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反应。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左右着该时代艺术作品的审美趋向。绘画造型的情节性无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审美特质的影响。文艺复兴的意大利、17世纪的佛兰德斯和荷兰等再现性绘画的重要发展阶段,在造型的情节性处理上都鲜明地体现着所处时代和民族的特殊精神气质和追求,并各自以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代性和民族性无疑是所有艺术的“阳光”和“土壤”。
关键词:时代精神 地域风俗 审美范式
中图分类号:J206 文献标识码:A
自文艺复兴绘画成为造型艺术的最重要形态以来,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虽然一直是以再现和模仿自然为主要目标,但其风格却鳞次繁多,而每一种风格又都各自映现着相对的时代特性。围绕情节性进行造型始终是再现性作品的重要建构途径。时代的特性无可回避地渗透到作品的情节营造中,为作品留下各自时代赋予的特殊印记。由于历史的浩瀚,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灿烂艺术成就,难于详述。本文只以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域的部分艺术家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一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造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多以宏大平稳的构图,表现赋予崇高感的英雄式人物。无论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他们的作品无不展示着一种理想的、完美的人物造型。而在造型的情节处理上雄壮抑或慷慨,其肢体动态始终都彰显着勃勃的生命力。进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家……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全的人类。”一方面这与意大利人崇尚古希腊艺术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其民族特性、审美趣味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带给人们的心理需要。喜欢和谐端正的形式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富于艺术家气息,善于把握形象是他们的禀赋。而追求高雅、崇尚文化,重视精神生活的享受更是他们的社会风尚。然而除此之外,那时的意大利人又有着近似于希腊人的境况。动荡的社会使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生命的顽强和身体的强壮,画家们与希腊人一样谙熟肌肉和结构的意义。“米开朗基罗的英雄式的裸体与强壮的肌肉,拉斐尔的健康恬静,目光单纯的圣母,多纳太罗铜像上的豪放与自然的生命力,达·芬奇画像上的别有的风度,动人的姿态,丁托列托与提香笔下的健美的肉感,骠悍的动作,竞技家式的勇武与快乐”等等。所有这一切本质上无不都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人的气质,兴趣和境遇的写照。
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作的天顶画《创世纪》和拉斐尔作的祭坛画《西斯廷圣母》。在《创世纪》中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创造亚当的情节——上帝将手伸向生命尚未勃发的亚当。这里米开朗基罗略去了所有亚当诞生的其他细节,而精选了这一充满紧张、振奋和期待的时刻。一边是被描绘成精力旺盛、智慧而健硕的上帝,如同中国武侠小说中身怀绝技、功力深厚的老者,仿佛正欲将自己的一身功力通过伸向亚当的手传递给亚当。而另一边的亚当虽缺乏生气,但却被描绘成健硕、完美的人体,似乎早已为生命的勃发做好了准备。那只极力伸向上帝的手也仿佛正期盼着上帝的救助。于是,生命的唤醒与勃发,所有的一切全部聚焦到这两只即将触碰的手指之间,情节营造之紧张,令人屏息。而这一精彩的情节恰是米开朗基罗乃至意大利人对于崇高生命力量的赞美和表达。
而在《西斯廷生母》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节——圣母怀抱圣子自云中从容而来,象征世俗人间的教皇西斯托斯上前迎接。这样的情节与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比起来平静得近乎平淡,然而,我们略作思考便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圣子的可爱,圣母的慈祥,圣母子的亲情,圣子未来注定坎坷的命运,圣母此时此刻从容而坚定的态度。于是,人们不由得为圣母将圣子送到人间这一崇高而伟大的情景感到敬畏。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情节性造型是通过肌肉的强壮、健硕、紧张来表达其对人体和生命力量的赞美,那么拉斐尔则是以更为平静、从容的方式来表现伟大和崇高。
二 17世纪佛兰德斯和荷兰的造型
17世纪的尼德兰(包括佛兰德斯和荷兰)人是继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之后,又一以艺术征服世界的民族。鲁本斯、凡·代克、约丹斯、哈尔斯、伦勃朗、维米尔、霍贝玛、雷斯达尔等众多的天才创造,使尼德兰的美术以其独特的面目展现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采和那个时代的佛兰德斯及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貌。
首先,佛兰德斯和荷兰的造型体现着尼德兰人传统的地域风俗气质,那就是精神平衡,性情快活,安定,满足,热爱现实的生活,酷爱整洁、舒适和秩序。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们富足的生活和包含水汽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联。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决定了尼德兰人独有的审美情趣。无论是佛兰德斯还是之后的荷兰,他们的艺术总是着眼于现实的生活,表达着现实中人的幸福感和自我满足感。甚至是带有些许俗气的幸福。即使是鲁本斯颤动的肉体、喷张的血脉、扭动的腰身,也依旧传递着佛兰德斯人的欢快、豪放和享乐的情怀。与意大利高雅的人体相比,“他们画的几乎永远是安乐而知足的人。即使把人物夸张,也绝不抬高到现实生活之上”。一切从实际和实用着眼,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更是他们认识世界、感受生活的方式。他们不会像希腊人那样把理想世界的观念理想化;也不会像意大利人那样创造一个高尚、完美的“种族”;他们更愿意将理想的世界和理想的人物融入到自己习惯和热爱的生活中,无论是圣母、圣徒还是先知。于是,我们在尼德兰的绘画中不时看到那种尽情沉浸在欢乐、陶醉中近似粗俗的造型,甚至是得意忘形的丑态。而这恰恰是他们直面现实,不回避真实,如实描绘的一面。如:勃鲁盖尔的《农名舞蹈》和鲁本斯的《甘尔迈斯》。
其次,17世纪的佛兰德斯和荷兰在经历了30多年的革命和战争之后,又重新回归安定,在平静安逸的生活中,文化也重新繁荣。佛兰德斯依旧归属西班牙,而荷兰也终于取得了独立,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然而,佛兰德斯的绘画与荷兰的绘画却也由此愈来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上流社会盛行着华丽的巴洛克风格,佛兰德斯的宫廷贵族同样沉迷于此。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宫廷画家,鲁本斯成为整个欧洲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众多的作品也成为巴洛克绘画的经典。然而,鲁本斯终究是佛兰德斯的鲁本斯,他的作品在巴洛克式的辉煌灿烂和富丽堂皇背后,却依旧能令人感受到尼德兰人的基本特质——豪爽,快活,满足。这种尼德兰人独有的幸福感,正好契合了巴洛克的风格。于是,营养过度的角斗家、炫耀的苏珊娜、多肉的玛格丽达,就不仅是巴洛克式的造型表现,也同时成为佛兰德斯审美特质的表达。对鲁本斯来说,17世纪浮华的巴洛克风气虽然是其艺术活动的外在氛围,但封建上流社会的审美却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标尺。真正鲁本斯的艺术可谓时代精神与民族审美情趣的最完美结合。
与佛兰德斯不同,荷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步入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艺术世界。尼德兰人固有的特质加上自由的制度,使得荷兰人比以往更加的实际。佛兰德斯上流社会的巴洛克风在这里没能取代市民阶层的节俭和朴实。艺术也不再仅仅为上流社会和教会服务,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左右了荷兰艺术的趋向。对荷兰人来说,“除了室内的清洁和雅致以外,图画就是他们的奢侈品”。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庭也会购买几幅小的图画来装饰家居。当然,这些图画的情趣和风格一定是与荷兰人平静、安逸,自足自乐的生活相适应的。于是,勤俭持家的妇人,快乐自足的市民,精巧别致的静物,平静祥和的自然风景,平凡、朴素的日常生活成为荷兰人最乐于描绘的对象。如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霍贝玛的《米德尔哈尼斯德的道路》等。
三 18、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造型
尽管18世纪的法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弥漫着罗可可扑鼻的脂粉气,但真正现实的生活中还是诞生了亲切而朴实的市民艺术——以夏尔丹作品为代表的市民写实主义拨开浮华的迷雾将目光投射到普通下层人民的生活中,以朴实无华的手法描绘朴素的生活。如《餐前祈祷》、《集市归来》和《铜水罐》等。虽然,一部分作品受到荷兰艺术的影响,但法国的市民艺术总体上并不像荷兰那样表现安逸和平静,它们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和对上流社会腐朽生活的蔑视。这一点,法国与荷兰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万事崇尚奢华的路易十五时代,市民写实艺术愈发显得醇美动人,甚至,就连路易十五看到这些作品也不由得赞叹。与罗可可艺术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相比,市民写实艺术无疑是坚实而充满力量的。而这恰恰与法国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相迎合。也为之后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生活。米勒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的生存境遇,事实上的被剥削被压迫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抗争也从未停止,直至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将众多的社会矛盾推向顶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美术得以蓬勃发展。米勒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一度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宣言。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其他画家相比,米勒更多的是描绘农民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米勒看来,劳动是最光荣、最伟大的,劳动人民是伟岸的、崇高的。因此,他的作品在造型的情节处理上极力围绕着歌颂普通劳动者这一主题展开。我们看到,在米勒笔下最朴实的农民和最普通的劳动情节,往往变得如宗教般庄严和神圣。他似乎有意回避对人物面部细节的描绘,也从不强调表情的细微变化,然而,逆光下坚实厚重的形体轮廓,却使得米勒作品中的人物愈发显得挺拔高大。而其对背景光线的处理,则又令画面中焕发出有如宗教绘画中耶稣诞生和圣母升天般的崇高感。于是,无论是拾穗儿的农妇,还是牧羊的少女,以及闻钟祈祷的那对农民夫妇,在米勒那里他们都被赋予了异常深刻的,如同纪念碑般的精神力量。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社会中,这无疑是最富时代感召力的艺术创作。
以上,我们对意大利、佛兰德斯、荷兰以及法国在特定时期的绘画造型情节处理进行了一番探寻。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的绘画艺术在造型的情节性上不仅体现着时代的特殊性,同时也表达着民族的独特审美个性。并且,他们的绘画艺术在造型上也总是围绕着最能体现其各自民族精神的情节来处理。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宏大、平稳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崇高和庄严的英雄式情节,还是17世纪佛兰德斯巴洛克式辉煌灿烂外表下的快乐和满足,抑或荷兰平静、安逸、自足自乐的日常生活,乃至法国朴实而神圣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劳动情节,无不对应着时代和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并以各自独特的形式呈现。从而,那些恢弘的艺术成就既向我们展现了它们生命中曾经的精彩,同时更给与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对于一个时代而言,总会有那么一些样式的艺术作品浓缩成这个时代的审美范式,呈现着它所处时代最精华的成就,然而我们却绝不可能将它们的那些成就简单的拿来重组,而试图以此获得别样的成功。正像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说的那样:“某些笑容只适合某些人体;鲁本斯笔下营养过度的角斗家,一味炫耀的苏珊娜,多肉的玛格兰娜,永远不会有达·芬奇人物脸上的深思、微妙与深刻的表情”。而“柯罗乔那种女性白晰的皮肤,也决不会在米凯朗基罗那种英雄式的肌肉上出现。”他们的艺术只会产生于他们各自的时代和他们各自的民族,时代性和民族性无疑是他们艺术的“阳光”和“土壤”。失去了任何一个条件,那种曾经的灿烂和辉煌都将散去。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固然是我们成长过程的必由之路,而创造负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特色的艺术作品,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也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彭永清,男,1970—,河北张家口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时代精神 地域风俗 审美范式
中图分类号:J206 文献标识码:A
自文艺复兴绘画成为造型艺术的最重要形态以来,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虽然一直是以再现和模仿自然为主要目标,但其风格却鳞次繁多,而每一种风格又都各自映现着相对的时代特性。围绕情节性进行造型始终是再现性作品的重要建构途径。时代的特性无可回避地渗透到作品的情节营造中,为作品留下各自时代赋予的特殊印记。由于历史的浩瀚,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灿烂艺术成就,难于详述。本文只以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域的部分艺术家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一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造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多以宏大平稳的构图,表现赋予崇高感的英雄式人物。无论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他们的作品无不展示着一种理想的、完美的人物造型。而在造型的情节处理上雄壮抑或慷慨,其肢体动态始终都彰显着勃勃的生命力。进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家……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全的人类。”一方面这与意大利人崇尚古希腊艺术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其民族特性、审美趣味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带给人们的心理需要。喜欢和谐端正的形式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富于艺术家气息,善于把握形象是他们的禀赋。而追求高雅、崇尚文化,重视精神生活的享受更是他们的社会风尚。然而除此之外,那时的意大利人又有着近似于希腊人的境况。动荡的社会使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生命的顽强和身体的强壮,画家们与希腊人一样谙熟肌肉和结构的意义。“米开朗基罗的英雄式的裸体与强壮的肌肉,拉斐尔的健康恬静,目光单纯的圣母,多纳太罗铜像上的豪放与自然的生命力,达·芬奇画像上的别有的风度,动人的姿态,丁托列托与提香笔下的健美的肉感,骠悍的动作,竞技家式的勇武与快乐”等等。所有这一切本质上无不都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人的气质,兴趣和境遇的写照。
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作的天顶画《创世纪》和拉斐尔作的祭坛画《西斯廷圣母》。在《创世纪》中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创造亚当的情节——上帝将手伸向生命尚未勃发的亚当。这里米开朗基罗略去了所有亚当诞生的其他细节,而精选了这一充满紧张、振奋和期待的时刻。一边是被描绘成精力旺盛、智慧而健硕的上帝,如同中国武侠小说中身怀绝技、功力深厚的老者,仿佛正欲将自己的一身功力通过伸向亚当的手传递给亚当。而另一边的亚当虽缺乏生气,但却被描绘成健硕、完美的人体,似乎早已为生命的勃发做好了准备。那只极力伸向上帝的手也仿佛正期盼着上帝的救助。于是,生命的唤醒与勃发,所有的一切全部聚焦到这两只即将触碰的手指之间,情节营造之紧张,令人屏息。而这一精彩的情节恰是米开朗基罗乃至意大利人对于崇高生命力量的赞美和表达。
而在《西斯廷生母》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节——圣母怀抱圣子自云中从容而来,象征世俗人间的教皇西斯托斯上前迎接。这样的情节与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比起来平静得近乎平淡,然而,我们略作思考便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圣子的可爱,圣母的慈祥,圣母子的亲情,圣子未来注定坎坷的命运,圣母此时此刻从容而坚定的态度。于是,人们不由得为圣母将圣子送到人间这一崇高而伟大的情景感到敬畏。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情节性造型是通过肌肉的强壮、健硕、紧张来表达其对人体和生命力量的赞美,那么拉斐尔则是以更为平静、从容的方式来表现伟大和崇高。
二 17世纪佛兰德斯和荷兰的造型
17世纪的尼德兰(包括佛兰德斯和荷兰)人是继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之后,又一以艺术征服世界的民族。鲁本斯、凡·代克、约丹斯、哈尔斯、伦勃朗、维米尔、霍贝玛、雷斯达尔等众多的天才创造,使尼德兰的美术以其独特的面目展现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采和那个时代的佛兰德斯及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貌。
首先,佛兰德斯和荷兰的造型体现着尼德兰人传统的地域风俗气质,那就是精神平衡,性情快活,安定,满足,热爱现实的生活,酷爱整洁、舒适和秩序。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们富足的生活和包含水汽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联。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决定了尼德兰人独有的审美情趣。无论是佛兰德斯还是之后的荷兰,他们的艺术总是着眼于现实的生活,表达着现实中人的幸福感和自我满足感。甚至是带有些许俗气的幸福。即使是鲁本斯颤动的肉体、喷张的血脉、扭动的腰身,也依旧传递着佛兰德斯人的欢快、豪放和享乐的情怀。与意大利高雅的人体相比,“他们画的几乎永远是安乐而知足的人。即使把人物夸张,也绝不抬高到现实生活之上”。一切从实际和实用着眼,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更是他们认识世界、感受生活的方式。他们不会像希腊人那样把理想世界的观念理想化;也不会像意大利人那样创造一个高尚、完美的“种族”;他们更愿意将理想的世界和理想的人物融入到自己习惯和热爱的生活中,无论是圣母、圣徒还是先知。于是,我们在尼德兰的绘画中不时看到那种尽情沉浸在欢乐、陶醉中近似粗俗的造型,甚至是得意忘形的丑态。而这恰恰是他们直面现实,不回避真实,如实描绘的一面。如:勃鲁盖尔的《农名舞蹈》和鲁本斯的《甘尔迈斯》。
其次,17世纪的佛兰德斯和荷兰在经历了30多年的革命和战争之后,又重新回归安定,在平静安逸的生活中,文化也重新繁荣。佛兰德斯依旧归属西班牙,而荷兰也终于取得了独立,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然而,佛兰德斯的绘画与荷兰的绘画却也由此愈来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上流社会盛行着华丽的巴洛克风格,佛兰德斯的宫廷贵族同样沉迷于此。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宫廷画家,鲁本斯成为整个欧洲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众多的作品也成为巴洛克绘画的经典。然而,鲁本斯终究是佛兰德斯的鲁本斯,他的作品在巴洛克式的辉煌灿烂和富丽堂皇背后,却依旧能令人感受到尼德兰人的基本特质——豪爽,快活,满足。这种尼德兰人独有的幸福感,正好契合了巴洛克的风格。于是,营养过度的角斗家、炫耀的苏珊娜、多肉的玛格丽达,就不仅是巴洛克式的造型表现,也同时成为佛兰德斯审美特质的表达。对鲁本斯来说,17世纪浮华的巴洛克风气虽然是其艺术活动的外在氛围,但封建上流社会的审美却并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标尺。真正鲁本斯的艺术可谓时代精神与民族审美情趣的最完美结合。
与佛兰德斯不同,荷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步入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艺术世界。尼德兰人固有的特质加上自由的制度,使得荷兰人比以往更加的实际。佛兰德斯上流社会的巴洛克风在这里没能取代市民阶层的节俭和朴实。艺术也不再仅仅为上流社会和教会服务,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左右了荷兰艺术的趋向。对荷兰人来说,“除了室内的清洁和雅致以外,图画就是他们的奢侈品”。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庭也会购买几幅小的图画来装饰家居。当然,这些图画的情趣和风格一定是与荷兰人平静、安逸,自足自乐的生活相适应的。于是,勤俭持家的妇人,快乐自足的市民,精巧别致的静物,平静祥和的自然风景,平凡、朴素的日常生活成为荷兰人最乐于描绘的对象。如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霍贝玛的《米德尔哈尼斯德的道路》等。
三 18、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造型
尽管18世纪的法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弥漫着罗可可扑鼻的脂粉气,但真正现实的生活中还是诞生了亲切而朴实的市民艺术——以夏尔丹作品为代表的市民写实主义拨开浮华的迷雾将目光投射到普通下层人民的生活中,以朴实无华的手法描绘朴素的生活。如《餐前祈祷》、《集市归来》和《铜水罐》等。虽然,一部分作品受到荷兰艺术的影响,但法国的市民艺术总体上并不像荷兰那样表现安逸和平静,它们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和对上流社会腐朽生活的蔑视。这一点,法国与荷兰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万事崇尚奢华的路易十五时代,市民写实艺术愈发显得醇美动人,甚至,就连路易十五看到这些作品也不由得赞叹。与罗可可艺术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相比,市民写实艺术无疑是坚实而充满力量的。而这恰恰与法国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相迎合。也为之后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生活。米勒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的生存境遇,事实上的被剥削被压迫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抗争也从未停止,直至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将众多的社会矛盾推向顶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美术得以蓬勃发展。米勒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一度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宣言。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其他画家相比,米勒更多的是描绘农民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米勒看来,劳动是最光荣、最伟大的,劳动人民是伟岸的、崇高的。因此,他的作品在造型的情节处理上极力围绕着歌颂普通劳动者这一主题展开。我们看到,在米勒笔下最朴实的农民和最普通的劳动情节,往往变得如宗教般庄严和神圣。他似乎有意回避对人物面部细节的描绘,也从不强调表情的细微变化,然而,逆光下坚实厚重的形体轮廓,却使得米勒作品中的人物愈发显得挺拔高大。而其对背景光线的处理,则又令画面中焕发出有如宗教绘画中耶稣诞生和圣母升天般的崇高感。于是,无论是拾穗儿的农妇,还是牧羊的少女,以及闻钟祈祷的那对农民夫妇,在米勒那里他们都被赋予了异常深刻的,如同纪念碑般的精神力量。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社会中,这无疑是最富时代感召力的艺术创作。
以上,我们对意大利、佛兰德斯、荷兰以及法国在特定时期的绘画造型情节处理进行了一番探寻。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的绘画艺术在造型的情节性上不仅体现着时代的特殊性,同时也表达着民族的独特审美个性。并且,他们的绘画艺术在造型上也总是围绕着最能体现其各自民族精神的情节来处理。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宏大、平稳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崇高和庄严的英雄式情节,还是17世纪佛兰德斯巴洛克式辉煌灿烂外表下的快乐和满足,抑或荷兰平静、安逸、自足自乐的日常生活,乃至法国朴实而神圣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劳动情节,无不对应着时代和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并以各自独特的形式呈现。从而,那些恢弘的艺术成就既向我们展现了它们生命中曾经的精彩,同时更给与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对于一个时代而言,总会有那么一些样式的艺术作品浓缩成这个时代的审美范式,呈现着它所处时代最精华的成就,然而我们却绝不可能将它们的那些成就简单的拿来重组,而试图以此获得别样的成功。正像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说的那样:“某些笑容只适合某些人体;鲁本斯笔下营养过度的角斗家,一味炫耀的苏珊娜,多肉的玛格兰娜,永远不会有达·芬奇人物脸上的深思、微妙与深刻的表情”。而“柯罗乔那种女性白晰的皮肤,也决不会在米凯朗基罗那种英雄式的肌肉上出现。”他们的艺术只会产生于他们各自的时代和他们各自的民族,时代性和民族性无疑是他们艺术的“阳光”和“土壤”。失去了任何一个条件,那种曾经的灿烂和辉煌都将散去。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固然是我们成长过程的必由之路,而创造负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特色的艺术作品,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也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彭永清,男,1970—,河北张家口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