的政党来看，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中国。我认为，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不应该被传统的西方意识形态所绑架。
我认为，中国的宪法秩序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人民主权权力的分配，其中党的领导驾驭于国家行政机构。对于那些坚持西式宪政框架的人来说，中国模式是对传统宪政系统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宪法理论一贯质疑那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党政府的宪政化，认定一党政府违背宪政理念。我认为，那些针对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框架下起到了主导政府机构的作用，代表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基本秩序；同时，中国共产党被限制在宪政规范基础上，这个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等思想谱系之上。因此，中国的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既独特又合法的宪政体系。
赵忆宁：您所阐明的中国式国家与政党结合制度的宪政法制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您如何具体阐释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Larry Cat Backer：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的阐述者与维护者，中国的宪法秩序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维护自身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维护中国的宪法。与西方宪政体制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不可以从属于宪法之下，也就是说，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维护巩固的和谐平衡关系。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西方式的政党，而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先锋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履行其作为国家政治权力机关的宪制角色，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导引，避免个人崇拜便可以保持其长期的执政合法性。 赵忆宁：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呢？
Larry Cat Backer：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中可以发挥其先锋党的作用，将其正式的任务限定在根据国家与人民的需要与科学发展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将这些意识形态应用到国家政府机构上。就如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框架下需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同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与指导作用，指明国家政策的大方向以及确保国家机关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同时，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在宪政规范基础上的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再一次引用邓小平先生说过的话：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
我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强大的权力伴随着更大的责任”（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即作为先锋党与执政党，假如中国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坚持原则并且有效监督自己，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必会动摇。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宏伟的理论思想体系，其未来的伟大任务就是确保全体干部严格遵守制度原则和意识形态，并反映在党的自身机构与干部的日常工作上，党在这方面应作为传播这些价值观和做法的典范。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不好，或者没有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失去其领导地位和政治意识形态。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很好地反映在习近平最近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优势中。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统一战线各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各方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民主党派与先锋党的宪政关系，其中共产党作为先锋党拥有宪政框架下的执政权。
最后，我必须阐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合法性”这个问题是所有宪政体制的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稳定宪政体制固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上坚持改革，坚持建设法治社会，整合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的合法性就不会动摇。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宪政思想基础
赵忆宁：我想请教关于一个与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早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单向度的，但是改革开放后出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思潮，意识形态变得多元化。但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依旧是社会主义的，我想问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否可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
Larry Cat Backer：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与发展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变化看作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几个独立的阶段。首先，关于改革开放前后的意识形态转变，我们应该回忆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说过的一句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不仅把经济发展视为传统共产主义理念的演化，同时也把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好地连接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提倡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同样可以理解为邓小平理论的延伸与发展。一个固步自封的社会不会繁荣，同样，僵化的意识形态无法适应新的现实。“意识形态”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开放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传统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坟墓。政治理念的演变并不是否定过去，对传统的尊重不是意味着反对发展，意识形态不能没有基础，但必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否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我在200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三个代表”提供了深刻的宪政思想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的宪法框架内的中心地位。此外，“三个代表”也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法治基础理念，确立了国家机构与个人之间的正确关系。很显然，“三个代表”可以从原则上提供一个以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宪政法治系统。它需要伴随和谐社会的原则以更清楚明确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目的是确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社会契约，只有通过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特征才可以充分体现。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大幅增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快速地将自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执政先锋党。但中国共产党距离充分履行其社会契约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提供良好的领导阶层，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中国创新了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赵忆宁：中国的国家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构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障碍使得西方对此问题难以理解？
Larry Cat Backer：“中国制度”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其特有的条件而“定身制作”的，其虽出众而不反常，因为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国家自身条件发展起来的。就像美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联邦制度，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两百余年过程中，中美两国都以开拓者的身份寻求着适合自己的政治系统。 赵忆宁：您怎么看“中国制度”的独特性？
Larry Cat Backer：我们不应该把思维方式限制在严格的政治制度分类上，就像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多种形式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种模式。同样，在党与国家的问题上，我也不赞成用死板的方式去看待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特色制度理所当然要伴随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系统，因此，中国的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既独特又合法的宪政体系，即一个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宪政体制。中国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其独特性，也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机器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相结合；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成败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并且确保有效地规范管理党员和国家官员的行为。因此，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应确保其政治意识形态下规章制度的公平施行，维持规章制度的一致性、规范性、明确性。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但仍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去体现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新的宪政模式，这个新宪政系统从结构上来讲虽然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宪法制度，但是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通用的宪政秩序（尊重权利，权力制度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规则系统），这些宪政秩序的发展是一个走向成熟体制的标记，特别适用于中国。随着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其政治系统也应该反映这些变化，并避免僵硬的历史主义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秩序的建设，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本质。
科学发展观念是崇高的意识形态
赵忆宁：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们是观念的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Larry Cat Backer：我的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最初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而发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而言，我同样认为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的政治制度是合法合宪的。但是，我并不赞成把“科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当成两个互不相交的概念来看。事实上，中国特色体制思想观念结合了务实的科学发展观与崇高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也对理论体系的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他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事实和政策，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强调必须从事实出发，讲道理，但事实本身总是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层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事实讲实话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如何通过事实去推进和谐社会的原则。此外，必须同样要求科学的管理与监督，将党员干部们塑造成人民的榜样。在此我再一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有别于西方制度，也同样需要与传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中国不仅需要避免西方制度中过度强调的个人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要预防旧苏维埃社会主义中的国际沙文主义。
中共与宪法形成互相维护的关系
赵忆宁：中国共产党也在不同时期与阶段反反复复进行了“党政分开原则”的实验。您如何看待“党政分开”这个问题？
Larry Cat Backer：对于中国而言，“党政分开”是个复杂并且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来讲，自邓小平时代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但另一方面，邓小平自己也意识到了党政分开的局限性。在现实中，“政治性工作”与“行政性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项工作是难以明确分开的。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工作必须涉及到确保其政治原则的有效应用，但是要想履行这项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必须去关注具体政策的实施细节，而实施细则却又属于政府官员的行政性工作，这就产生了政治性工作与行政性的必然重叠。规范党与政府的权力职责固然重要，但这不意味着必须把政府与党组织完全分开。我之前已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的仓库，政府则进行行政管理。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我反对施行严格的党政分离模式，因为一个有效的政权必须能够正确地协调国家的行政和政治生活。
赵忆宁：有的人提出，“党服从于国家”这个颇有争议性的议题。您怎么看？
Larry Cat Backer：很多人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西方多党制中的政治党派来看，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其他西方政党一样从属于国家制度之下，并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接受从属于国家制度的角色，那将完全推翻中国现有的基本政治秩序，这种变化不单会把共产党的政治身份下降到统一战线缔约各方之一的水平，产生巨大权力空洞，同时也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其作为执政先锋党的核心任务，使中国失去政治意识形态中心。毫无疑问，如此剧烈的变化不仅会带来动荡，更破坏了中国多年来制度建设成果，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这样做只会把中国的政治时钟拨回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而是以中国唯一执政党身份存在。所谓执政党，其任务即是维护其宪法框架下的国家制度，并且在已有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加以改革。请记住，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改革的目的是强化而不是削弱国家制度与政治秩序。
合法的民主制度并非要效仿西方的民主
赵忆宁：关于民主的讨论在中国方兴未艾。您对“真正的民主”有过描述，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
Larry Cat Backer：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首先澄清“民主”的概念：首先，我不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再者，合法的民主制度不一定非得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虽然需要遵循通用的价值观，但通用的价值观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背景因情而用。
那么，在此前提下，我回答你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全民意志的先锋党，其党内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利用的宪政原理扩大了人民们通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而能发挥的政治权利。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习近平先生在他今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的文章中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其实质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现党员人人平等， 并且共同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党章 和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使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和健康宽松的氛围，倡导党员讲真话、 反映真实情况，要求领导干部倾听真话、了解真实情况，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形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除了“党内民主”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概念，那就是“民主集中制”。就像习近平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这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不同，民主集中制更加类似于社团民主系统，也就是结合了内部的活跃讨论与外部的统一团结。“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对于中国现有的制度而言，要有效实现民主集中制就必须首先推进党内民主的建设，为组织内的民主讨论制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民主讨论”并不是毫无秩序的自由讨论，而是一个根据宪章原则被规范化讨论制度，那就是，依照党章确保党员的平等，通过党章保证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并严格依据党章去监督处罚任何违章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充分反映了宪政制度的原理。
赵忆宁：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化的演变进程？
Larry Cat Backer：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党、人民、政府、与国家：论中国国党结合法治制度的宪法价值观与合法性》（Par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tate： 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Party Rule of Law System）的文章，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与现状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中国已有的政治秩序基础上寻找一个更加精炼规范的制度化路线。制度化就意味着用法治理念去管理并限制个人的权利主张，法治理念同样也赋予集体管理体制应有的权威，而集体管理体制也同样赋予了公民们的民主政治空间，这个民主政治空间的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既是一个自治的团体，也是一个在中国宪政框架下运作的团体，这个团体可以通过建立在党内民主之上的民主集中制度去实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与国家代理的双重角色。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更正确地理解为是一个代表全民的先锋党；与旧苏维埃时期的先锋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试图推翻已有制度的革命政党，而是一个用来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的执政先锋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用自己手中的公民政治权在党内民主的框架内依照党章去管理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又以先锋党的身份，依照宪法框架去部署法治社会价值观；也就是说，中国的法治是包含在党的架构内的。
赵忆宁：您认为，目前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建设道路？
Larry Cat Backer：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一个能让中国人民感到自己被充分代表并且受到公平对待的民主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虽然民主制度的正式结构可以因国家而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来讲，一个理想的民主就是一个被人民认可的民主制度。假如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比喻成登山，理想的民主制度位于山顶，但是登山的路却有很多条。中国目前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走着自己的民主建设道路，我也认为中国目前走的这条道路总的来说是符合中国现状的。
然而，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成功与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持续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且有效地与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就像胡锦涛所强调的，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在实践、贵在落实。所以说，阐述正确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简单地要求干部群众背诵正确的政治理论是不够的；如果人民看不到党员们的正确的行动，感受不到党和政府的严格自律，那么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话套话。
赵忆宁：目前，“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是以个人的利益或者意志对抗党（和国家）的意志。您认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提高党员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Larry Cat Backer：腐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世界上一个所有制度都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政治思想路线有多么正确，无论体制系统有多么完善，腐败现象总是或多或少会出现。所以，腐败的必然性更加突出了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一个缺乏有效反腐机制的政权是一个无法长期维持的政权。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一直在努力建设一套强而有力的反腐败机制。
但是关于反腐机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反腐败系统本身不能成为一个腐败的系统。反腐机制的目的是通过打击腐败现象来维持政权的纯洁性与合法性，而不是通过反腐而影响到政权自身的稳定。换言之，反腐败工作可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警戒官员的清廉；另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官员之间互斗的工具。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尚可用反腐系统去治理，而反腐系统的腐败则难以控制。无论是个人腐败还是组织腐败，不管是贪污受贿还是滥用权力，这些腐败现象都是由不守规则而造成的。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归根究底，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社会环境，民众与官员们对法律缺乏尊重，对社会制度缺乏信任，那么再完善的反腐机制也难以改变人们对规则的漠视。
另外，在中国，很多外表看似腐败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实际的腐败，但对政府的公信力同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中国近几年来有不少官员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中国的媒体称呼这些官员为“裸官”。无论“裸官”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腐败”行径。他们对政府的公信力的损害是一样的。
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用公信力的法治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腐败问题。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作为一个以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中国应该首先推进党内法治建设，严格依据党章去保证党员的应有权力监督并处罚任何违章行为，确保党员对制度价值观的认可与尊重。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保卫者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阐述着，其自身法治建设是全中国走向一个法制规范社会的前提。
赵忆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作者：《21世纪经济导报》首席记者，本文写于2012年10月16日）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
赵忆宁：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您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与我们有着不同政治背景以及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您审视这三个结论的视角以及如何评论将非常有价值。您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如何评价？
Larry Cat Backer：有些西方学者对胡锦涛所提出的三个“中国特色”保持怀疑的态度，我对他们的质疑表示非常遗憾。我认为，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胡锦涛所提出的三个“中国特色”其实是在表达一个经常被西方人忽略了的事实。这三个“中国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述了中国在近一百多年内为了摆脱自身传统社会的束缚与结束国际上受到屈辱所做出的努力。邓小平先生曾经明睿地评论中国的近现代史：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在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 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走着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这个道路的起点是建立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之上，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个体制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而胡锦涛所表达的中国特色体制正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体。邓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也提出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
从很多方面上来讲，中国特色体制是相当成功的。冷战以后，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却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来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的本质，也就是将科学发展观与事实捆绑起来，不断提醒自己合理创新的重要性。这标志着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国在尝试建造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与理念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独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可以独立责令其事务，发扬自己的普世原则，并根据自身情况将普世原则与现实结合起来，服务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中国特色体系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中国的制度完善与意识形态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必须思考如何在已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与发展，而不是重新推翻或解构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新中国历史道路。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宪政意义
赵忆宁：西方学者们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往往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制度内外所发挥的作用。我的问题是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宪政意义？
Larry Cat Backer：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与一党长期执政表示担忧。他们的担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西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于支持一种精确的结构形式。简单来讲，这种西方政治结构体系就像是一台机器，把政治意识形态像润滑油一样注入国家机器中，以确保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部件都能顺利平稳地运转。很多人简单地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去理解中国的政治系统，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西方式的政党来看，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中国。我认为，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不应该被传统的西方意识形态所绑架。
我认为，中国的宪法秩序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人民主权权力的分配，其中党的领导驾驭于国家行政机构。对于那些坚持西式宪政框架的人来说，中国模式是对传统宪政系统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宪法理论一贯质疑那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党政府的宪政化，认定一党政府违背宪政理念。我认为，那些针对中国宪政制度建设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框架下起到了主导政府机构的作用，代表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基本秩序；同时，中国共产党被限制在宪政规范基础上，这个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等思想谱系之上。因此，中国的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既独特又合法的宪政体系。
赵忆宁：您所阐明的中国式国家与政党结合制度的宪政法制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您如何具体阐释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Larry Cat Backer：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的阐述者与维护者，中国的宪法秩序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维护自身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维护中国的宪法。与西方宪政体制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不可以从属于宪法之下，也就是说，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维护巩固的和谐平衡关系。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西方式的政党，而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先锋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履行其作为国家政治权力机关的宪制角色，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导引，避免个人崇拜便可以保持其长期的执政合法性。 赵忆宁：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呢？
Larry Cat Backer：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中可以发挥其先锋党的作用，将其正式的任务限定在根据国家与人民的需要与科学发展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将这些意识形态应用到国家政府机构上。就如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框架下需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同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与指导作用，指明国家政策的大方向以及确保国家机关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同时，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在宪政规范基础上的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再一次引用邓小平先生说过的话：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
我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强大的权力伴随着更大的责任”（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即作为先锋党与执政党，假如中国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坚持原则并且有效监督自己，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必会动摇。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宏伟的理论思想体系，其未来的伟大任务就是确保全体干部严格遵守制度原则和意识形态，并反映在党的自身机构与干部的日常工作上，党在这方面应作为传播这些价值观和做法的典范。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不好，或者没有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失去其领导地位和政治意识形态。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很好地反映在习近平最近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优势中。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统一战线各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各方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民主党派与先锋党的宪政关系，其中共产党作为先锋党拥有宪政框架下的执政权。
最后，我必须阐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合法性”这个问题是所有宪政体制的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稳定宪政体制固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上坚持改革，坚持建设法治社会，整合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的合法性就不会动摇。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宪政思想基础
赵忆宁：我想请教关于一个与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早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单向度的，但是改革开放后出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思潮，意识形态变得多元化。但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依旧是社会主义的，我想问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否可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
Larry Cat Backer：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与发展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变化看作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几个独立的阶段。首先，关于改革开放前后的意识形态转变，我们应该回忆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说过的一句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不仅把经济发展视为传统共产主义理念的演化，同时也把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好地连接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提倡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同样可以理解为邓小平理论的延伸与发展。一个固步自封的社会不会繁荣，同样，僵化的意识形态无法适应新的现实。“意识形态”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开放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传统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坟墓。政治理念的演变并不是否定过去，对传统的尊重不是意味着反对发展，意识形态不能没有基础，但必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否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我在200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三个代表”提供了深刻的宪政思想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的宪法框架内的中心地位。此外，“三个代表”也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法治基础理念，确立了国家机构与个人之间的正确关系。很显然，“三个代表”可以从原则上提供一个以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宪政法治系统。它需要伴随和谐社会的原则以更清楚明确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目的是确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社会契约，只有通过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特征才可以充分体现。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大幅增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快速地将自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执政先锋党。但中国共产党距离充分履行其社会契约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提供良好的领导阶层，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中国创新了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赵忆宁：中国的国家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构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障碍使得西方对此问题难以理解？
Larry Cat Backer：“中国制度”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其特有的条件而“定身制作”的，其虽出众而不反常，因为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国家自身条件发展起来的。就像美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联邦制度，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两百余年过程中，中美两国都以开拓者的身份寻求着适合自己的政治系统。 赵忆宁：您怎么看“中国制度”的独特性？
Larry Cat Backer：我们不应该把思维方式限制在严格的政治制度分类上，就像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多种形式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种模式。同样，在党与国家的问题上，我也不赞成用死板的方式去看待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特色制度理所当然要伴随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系统，因此，中国的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既独特又合法的宪政体系，即一个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宪政体制。中国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其独特性，也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机器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相结合；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成败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并且确保有效地规范管理党员和国家官员的行为。因此，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应确保其政治意识形态下规章制度的公平施行，维持规章制度的一致性、规范性、明确性。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但仍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去体现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新的宪政模式，这个新宪政系统从结构上来讲虽然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宪法制度，但是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通用的宪政秩序（尊重权利，权力制度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规则系统），这些宪政秩序的发展是一个走向成熟体制的标记，特别适用于中国。随着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其政治系统也应该反映这些变化，并避免僵硬的历史主义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秩序的建设，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本质。
科学发展观念是崇高的意识形态
赵忆宁：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们是观念的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Larry Cat Backer：我的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最初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而发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而言，我同样认为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的政治制度是合法合宪的。但是，我并不赞成把“科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当成两个互不相交的概念来看。事实上，中国特色体制思想观念结合了务实的科学发展观与崇高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也对理论体系的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他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事实和政策，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强调必须从事实出发，讲道理，但事实本身总是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层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事实讲实话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如何通过事实去推进和谐社会的原则。此外，必须同样要求科学的管理与监督，将党员干部们塑造成人民的榜样。在此我再一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有别于西方制度，也同样需要与传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中国不仅需要避免西方制度中过度强调的个人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要预防旧苏维埃社会主义中的国际沙文主义。
中共与宪法形成互相维护的关系
赵忆宁：中国共产党也在不同时期与阶段反反复复进行了“党政分开原则”的实验。您如何看待“党政分开”这个问题？
Larry Cat Backer：对于中国而言，“党政分开”是个复杂并且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来讲，自邓小平时代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但另一方面，邓小平自己也意识到了党政分开的局限性。在现实中，“政治性工作”与“行政性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项工作是难以明确分开的。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工作必须涉及到确保其政治原则的有效应用，但是要想履行这项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必须去关注具体政策的实施细节，而实施细则却又属于政府官员的行政性工作，这就产生了政治性工作与行政性的必然重叠。规范党与政府的权力职责固然重要，但这不意味着必须把政府与党组织完全分开。我之前已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的仓库，政府则进行行政管理。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我反对施行严格的党政分离模式，因为一个有效的政权必须能够正确地协调国家的行政和政治生活。
赵忆宁：有的人提出，“党服从于国家”这个颇有争议性的议题。您怎么看？
Larry Cat Backer：很多人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西方多党制中的政治党派来看，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其他西方政党一样从属于国家制度之下，并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接受从属于国家制度的角色，那将完全推翻中国现有的基本政治秩序，这种变化不单会把共产党的政治身份下降到统一战线缔约各方之一的水平，产生巨大权力空洞，同时也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其作为执政先锋党的核心任务，使中国失去政治意识形态中心。毫无疑问，如此剧烈的变化不仅会带来动荡，更破坏了中国多年来制度建设成果，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这样做只会把中国的政治时钟拨回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而是以中国唯一执政党身份存在。所谓执政党，其任务即是维护其宪法框架下的国家制度，并且在已有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加以改革。请记住，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改革的目的是强化而不是削弱国家制度与政治秩序。
合法的民主制度并非要效仿西方的民主
赵忆宁：关于民主的讨论在中国方兴未艾。您对“真正的民主”有过描述，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
Larry Cat Backer：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首先澄清“民主”的概念：首先，我不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再者，合法的民主制度不一定非得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虽然需要遵循通用的价值观，但通用的价值观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背景因情而用。
那么，在此前提下，我回答你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全民意志的先锋党，其党内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利用的宪政原理扩大了人民们通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而能发挥的政治权利。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习近平先生在他今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的文章中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其实质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现党员人人平等， 并且共同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党章 和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使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和健康宽松的氛围，倡导党员讲真话、 反映真实情况，要求领导干部倾听真话、了解真实情况，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形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除了“党内民主”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概念，那就是“民主集中制”。就像习近平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这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不同，民主集中制更加类似于社团民主系统，也就是结合了内部的活跃讨论与外部的统一团结。“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对于中国现有的制度而言，要有效实现民主集中制就必须首先推进党内民主的建设，为组织内的民主讨论制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民主讨论”并不是毫无秩序的自由讨论，而是一个根据宪章原则被规范化讨论制度，那就是，依照党章确保党员的平等，通过党章保证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并严格依据党章去监督处罚任何违章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充分反映了宪政制度的原理。
赵忆宁：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化的演变进程？
Larry Cat Backer：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党、人民、政府、与国家：论中国国党结合法治制度的宪法价值观与合法性》（Par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tate： 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Party Rule of Law System）的文章，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与现状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中国已有的政治秩序基础上寻找一个更加精炼规范的制度化路线。制度化就意味着用法治理念去管理并限制个人的权利主张，法治理念同样也赋予集体管理体制应有的权威，而集体管理体制也同样赋予了公民们的民主政治空间，这个民主政治空间的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既是一个自治的团体，也是一个在中国宪政框架下运作的团体，这个团体可以通过建立在党内民主之上的民主集中制度去实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与国家代理的双重角色。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更正确地理解为是一个代表全民的先锋党；与旧苏维埃时期的先锋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试图推翻已有制度的革命政党，而是一个用来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的执政先锋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用自己手中的公民政治权在党内民主的框架内依照党章去管理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又以先锋党的身份，依照宪法框架去部署法治社会价值观；也就是说，中国的法治是包含在党的架构内的。
赵忆宁：您认为，目前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建设道路？
Larry Cat Backer：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一个能让中国人民感到自己被充分代表并且受到公平对待的民主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虽然民主制度的正式结构可以因国家而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来讲，一个理想的民主就是一个被人民认可的民主制度。假如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比喻成登山，理想的民主制度位于山顶，但是登山的路却有很多条。中国目前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走着自己的民主建设道路，我也认为中国目前走的这条道路总的来说是符合中国现状的。
然而，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成功与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持续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且有效地与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就像胡锦涛所强调的，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在实践、贵在落实。所以说，阐述正确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简单地要求干部群众背诵正确的政治理论是不够的；如果人民看不到党员们的正确的行动，感受不到党和政府的严格自律，那么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话套话。
赵忆宁：目前，“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是以个人的利益或者意志对抗党（和国家）的意志。您认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提高党员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Larry Cat Backer：腐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世界上一个所有制度都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政治思想路线有多么正确，无论体制系统有多么完善，腐败现象总是或多或少会出现。所以，腐败的必然性更加突出了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一个缺乏有效反腐机制的政权是一个无法长期维持的政权。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一直在努力建设一套强而有力的反腐败机制。
但是关于反腐机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反腐败系统本身不能成为一个腐败的系统。反腐机制的目的是通过打击腐败现象来维持政权的纯洁性与合法性，而不是通过反腐而影响到政权自身的稳定。换言之，反腐败工作可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警戒官员的清廉；另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官员之间互斗的工具。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尚可用反腐系统去治理，而反腐系统的腐败则难以控制。无论是个人腐败还是组织腐败，不管是贪污受贿还是滥用权力，这些腐败现象都是由不守规则而造成的。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归根究底，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社会环境，民众与官员们对法律缺乏尊重，对社会制度缺乏信任，那么再完善的反腐机制也难以改变人们对规则的漠视。
另外，在中国，很多外表看似腐败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实际的腐败，但对政府的公信力同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中国近几年来有不少官员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中国的媒体称呼这些官员为“裸官”。无论“裸官”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腐败”行径。他们对政府的公信力的损害是一样的。
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用公信力的法治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腐败问题。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作为一个以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中国应该首先推进党内法治建设，严格依据党章去保证党员的应有权力监督并处罚任何违章行为，确保党员对制度价值观的认可与尊重。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保卫者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阐述着，其自身法治建设是全中国走向一个法制规范社会的前提。
赵忆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作者：《21世纪经济导报》首席记者，本文写于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