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40多年过去了，往事难忘，历历在目。
　　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动乱的时期，毛主席让一些老同志到他搞“文革”试点的六个工厂（即当年尽人皆知的“六厂二校”中的六个在北京的工厂，二校就是清华和北大）去看看，并说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可以不住在厂里。
　　当时新华社派我到六厂中的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采访，就住在厂里。
　　
　　叶帅的风采
　　
　　有一天厂里通知我去会议室，说有个座谈会要我务必去听听。那时的会议室不像现在这么讲究，四壁白粉墙，条桌加条凳，天花板和地板都是裸露的水泥。在这样的房子里开会有许多好处，没有五色乱目，没有椅背和扶手让人产生慵懒之感，能使人精神集中。
　　我走进会议室一看，我的妈呀，那不是叶剑英元帅吗？魁梧的身材，挺直的身板，慈祥的面容，长者的风范，我不禁肃然起敬。当有人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时，叶帅扬起一只大手招呼我坐在他旁边。我坐下后他对我说他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并且说也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我连忙问他好，赶紧说您老说错了，我连当您的小兵资格都不够，我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叶帅说那不一样，因为我来得比他早。
　　厂里给叶帅一间房子，供他临时休息，就在我住的房子旁边。他每次来，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没有秘书，没有警卫，除了司机就是他。他一来就到车间去，走走看看，几乎不讲一句话。中午他自己拿着饭盒到工人食堂去吃饭，我经常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我们边吃边聊，慢慢地他对我的话就多了。他问我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不谈工厂的运动。
　　那时候我20多岁，人们对我有好几个叫法。回到新华社，人们叫我小姬；到工厂，军代表叫我大姬，工人叫我师傅。但是叶帅却把我叫老姬。我对他说，论年龄我是你的晚辈；论革命，你是我的爷爷辈了，叫我老姬，岂不是折煞我了？
　　他说：“有志不在年高，革命不分老少，还是叫老姬好。”
　　有天晚上吃过饭，他让我陪他到大餐厅去看工人演出。我是从来不看那种节目的，但这次例外，因为元帅有令，岂好不去？
　　演出在工人食堂。偌大一个餐厅，冰凉的水泥地上没有凳子，更别说椅子了，胡乱扔些砖头让人坐。我要回房间给叶帅找个凳子，但他坚决不让我去，自己拣了两块砖头就坐下了。演出开始了，只见他腰背笔直，目不旁视地观看工人表演，令我感动万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台下多数人都走了，我也想走，但不敢对叶帅说。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我一直陪他看完才走。
　　党的九大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叶帅没来工厂了，我问军代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一天叶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老姬，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毛主席让我研究中美关系。我以后还要来工厂，你等着我。”
　　这以后不久，尼克松就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跑到北京聆听毛主席给他讲哲学来了。此事震撼了世界，从此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我想，这中间一定有叶帅的一份功劳。听说毛主席曾经说过叶帅像吕端，大事不糊涂。
　　我最后一次见叶帅是在他西山的驻地，那已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事了。
　　1983年10月，全总召开工会十大，我是驻会记者。有一天，我随工会代表去慰问叶帅。我们的车子开进西郊一个小山村，穿过农家场院，在惊起一片鸡鸣声中，进了小山窝里的一座不大的院子，叶帅就住在那里。
　　老人坐在轮椅上到门口迎接我们，看得出来老人那天非常高兴。他年事已高，讲话得靠人翻译，耳朵也好像有点聋。一进门是个大厅，又高又大，铺着红地毯的客厅，显得十分空旷。两面墙上贴满了好像是郭沫若的大字书法拓片，给人一种进了文化殿堂的感觉。当时人很多，他没有认出我来，当然也许他早就不记得我了。怕影响叶帅的身体，所以看望时间很短，我自然不好上去问候他了。
　　
　　朱老总的慈祥
　　
　　有一天我正在工厂的院子里，突然有一辆特大的黑色吉姆车开了进来，停在办公楼前。车门开处，下来一位铁塔一般的老人，竟然是朱德总司令。
　　老人家一张国字脸，紫红紫红的。又长又硬的寿眉，又浓又黑。他那厚厚的双唇，慈祥的面容，立刻使我想起儿时常挂在嘴边的一首陕北老家的民歌来。那歌词是：“我唱正月正，英雄点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
　　朱老总手里拿一根拐杖，但看来没什么用处，很少着地。他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做事，多大岁数，我都恭恭敬敬地一一做了回答。但最有意思的是他问我“拿多少薪水”，他说的还是老话。
　　朱老总就来过这么一次，前后两个多小时，听了听工厂的情况。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两句话：功高天地，德配江海。
　　
　　陈云老人的平易
　　
　　有一天在工厂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他个子不高，比较清瘦。头戴一顶蓝色布檐帽，帽檐软不塌塌，已经旧了。身穿蓝布斜纹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提一个白色塑料提兜，上面印一只蓝天鹅，也已很旧了，此刻他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觉得他眉宇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但是，我没想到他却一脸亲切地对我说：“我是陈云。”
　　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过去挂的他那一幅伟人像，觉得眼前的这位老人又像又不像。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把帽子一摘，笑呵呵地问我说：“这下你认出我了吧？”
　　啊，宽大的前额，深深的眼窝，尖而有点钩的鼻子，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别的还好，就是头晕。我坐在中南海边的椅子上，看着水面就晕。”
　　座谈会当说到给工人定级的时候，他说：“这事是我干的，是学苏联的。1958年我请了几位苏联专家，在青岛研究给工人定级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定10级，不定5级，而要定8级呢？他们给我解释说，就多数人来讲，一个人的进取心是有限的。级定低了，太容易，不能刺激工人钻研技术的进取心；级定高了，工人觉得太难，达不到，就不去争取了。他们认为8个等级正好，不高不低。这就是8级工的来历。”
　　据说，在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只有他一人当过工人。后来他成了我们党首屈一指的经济专家，无论是当年开辟东北根据地时期，还是解放初整顿上海经济秩序、恢复全国经济，以及后来制订五年计划，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位大姐和劝我戒烟的黄火青
　　
　　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来过的还有邓颖超大姐和蔡畅大姐，她们两位各有表现。和工人座谈时邓大姐是谈笑风生，和蔼有加，边问边记，十分认真。蔡大姐身高背直，天蓝色褂子，大翻领白衬衣，显得十分清爽整洁。她双目平视，不卑不亢，似有一身傲骨，俨然一副巾帼风范。她不带笔记本，始终未讲一句话。她们两位大姐开完会就走了，好像再也没有来过。
　　此外，常住在厂里的是几位外地领导人。有东北的黄火青，山东的谭启龙，陕西的霍士廉，江西的杨尚奎等。他们虽然没有被打倒，但也不能随便离开，怕地方那些造反派把他们揪走。他们的情绪都不错，认为住在这里是毛主席有意保护他们，工人们对他们也很好。我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楼的同一层，房间挨着房间。大家和睦相处，朝夕与共，倒也不感寂寞。
　　高大清瘦的黄火青，看上去非常乐观，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身材瘦小的谭启龙，整天拿着笔记本往车间跑。工人们给他们两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说“黄火青的嘴，谭启龙的腿”。有一次谭启龙很感慨地对我说：“闹革命的时候，我生活在工人和农民当中。进城以后就慢慢地脱离了他们，现在我又回到了他们中间，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我抽烟太厉害，一天两包多。黄火青就劝我戒烟，并给我讲了他戒烟的经验。他说：“我原来抽烟也很厉害，后来大夫劝我戒烟。很难啊！一下子戒掉是不可能的，我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后来我就一点一点来。身上装着一包烟，想抽了，用手摸摸衣兜，但不往出掏，忍着。过一段时间又想抽了，再摸摸兜，但实在是不能再忍了，这才把烟掏出来，但仍不抽，放在桌子上。再过一段时间，又忍不住了，于是抽出一支来，放在鼻子上闻闻，但仍然不抽，放下再忍着。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才点这支烟，但点着后只抽一口，摁灭了放下，再忍不住时再抽一口。就这样一忍再忍，七忍八忍，最后才把烟戒了。”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曲折、艰难、实在、伟大的戒烟办法，非常人所能，必须是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行，我自愧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