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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老了。
前几日，他说，抱一床棉被到阳台去晒都感到吃力。不知道从何时起，他背驼下来，走路步子小了。
能不老吗？今年春节一过，1933年出生的父亲，按老家的算法，已经89岁。
说起父亲的“老”， 我儿时就有所闻。
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公社当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到公社，看他在办公室上下地跑，忙得很。这边正在布置会场，那边就有人“老蔡，老蔡”地喊他盖章，也急得很。其实，那时父亲才三十七八岁，但在公社里，同志们习惯这样喊他，哪怕年纪比他大的，他也没有“意见”。在我幼小记忆中，父亲就是公社里最忙的人，谁都需要他，谁都这样“老蔡，老蔡”地喊他。当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一直到去年的一天，我与父亲聊天，聊着聊着，才逐渐理解“老蔡”的喊法了。
父亲出生的年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出生的村庄，当时人口不过二百多人，却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匪患。外村的、本村的、明的、暗的土匪常常“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个夏夜，月光如水，村民聚集操场纳凉。突然，枪声响起，一位壮汉遭人捆绑，吓得大伙胆都快破了。这是外村的土匪闯入绑票。这伙土匪进村绑票，当然有内应，知道壮汉家里是杀猪的，算有钱人。后来人被押到后山老林里，捆在山上一个多月，家里掏出全部家底，还四处去借，才凑齐五百大洋送去，保下一条命。这时的“壮汉”，已经皮包骨，剩下半条命。又一个深夜，山村寂静无比，大家都熟睡了。突然，满村犬吠，一会儿哭喊声传来，是土匪抓了一个人。这个本村人，在外县当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原因是他曾经带队剿过这伙外村土匪。保安队长被土匪押到村尾溪边草滩，中了两枪。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哭喊声震天响。这时，伏在地上的保安队长孱弱地摆摆手，示意还活着，家里人惊喜不已，当夜将他送到樟湖板，请人救治。土匪后来得悉他未死，派人到樟湖板往郎中手里塞钱，又扔下狠话“要将他治死”。不久，保安队长真的死了。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出生、长大，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经历的这些事情，常常关不上话匣子。由于缺医少药，他五岁没了娘，七岁没了爹，就跟裹脚的奶奶相依为命，家里没有劳力，常常是过着半乞讨的日子，有时饿得受不了只能在家里哭。村里人都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村里最穷的，“一家就看一朵云”，父亲这朵小云似乎在天上飘忽着。到了上学年龄，父亲跟着上了三年就辍学了，没书念，常常趴在学堂窗户“蹭听”。
不知不觉中，少年长成青年。1949年8月，十六七岁的父亲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那天，他上山砍柴，路上碰到解放大军正南下解放福州。
对新社会的到来，父亲满怀憧憬。解放军剿匪工作队进村，其他人生怕惹事，退避三舍，父亲却主动靠近，为他们当向导。
一天下午，工作队只有一位队员在村里，突然一伙土匪荷枪实弹窜进村。工作队队员势单力薄，这时不能与土匪硬拼，悄悄写一张纸条塞给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将纸条与柴刀一起绑在腰间，假装上山砍柴，大步小步地跑到乡里搬救兵。到乡里，已经夜幕低垂，剿匪工作队领导接到情报后示意他先回去，别作声。他穿过高山老林，回到村里已经夜深。
侥幸，土匪没有发现这个年轻人去送情报，如果發现，也许结局就像之前的保安队长。现在想想都可怕，可穷人多么盼望新社会与新生活啊！
从这点上说，父亲在乡里，真可算“老革命”。难怪三十多岁就被大家称“老蔡，老蔡”的。
我们村有“红色基因”，是闽东北重要的游击活动区，闽东北游击队经常到村里活动，靠近闽江“地下航线”上的一个自然村因此被国民党烧过，村里的游击队员有被捕被杀的，也有战死的。而我最近才从父亲嘴里得知，他是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仅有三位党员，其中一位还是抗美援朝战场立功回来的老兵。五十多年来，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这个，摆他的“老资格”。我小的时候，听人说父亲的工资蛮高的，除了公社书记外，就数他的工资高，70年代初每个月就有五六十元，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两三倍，这主要就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
“老革命”靠得住，领导信任他。难怪当公社办公室主任时，“老蔡”宿舍抽屉里总锁着一把驳壳枪。当时整个公社配备驳壳枪的，除了书记、派出所所长外，也就他了。
父亲的右手大拇指与常人不同，一般拇指都是长的，而他的这个拇指却是圆的，令人好生疑惑。起初，我以为那是刀剁的，老教师母亲却说是刻蜡版刻的。是刻刀不小心割了拇指？不是，是在公社每天要刻写许多材料，有上报到县里的，有会议材料，还有各类通知，等等。父亲靠自学写一手好字，公社里的公文草拟、誊写常常非他莫属。就是几乎天天刻写、油印，拇指发炎，烂掉一截，成了圆拇指。今天我们有电脑打字，真无法想象当时的困难与新政权建立初期基层干部的拼劲。端庄、清晰的公文，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负责精神。就这样，他在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前后干了二三十年，几乎每一任书记都离不开他。
有一次，父亲带公社文艺宣传队到县里汇报演出，坐敞篷货车到县城，被风吹后发烧，得了急性肝炎，医院开出的报告单里有五个“ ”，病情很重。医生开了一些药让他带回来吃。刚过一个星期，公社书记就打来电话，要他赶回去“包村”，因为这个村已经派不出挂点干部，不然一项紧急任务无法完成。“好说话”的父亲二话没说，提起那个时兴的黑色“干部包”，匆匆地赶去。由此，肝炎由急性转为慢性，后来整整吃三年的药，才将最难去掉的两个“ ”去掉。
“老蔡”是老革命，退休前是乡人大常委会主席团主席。我原以为这是正科级职务，上次聊天时才知道他只是副科级退休的。一个老革命，在最基层，特别是长期在公社、乡政府办公室工作，陪过一任又一任的领导，这些领导后来有的是县委书记、县长，有的还官至市委常委，父亲从来没有为了自己职务的事情去找过他们。
“老蔡”是知足的人、感恩的人，也是厚道的人。一个从旧社会被共产党救出来的人，面对个人得失，他不会刻意怎样，心态始终是平和的、坦然的。之所以先天体质弱又工作忙碌，还能长寿，我想，关键就是他葆有这样一颗宽和之心。
从这个层面上说，父亲的心又是那么的青春。沧海桑田，岁月不老。“老蔡”初心，一地葱茏。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前几日，他说，抱一床棉被到阳台去晒都感到吃力。不知道从何时起，他背驼下来，走路步子小了。
能不老吗？今年春节一过，1933年出生的父亲，按老家的算法，已经89岁。
说起父亲的“老”， 我儿时就有所闻。
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公社当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到公社，看他在办公室上下地跑，忙得很。这边正在布置会场，那边就有人“老蔡，老蔡”地喊他盖章，也急得很。其实，那时父亲才三十七八岁，但在公社里，同志们习惯这样喊他，哪怕年纪比他大的，他也没有“意见”。在我幼小记忆中，父亲就是公社里最忙的人，谁都需要他，谁都这样“老蔡，老蔡”地喊他。当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一直到去年的一天，我与父亲聊天，聊着聊着，才逐渐理解“老蔡”的喊法了。
父亲出生的年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出生的村庄，当时人口不过二百多人，却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匪患。外村的、本村的、明的、暗的土匪常常“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个夏夜，月光如水，村民聚集操场纳凉。突然，枪声响起，一位壮汉遭人捆绑，吓得大伙胆都快破了。这是外村的土匪闯入绑票。这伙土匪进村绑票，当然有内应，知道壮汉家里是杀猪的，算有钱人。后来人被押到后山老林里，捆在山上一个多月，家里掏出全部家底，还四处去借，才凑齐五百大洋送去，保下一条命。这时的“壮汉”，已经皮包骨，剩下半条命。又一个深夜，山村寂静无比，大家都熟睡了。突然，满村犬吠，一会儿哭喊声传来，是土匪抓了一个人。这个本村人，在外县当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原因是他曾经带队剿过这伙外村土匪。保安队长被土匪押到村尾溪边草滩，中了两枪。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哭喊声震天响。这时，伏在地上的保安队长孱弱地摆摆手，示意还活着，家里人惊喜不已，当夜将他送到樟湖板，请人救治。土匪后来得悉他未死，派人到樟湖板往郎中手里塞钱，又扔下狠话“要将他治死”。不久，保安队长真的死了。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出生、长大，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经历的这些事情，常常关不上话匣子。由于缺医少药，他五岁没了娘，七岁没了爹，就跟裹脚的奶奶相依为命，家里没有劳力，常常是过着半乞讨的日子，有时饿得受不了只能在家里哭。村里人都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村里最穷的，“一家就看一朵云”，父亲这朵小云似乎在天上飘忽着。到了上学年龄，父亲跟着上了三年就辍学了，没书念，常常趴在学堂窗户“蹭听”。
不知不觉中，少年长成青年。1949年8月，十六七岁的父亲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那天，他上山砍柴，路上碰到解放大军正南下解放福州。
对新社会的到来，父亲满怀憧憬。解放军剿匪工作队进村，其他人生怕惹事，退避三舍，父亲却主动靠近，为他们当向导。
一天下午，工作队只有一位队员在村里，突然一伙土匪荷枪实弹窜进村。工作队队员势单力薄，这时不能与土匪硬拼，悄悄写一张纸条塞给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将纸条与柴刀一起绑在腰间，假装上山砍柴，大步小步地跑到乡里搬救兵。到乡里，已经夜幕低垂，剿匪工作队领导接到情报后示意他先回去，别作声。他穿过高山老林，回到村里已经夜深。
侥幸，土匪没有发现这个年轻人去送情报，如果發现，也许结局就像之前的保安队长。现在想想都可怕，可穷人多么盼望新社会与新生活啊！
从这点上说，父亲在乡里，真可算“老革命”。难怪三十多岁就被大家称“老蔡，老蔡”的。
我们村有“红色基因”，是闽东北重要的游击活动区，闽东北游击队经常到村里活动，靠近闽江“地下航线”上的一个自然村因此被国民党烧过，村里的游击队员有被捕被杀的，也有战死的。而我最近才从父亲嘴里得知，他是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仅有三位党员，其中一位还是抗美援朝战场立功回来的老兵。五十多年来，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这个，摆他的“老资格”。我小的时候，听人说父亲的工资蛮高的，除了公社书记外，就数他的工资高，70年代初每个月就有五六十元，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两三倍，这主要就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
“老革命”靠得住，领导信任他。难怪当公社办公室主任时，“老蔡”宿舍抽屉里总锁着一把驳壳枪。当时整个公社配备驳壳枪的，除了书记、派出所所长外，也就他了。
父亲的右手大拇指与常人不同，一般拇指都是长的，而他的这个拇指却是圆的，令人好生疑惑。起初，我以为那是刀剁的，老教师母亲却说是刻蜡版刻的。是刻刀不小心割了拇指？不是，是在公社每天要刻写许多材料，有上报到县里的，有会议材料，还有各类通知，等等。父亲靠自学写一手好字，公社里的公文草拟、誊写常常非他莫属。就是几乎天天刻写、油印，拇指发炎，烂掉一截，成了圆拇指。今天我们有电脑打字，真无法想象当时的困难与新政权建立初期基层干部的拼劲。端庄、清晰的公文，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负责精神。就这样，他在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前后干了二三十年，几乎每一任书记都离不开他。
有一次，父亲带公社文艺宣传队到县里汇报演出，坐敞篷货车到县城，被风吹后发烧，得了急性肝炎，医院开出的报告单里有五个“ ”，病情很重。医生开了一些药让他带回来吃。刚过一个星期，公社书记就打来电话，要他赶回去“包村”，因为这个村已经派不出挂点干部，不然一项紧急任务无法完成。“好说话”的父亲二话没说，提起那个时兴的黑色“干部包”，匆匆地赶去。由此，肝炎由急性转为慢性，后来整整吃三年的药，才将最难去掉的两个“ ”去掉。
“老蔡”是老革命，退休前是乡人大常委会主席团主席。我原以为这是正科级职务，上次聊天时才知道他只是副科级退休的。一个老革命，在最基层，特别是长期在公社、乡政府办公室工作，陪过一任又一任的领导，这些领导后来有的是县委书记、县长，有的还官至市委常委，父亲从来没有为了自己职务的事情去找过他们。
“老蔡”是知足的人、感恩的人，也是厚道的人。一个从旧社会被共产党救出来的人，面对个人得失，他不会刻意怎样，心态始终是平和的、坦然的。之所以先天体质弱又工作忙碌，还能长寿，我想，关键就是他葆有这样一颗宽和之心。
从这个层面上说，父亲的心又是那么的青春。沧海桑田，岁月不老。“老蔡”初心，一地葱茏。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