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凡有成就的人，都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嗜书成性，爱书成癖，甚至为书疯魔痴狂。
　　曲波“挖书”：当代文学名著《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12岁时读《说岳全传》，对书中秦桧非常痛恨。一怒之下，将书中所有的“秦桧”二字都用刀子挖掉，未曾想连背面的字也给挖掉了，他怕父亲责怒，赶紧向父亲解释。父亲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以示嘉许。
　　鲁迅“补书”：鲁迅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爱护图书的好习惯。每次看书，他总是先洗手，一旦发现书脏了，就小心将它擦干净。他还学会了补书的本领，备有一套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如发现书有破损，便立即修补，使之面目一新。
　　余光中“玩书”：书是用来读的，而台湾诗人、散文家余光中，阅读之外，还要对书“欣赏把玩”。所谓读，即读书的内容；所谓玩，即玩书的外表装帧、插图之类。一般人买书，多视其内容来决定取舍；而余光中先生，看到精美华丽抑或装帧考究的书籍便一见倾心，也顾不得内容是怎样的。他曾经这样来形容自己“欣赏把玩”书籍的情形：“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华罗庚“猜书”：华罗庚拿到一本书时，首先要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猜想书会分为几章几节去写，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郑所南“沉书”：宋代著名学者郑所南，他把文天祥抗元、张世杰崖山保卫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记载下来，写成《心史》一书。为避过元兵的焚毁，他把书稿装进铁匣里，外加密封，沉入苏州承天寺古井里。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年），因久旱井枯，乡民掏土时意外发现书稿，使这部沉埋350多年，绝无仅有的史书重见天日。
　　刘绍棠“敬书”：作家刘绍棠爱藏书，他家中的书10个书柜也装不下。他说：“其实我这些书没有一本贵重的，只是不忍定时清理，卖‘破烂儿’换酒喝，我出身于文盲世家，我家没有文化的老人视字为圣物，教育我自幼敬惜字纸。”
　　王亚南“绑读”：我国《资本论》第一个完整三卷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经济学家王亚南，1933年在由红海向欧洲驶去的船上，因遇风浪，大船颠簸得叫人无法站稳，他便请服务员将他绑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书。
　　闻一多“醉书”：诗人闻一多新婚那天，亲朋好友一大早就前来贺喜。可好久不见新郎出来，大家都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门口时，人们才在书房里找到他。他仍穿着那件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兴味正浓。家人都说这个大喜时刻不能让他看书，因为他一看上书就“醉”。
　　（伯仲摘自《羊城晚报》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