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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宣传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进入川西藏区。在川西藏区停留期间，党和红军根据革命任务和对象，适时调整宣传方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团结革命进步力量，争取当地百姓支持，为红军成功通过藏区提供了保证，也为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长征；中国共产党；川西藏区；宣传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1-0059-04
“宣传教育工作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环节，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挥”。民众“阶级意识”愈发达，其革命性愈加主动。 [1]可见，宣传工作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将其视为宣传革命思想、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途径，这种重视宣传作用的态度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四个“之最”，即征战时间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长征线路最长。[2]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四川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开展民族工作最频繁的地区。红军几个方面军在四川均经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尤以川西藏区富有代表性，红军长征在川西藏区活动的时间之长、区域之广，这在整个红军长征中都是少有的。
一、红军进入藏区面临的困境
经过辗转行军，暂时摆脱敌人追击的红军进入藏区后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种困难既有受敌人围追堵截自身力量减小的因素，也有来自藏区物资匮乏及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也有红军与当地百姓语言不通和受国民党反动污蔑宣传的影响。
（一）恶劣的自然环境
川西藏区雖地域广阔，但地形地势非常复杂，域内大山绵亘、河流纵横。从战争角度来讲，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为红军摆脱敌人的追击提供了便利条件，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栖息地”。所以，从主力红军进入藏区到走出草地，中间基本未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 “围剿”。藏区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事实上起到了红军重要 “战略驿站”之作用。[3]这种闭塞的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虽然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安定，但也制约着红军的发展。川西藏区幅员辽阔，但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发展农业，人口稀少，物资匮乏，难以供给近十万军队的物资消耗，地形上也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且易为敌人封锁，“道、炉、甘、瞻四县全年粮食产量……不过三千五百万斤左右。这一点粮食，平时仅够本地人口的最低消费” [4]256，“主力红军不能久留在这些地区，久留会失掉我们的前途”。[5]当时的 《大公报》更是明确指出：……广大区域均非汉人所能长期生活，气候之恶劣、地形之险恶、物产之缺乏，均足以限制已开化人之生活。[3]阿坝松潘地区自然条件也极为恶劣。聂荣臻曾回忆道：“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不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 [6]28
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要想获得物资补充、兵源补充甚是艰难。这对于暂时摆脱敌人追击的红军而言，是他们面临的最直接也最为严重的困难。
（二）国民政府的反动宣传
藏区地域相对封闭，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之前，共产党对当地的影响微乎其微，大部分群众都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晓党的主张。藏区交通不畅，与外界沟通较少，国民党当局趁此对共产党、对红军做了大量反动污蔑宣传，力求“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要把红军围困在藏区。
刘湘就曾著有《共产党之错误与罪恶》一书，在书中，对共产党、对红军极尽诋毁，并广为散发。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国民党利用飞机向藏区投撒传单，大肆污蔑共产党红军。甚至还用藏文对少数民族上层进行宣传，印制藏汉文宣传品用飞机运送到松潘、理县、黑水等地投撒。[7]
在军阀直接统治的区域里面，反动势力利用当地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红军的优势，极力污蔑党和红军。如，“参谋团政训处”公开的工作方针是：“所谓‘援川、助刘、剿共’。……宣传要点是：诬称‘共匪在匪区大搞共妻共产，杀人放火，弄得十室九空，真是一群祸国殃民的赤匪’；扬言参谋团来川，是代表中央拯救人民，剿灭赤匪，建设四川。全川人民要拥护中央，作好剿赤工作！……施训的对象是：包括四川军队、保安团队的官兵和地方各级基层行政干部以及各部门的人员。” [8]
“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怕面目，更加加重了少数民族百姓对红军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遁入山林。” [9]125
除了直接对党和红军污蔑宣传外，反动势力为了围剿红军，将红军消灭在藏区，还利用宗教在藏区的影响力，以期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对藏族百姓进行反动宣传，从而挑起藏区民众对红军的恐惧和仇恨，以配合其对红军的绞杀策略。1935年6月，在国民党的策划下，九世班禅发表了《为共匪祸国告青藏民众书》，成都的“旅川西康僧民同乡会”向康区喇嘛寺庙和土司头人发出通电，煽动康区僧俗百姓，要求他们“组织起来，与本地驻军合作”，“一致堵击共匪，扑灭共匪。” [4]256
由于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闭塞环境下当地百姓对红军知之甚少的因素影响，藏区少数民族同胞普遍对被宣传成“共产共妻的赤匪”红军的到来感到恐惧。一部分民众因疑虑逃离家园，躲避到山上，更有部分怀着敌对的情绪站在红军的对立面，不与红军合作，导致红军在粮食物资和兵员补充上存在较大困难。消除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和党的误解，宣传党的主张和思想，争取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红军的宣传工作策略
关于宣传工作的任务与内容的确定，要根据对象和依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而做出改变。“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10]885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宗教影响大的藏区，红军的宣传策略势必要发生改变。唤醒民众的觉悟，扩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获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成了红军舆论宣传策略的当务之急。
（一）宣传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进一步意识到对少数民族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把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工作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要“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的宣传……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11]党中央在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于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鉴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彝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进一步把民族工作提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伟大前途的高度。针对川西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复杂的特点，红军在《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普遍对战士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
红军在藏区期间，除了争取藏族普通民众支持，也尤为注重对土司头人以及寺庙的统战联系工作。在清季边疆危机影响下，赵尔丰川边新政使边地始纳入中央政府真正管辖之下，但不久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民国始肇，川边康地并未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康区再次陷入动荡局面。及至20世纪30年代，川西藏区仍是“大小各部落之酋长，大多富裕有力。局面愈宽者，酋长之势力愈大，每能管辖其附近之小部” [12]4。土司头人对地方政治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红军若想在藏区立足，也必须取得土司头人等藏族上层人士的支持。红军为此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如1936年4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中国红军总政治部、甘孜喇嘛寺、白利喇嘛寺互助条约》。诺那活佛与红军达成谅解。夏克刀登代表德格土司与红军代表李先念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之后受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在成立的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中，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出任主席，白利寺格达活佛出任副主席，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邦达多吉任财政部长。[13]
红军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得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帮助与支持，这不仅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川西民族地区，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与自治主张的一次大胆实践。
（二）宣传形式多样，方式灵活
在藏区，由于历代统治者所采取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一般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特别是对汉人军队是抱有仇恨心态的。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让藏区民众了解红军，增进民族互信，红军采取了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宣传策略，如张贴布告，刻写标语、口号，编唱通俗易懂歌曲，举行群众大会等。这些生动灵活富有感染力的举措很快将党的各项政策公诸于众，使宣传工作取得了实效。
张贴文告、刻写标语是红军对藏区民众宣传的重要手段。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等文告，涉及民族工作多个方面。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标语的形式也非常灵活，有印在纸上张贴的；有写在竹片、木片投入河中借助水流传播的“水电报”；有直接书写于墙壁、石壁上的；有刻写在石壁上的。书写的文字有用汉文的，也有用藏文的，或者藏汉文对照的。 [4]256可以说，红军走到那里，标语就写到哪里。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党和红军没有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在土地问题上，博巴政府颁布的《土地暂行条例》在规定没收土地对象时，要求把“汉官、天主堂土地、官地、差地、学地，分配给波巴回、汉族无地和少地的人民”，“喇嘛寺的庙地不没收”，对于土司头人的土地，仅是对其中“破坏波巴独立的反动头子及民族叛徒的土地财产，没收分给波巴依得瓦”。在宗教问题上，《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规定喇嘛寺庙不得对政府进行干涉，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有外出念经的自由。喇嘛和喇嘛寺有经商的自由，群众有信教的自由等。 [4]256
对被俘虏的敌人的宣传教育工作，红军也十分重视。“这些人……懂得红军和苏维埃一切法令，教他们出去广为传播，也可作为一种宣传”。如在巧取灵寿寺后，红军对灵寿寺僧人采取优待政策，让其“写信于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故红军进入寺庙后，通过对灵寿寺大喇嘛相子益西多的工作，获得了毗邻甘孜寺和觉日寺的谅解，为红三十军顺利进入甘孜提供了保障。 [4]256
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党和红军认真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抓住了少数民族最为关心的问题，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各种矛盾，有利于取得藏族各阶层民众的信任。
三、红军在川西藏区宣传工作成效
通过面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卓有成效的宣传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以实际行动揭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藏区民众打消了疑虑，赢得了少數民族同胞的情谊，消除了双方的隔阂，增强了民族互信。藏区民众在提供物资、救治伤员、参加红军和担任向导提供翻译等方面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顺利经过藏区做了巨大贡献。
（一）积极筹粮，提供物资支援
川西藏区多处高原，平均海拔较高，虽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物产不丰，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粮食危机时刻伴随着红军。许多时候只能买多少吃多少，部队经常断炊，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获取足够的粮食，成为红军在藏区面临的第一个考验。红军通过宣传动员，以实际行动让藏区百姓相信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从而建立起了深厚友谊。在党和红军政策感召之下，藏区民众都积极主动为红军筹粮，部分藏族同胞甚至是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贡献给红军。 新成立的各级革命政权在筹粮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懋功县苏维埃通过没收土司头人财产，为红军筹粮五千多斤。此外还配合红军在抚边、墨龙一带缴获大量物资。[14]丹巴格勒得沙政府曾协助红五军筹粮五十万斤，食盐四千多斤。“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20多万公斤。” 红军经过川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的各类牲畜总头数达二十万余头、粮食约二千多万斤。在甘孜藏区，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孚、炉霍两县人民就为红军筹粮500余万斤，衣物三千多件，牛、羊肉一万多斤，牲畜四万多头，柴、草十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羊毛、羊毛线、毛毡、皮张等。[15]
在爱国政策的感召之下，藏区僧众也积极为红军筹措物资。1936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重萨活佛和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的第七条规定：“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资财。”据记载，这八座寺庙共向红军提供青稞7746斗、豌豆5305斗，共计近十万公斤。 [16]208红二军团在白玉行军中得到了当地僧众的有力支持。康翁寺支援红军一千多斤粮食、三匹马；嘎拉寺赠送红军三千斤粮食、六百斤酥油。这些寺庙除本身为红军提供物资外，还动员当地藏族同胞向红军出售物资。
（二）救治伤员，参加红军
红军北上转移后，仅在甘孜州境内就留下了三千多名伤病员，他们大多数被群众救护或转移。其中，在炉霍县，红军留下了1000多名伤病员。为了照顾好这些红军战士，博巴政府领导人益西多吉召集政府成员开会决定：凡愿回原籍的红军由博巴政府准备口粮，采用一村转一村，一县转一县的办法护送出境；凡愿收养红军的都可以领回去，但一定要保证红军的生命安全；伤残红军由各村集中收养。会议还提出：“收养红军是行善积德的好事，伤害红军是造孽作恶，残害红军脱不了手。” 波巴领导人格达活佛亲自安排200余人的救护队，把伤员从甘孜送到道孚县章谷寺治疗。桑根活佛为了照顾伤病员，又将他们转移到桑根寺一带居住，避开国民政府军阀的搜捕和屠杀。[17]
在红军的模范行为影响之下，藏族群众打消了对红军的疑虑，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的道孚、炉霍和甘孜等地吸收了二百多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甘孜州的丹巴巴底乡加入红军的就有二百七十多人。1936年初，红军组建了红军独立师，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第一支藏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据不完全统计，1935 年 5 月至 1936 年 8 月，仅在阿坝境内就有五千余人加入红军。[18]113在人口稀少的川西北地区，取得这一成就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一些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随军北上，在革命征途中经受了考验锻炼，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如被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曾任中顾委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东生等。
（三）充当通司，担任向导
红军进入藏区后，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稀缺等困难外，还面临着语言不通、交流障碍的棘手问题。某种程度而言，正是由于语言障碍、交流不畅才进一步造成红军初到藏区，少数民族同胞不信任的局面。因此，通晓藏语的通司（翻译）、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对红军在藏区立足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通司的帮助下，红军将宣传布告、传单、标语分别译写成民族文字，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主张传播到各地，配合了红军宣传动员工作，给予了红军极大的支持。
1935年6月，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地势险要，道路难觅，被当地民众视之为“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大山。藏族青年莫日坚和汉族向导杨茂才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翻越夹金山。“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草地是红军面对的又一个困难。“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地纵横数百里，往往在数日行程内杳无人烟”。 [19]167稍不注意就会迷失方向或被沼泽吞噬。加之草原气候变化异常和物资短缺等问题，红军迫切需要熟悉当地草地环境和气候的藏族向导。在毛儿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扎栋巴等藏族向导的帮助下，红军战胜重重困难，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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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沈果正等.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代维（1988—）男，汉族，历史学硕士，讲师，四川三台人，四川民族学院旅游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长征；中国共产党；川西藏区；宣传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1-0059-04
“宣传教育工作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环节，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挥”。民众“阶级意识”愈发达，其革命性愈加主动。 [1]可见，宣传工作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将其视为宣传革命思想、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途径，这种重视宣传作用的态度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四个“之最”，即征战时间最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长征线路最长。[2]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四川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开展民族工作最频繁的地区。红军几个方面军在四川均经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尤以川西藏区富有代表性，红军长征在川西藏区活动的时间之长、区域之广，这在整个红军长征中都是少有的。
一、红军进入藏区面临的困境
经过辗转行军，暂时摆脱敌人追击的红军进入藏区后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种困难既有受敌人围追堵截自身力量减小的因素，也有来自藏区物资匮乏及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也有红军与当地百姓语言不通和受国民党反动污蔑宣传的影响。
（一）恶劣的自然环境
川西藏区雖地域广阔，但地形地势非常复杂，域内大山绵亘、河流纵横。从战争角度来讲，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为红军摆脱敌人的追击提供了便利条件，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栖息地”。所以，从主力红军进入藏区到走出草地，中间基本未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 “围剿”。藏区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事实上起到了红军重要 “战略驿站”之作用。[3]这种闭塞的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虽然为红军提供了暂时的安定，但也制约着红军的发展。川西藏区幅员辽阔，但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发展农业，人口稀少，物资匮乏，难以供给近十万军队的物资消耗，地形上也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且易为敌人封锁，“道、炉、甘、瞻四县全年粮食产量……不过三千五百万斤左右。这一点粮食，平时仅够本地人口的最低消费” [4]256，“主力红军不能久留在这些地区，久留会失掉我们的前途”。[5]当时的 《大公报》更是明确指出：……广大区域均非汉人所能长期生活，气候之恶劣、地形之险恶、物产之缺乏，均足以限制已开化人之生活。[3]阿坝松潘地区自然条件也极为恶劣。聂荣臻曾回忆道：“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不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 [6]28
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要想获得物资补充、兵源补充甚是艰难。这对于暂时摆脱敌人追击的红军而言，是他们面临的最直接也最为严重的困难。
（二）国民政府的反动宣传
藏区地域相对封闭，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之前，共产党对当地的影响微乎其微，大部分群众都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晓党的主张。藏区交通不畅，与外界沟通较少，国民党当局趁此对共产党、对红军做了大量反动污蔑宣传，力求“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要把红军围困在藏区。
刘湘就曾著有《共产党之错误与罪恶》一书，在书中，对共产党、对红军极尽诋毁，并广为散发。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国民党利用飞机向藏区投撒传单，大肆污蔑共产党红军。甚至还用藏文对少数民族上层进行宣传，印制藏汉文宣传品用飞机运送到松潘、理县、黑水等地投撒。[7]
在军阀直接统治的区域里面，反动势力利用当地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红军的优势，极力污蔑党和红军。如，“参谋团政训处”公开的工作方针是：“所谓‘援川、助刘、剿共’。……宣传要点是：诬称‘共匪在匪区大搞共妻共产，杀人放火，弄得十室九空，真是一群祸国殃民的赤匪’；扬言参谋团来川，是代表中央拯救人民，剿灭赤匪，建设四川。全川人民要拥护中央，作好剿赤工作！……施训的对象是：包括四川军队、保安团队的官兵和地方各级基层行政干部以及各部门的人员。” [8]
“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怕面目，更加加重了少数民族百姓对红军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遁入山林。” [9]125
除了直接对党和红军污蔑宣传外，反动势力为了围剿红军，将红军消灭在藏区，还利用宗教在藏区的影响力，以期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对藏族百姓进行反动宣传，从而挑起藏区民众对红军的恐惧和仇恨，以配合其对红军的绞杀策略。1935年6月，在国民党的策划下，九世班禅发表了《为共匪祸国告青藏民众书》，成都的“旅川西康僧民同乡会”向康区喇嘛寺庙和土司头人发出通电，煽动康区僧俗百姓，要求他们“组织起来，与本地驻军合作”，“一致堵击共匪，扑灭共匪。” [4]256
由于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闭塞环境下当地百姓对红军知之甚少的因素影响，藏区少数民族同胞普遍对被宣传成“共产共妻的赤匪”红军的到来感到恐惧。一部分民众因疑虑逃离家园，躲避到山上，更有部分怀着敌对的情绪站在红军的对立面，不与红军合作，导致红军在粮食物资和兵员补充上存在较大困难。消除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和党的误解，宣传党的主张和思想，争取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红军的宣传工作策略
关于宣传工作的任务与内容的确定，要根据对象和依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而做出改变。“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10]885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宗教影响大的藏区，红军的宣传策略势必要发生改变。唤醒民众的觉悟，扩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获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成了红军舆论宣传策略的当务之急。
（一）宣传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进一步意识到对少数民族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把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工作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要“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的宣传……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11]党中央在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于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鉴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彝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进一步把民族工作提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伟大前途的高度。针对川西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复杂的特点，红军在《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普遍对战士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
红军在藏区期间，除了争取藏族普通民众支持，也尤为注重对土司头人以及寺庙的统战联系工作。在清季边疆危机影响下，赵尔丰川边新政使边地始纳入中央政府真正管辖之下，但不久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民国始肇，川边康地并未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康区再次陷入动荡局面。及至20世纪30年代，川西藏区仍是“大小各部落之酋长，大多富裕有力。局面愈宽者，酋长之势力愈大，每能管辖其附近之小部” [12]4。土司头人对地方政治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红军若想在藏区立足，也必须取得土司头人等藏族上层人士的支持。红军为此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如1936年4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中国红军总政治部、甘孜喇嘛寺、白利喇嘛寺互助条约》。诺那活佛与红军达成谅解。夏克刀登代表德格土司与红军代表李先念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之后受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在成立的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中，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出任主席，白利寺格达活佛出任副主席，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邦达多吉任财政部长。[13]
红军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得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帮助与支持，这不仅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川西民族地区，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与自治主张的一次大胆实践。
（二）宣传形式多样，方式灵活
在藏区，由于历代统治者所采取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一般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特别是对汉人军队是抱有仇恨心态的。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让藏区民众了解红军，增进民族互信，红军采取了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宣传策略，如张贴布告，刻写标语、口号，编唱通俗易懂歌曲，举行群众大会等。这些生动灵活富有感染力的举措很快将党的各项政策公诸于众，使宣传工作取得了实效。
张贴文告、刻写标语是红军对藏区民众宣传的重要手段。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等文告，涉及民族工作多个方面。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标语的形式也非常灵活，有印在纸上张贴的；有写在竹片、木片投入河中借助水流传播的“水电报”；有直接书写于墙壁、石壁上的；有刻写在石壁上的。书写的文字有用汉文的，也有用藏文的，或者藏汉文对照的。 [4]256可以说，红军走到那里，标语就写到哪里。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党和红军没有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在土地问题上，博巴政府颁布的《土地暂行条例》在规定没收土地对象时，要求把“汉官、天主堂土地、官地、差地、学地，分配给波巴回、汉族无地和少地的人民”，“喇嘛寺的庙地不没收”，对于土司头人的土地，仅是对其中“破坏波巴独立的反动头子及民族叛徒的土地财产，没收分给波巴依得瓦”。在宗教问题上，《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规定喇嘛寺庙不得对政府进行干涉，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有外出念经的自由。喇嘛和喇嘛寺有经商的自由，群众有信教的自由等。 [4]256
对被俘虏的敌人的宣传教育工作，红军也十分重视。“这些人……懂得红军和苏维埃一切法令，教他们出去广为传播，也可作为一种宣传”。如在巧取灵寿寺后，红军对灵寿寺僧人采取优待政策，让其“写信于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故红军进入寺庙后，通过对灵寿寺大喇嘛相子益西多的工作，获得了毗邻甘孜寺和觉日寺的谅解，为红三十军顺利进入甘孜提供了保障。 [4]256
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党和红军认真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抓住了少数民族最为关心的问题，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各种矛盾，有利于取得藏族各阶层民众的信任。
三、红军在川西藏区宣传工作成效
通过面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卓有成效的宣传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以实际行动揭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藏区民众打消了疑虑，赢得了少數民族同胞的情谊，消除了双方的隔阂，增强了民族互信。藏区民众在提供物资、救治伤员、参加红军和担任向导提供翻译等方面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顺利经过藏区做了巨大贡献。
（一）积极筹粮，提供物资支援
川西藏区多处高原，平均海拔较高，虽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物产不丰，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粮食危机时刻伴随着红军。许多时候只能买多少吃多少，部队经常断炊，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获取足够的粮食，成为红军在藏区面临的第一个考验。红军通过宣传动员，以实际行动让藏区百姓相信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从而建立起了深厚友谊。在党和红军政策感召之下，藏区民众都积极主动为红军筹粮，部分藏族同胞甚至是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贡献给红军。 新成立的各级革命政权在筹粮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懋功县苏维埃通过没收土司头人财产，为红军筹粮五千多斤。此外还配合红军在抚边、墨龙一带缴获大量物资。[14]丹巴格勒得沙政府曾协助红五军筹粮五十万斤，食盐四千多斤。“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20多万公斤。” 红军经过川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的各类牲畜总头数达二十万余头、粮食约二千多万斤。在甘孜藏区，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孚、炉霍两县人民就为红军筹粮500余万斤，衣物三千多件，牛、羊肉一万多斤，牲畜四万多头，柴、草十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羊毛、羊毛线、毛毡、皮张等。[15]
在爱国政策的感召之下，藏区僧众也积极为红军筹措物资。1936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寺重萨活佛和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的第七条规定：“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资财。”据记载，这八座寺庙共向红军提供青稞7746斗、豌豆5305斗，共计近十万公斤。 [16]208红二军团在白玉行军中得到了当地僧众的有力支持。康翁寺支援红军一千多斤粮食、三匹马；嘎拉寺赠送红军三千斤粮食、六百斤酥油。这些寺庙除本身为红军提供物资外，还动员当地藏族同胞向红军出售物资。
（二）救治伤员，参加红军
红军北上转移后，仅在甘孜州境内就留下了三千多名伤病员，他们大多数被群众救护或转移。其中，在炉霍县，红军留下了1000多名伤病员。为了照顾好这些红军战士，博巴政府领导人益西多吉召集政府成员开会决定：凡愿回原籍的红军由博巴政府准备口粮，采用一村转一村，一县转一县的办法护送出境；凡愿收养红军的都可以领回去，但一定要保证红军的生命安全；伤残红军由各村集中收养。会议还提出：“收养红军是行善积德的好事，伤害红军是造孽作恶，残害红军脱不了手。” 波巴领导人格达活佛亲自安排200余人的救护队，把伤员从甘孜送到道孚县章谷寺治疗。桑根活佛为了照顾伤病员，又将他们转移到桑根寺一带居住，避开国民政府军阀的搜捕和屠杀。[17]
在红军的模范行为影响之下，藏族群众打消了对红军的疑虑，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的道孚、炉霍和甘孜等地吸收了二百多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甘孜州的丹巴巴底乡加入红军的就有二百七十多人。1936年初，红军组建了红军独立师，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第一支藏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据不完全统计，1935 年 5 月至 1936 年 8 月，仅在阿坝境内就有五千余人加入红军。[18]113在人口稀少的川西北地区，取得这一成就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一些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随军北上，在革命征途中经受了考验锻炼，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如被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曾任中顾委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东生等。
（三）充当通司，担任向导
红军进入藏区后，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稀缺等困难外，还面临着语言不通、交流障碍的棘手问题。某种程度而言，正是由于语言障碍、交流不畅才进一步造成红军初到藏区，少数民族同胞不信任的局面。因此，通晓藏语的通司（翻译）、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对红军在藏区立足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通司的帮助下，红军将宣传布告、传单、标语分别译写成民族文字，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主张传播到各地，配合了红军宣传动员工作，给予了红军极大的支持。
1935年6月，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地势险要，道路难觅，被当地民众视之为“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大山。藏族青年莫日坚和汉族向导杨茂才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翻越夹金山。“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草地是红军面对的又一个困难。“草地是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地纵横数百里，往往在数日行程内杳无人烟”。 [19]167稍不注意就会迷失方向或被沼泽吞噬。加之草原气候变化异常和物资短缺等问题，红军迫切需要熟悉当地草地环境和气候的藏族向导。在毛儿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扎栋巴等藏族向导的帮助下，红军战胜重重困难，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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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代维（1988—）男，汉族，历史学硕士，讲师，四川三台人，四川民族学院旅游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