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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卢北峰已成为著名摄影记者。但坐在《北京青年》周刊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入行的一幕，他还是有些后怕。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卢北峰半路出家，转行想做摄影记者。他已通过了《北京青年报》（下称“北青报”）近千人报名的初试、复试，距实现自己的摄影梦—成为一名正式的摄影记者，只有一步之遥。他回忆道：“当时北青报的复试分为上午、下午两场，答完上午场后，我中午就在附近小馆子吃了一顿，喝了两瓶燕京冰啤。下午答到最后一题时，题目问：‘如果你加入北青报，你会为北青报做些什么？’借着中午的酒劲儿，我热血沸腾地写下：‘我会让北京青年报的新闻图片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时激荡写下的豪言壮语，等考完试酒劲过去后就立马懊悔了。如此血气方刚的誓言，于别人眼中或许显得全无机心略显狂妄，但对卢北峰个人，却是一诺千金。从1991年到2004年，摄影记者卢北峰在北青报逐渐成熟、成名，但这个承诺却在他心中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同时也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羁绊。
从1993年到2002年，卢北峰多次获得国内摄影大奖。但他开始学习摄影，与其他同行相比却相当晚，是在1987年进入《中国日报》发行部以后。1992年，卢北峰正式入职北青报，他直言那时的自己“在摄影方面就是个门外汉”！可是，这位完美主义者一旦痴迷起来，“就像中了邪一样”。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在外拍片，他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不管不顾，正是这样的劲头和心气儿使他在摄影道路上勇往直前，也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北青报的头两年，他对自己拍摄的照片始终忐忑不安。同行和领导对他的照片所提意见，即使是只言片语也能在他敏感的内心激起不小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中，卢北峰渐渐掌握了图像语言的特殊性。1993年，他抓拍到了复出的歌星田震激动落泪的生动表情，才第一次相信自己拍摄新闻人物上道了。经过无数次失败、反思、讨论，卢北峰和朋友为新闻摄影总结了自己的金科玉律：“冷静观察，快速思想，多方游动，选择角度，精确构图，与众不同， 闪光灯的不用。”
1994年，北青报《新闻周刊》为卢北峰开设了“北风眼”专栏，这是他名声打响的重要契机。“北风眼”，名字暗含台风眼之意，台风所到之处暴风骤雨，但是台风眼所处之地却风平浪静，寓意在喧嚣的都市环境中，摄影师要始终冷眼旁观。当时国内媒体从未有过摄影专栏，卢北峰决定在摸索中前行。经过几期疲于奔命地寻找素材，卢北峰和编辑逐渐确立了“北风眼”的定位：报道北京一段时期内正在发生的、具有时尚性质的事儿。比如报道一个已经或正在发生、而且会继续发展下去的事件，这一事件对于老百姓来讲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但用独特的视角把它拍摄下来予以报道，让读者看了会立刻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北风眼”的图片不仅要有现在时，还要有将来时；不求大题材，不求轰动效应，只求喜闻乐见，紧贴老百姓，要求是记录北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变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图像。
“北风眼”逐渐成为北青报的名牌栏目。服饰版编辑又盛情难却地给卢北峰开了一个时尚专栏“秃哥观潮”。“北风眼”着重于社会事件观察，而“秃哥观潮”着重时尚风貌，两个专栏都发挥了卢北峰的最强项—人物摄影，代表了典型的都市报摄影风格。
卢北峰开始学摄影的时候，仿效《中国日报》王文澜等人的风格，注重抓拍有情趣的“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讲究构成图片的要素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要通过构图、对比、反差等手段把照片的决定性意义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烘托出来。“决定性瞬间”的概念非常适于新闻摄影，因为它讲究以小见大以及意义的高度浓缩；画面上的一切元素最好都构成新闻要素，精巧却又浑然天成地指向同一意义，以营造出最强的视觉冲击力。例如单就图片上的环境元素来说，拍摄社会事件的时候，需要图片背景环境能够暗示事件发生地点；拍摄人物的时候，背景环境应该能够交代人物的职业、面貌，对人物性格起到烘托作用，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说明符号。由此可见，优秀的摄影记者，具备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才能又快又准地抓住闪光点，因为事件的发生常常在乎瞬息之间，能不能抓住那个最具决定性的瞬间不但要求摄影记者的经验丰富，更要求摄影记者的灵感准确。
但是，如今的卢北峰回忆起来，却十分苦恼“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美学给自己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子。他甚至用上了要对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响“肃毒”这样的字眼。
与卢北峰的谈话中知道，“决定性瞬间”给他的新闻摄影造成的困扰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照片真实性是否意味着不能摆拍、不可修改，第二是摄影师的创造性应该发挥到何种程度。受到“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的一代摄影师，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卡蒂埃-布勒松本人为代表，坚持不对照片进行任何导演、加工和修改，这样尽管拍出的照片可能会和摄影师的构思产生偏差，但是摄影师选择接受真实性，承认不完美。另一派则开始因为瞬间捕捉的镜头和自己头脑中的设想产生的误差而感到烦恼，而卢北峰显然属于后者。
“后来我就变得特别焦虑，想做的东西出不来，可能因为我是处女座吧。”卢北峰笑言，“抓拍出的新闻照片，经常会留有遗憾。为什么自己没有再多挪动一下，换个角度？所以经常会很怨恨自己。”
“我当时作为记者，需要对事实尊重。在报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摆拍过，虽然经常会遗憾自己没有抓到最想要的瞬间，尽管这让自己很痛苦，但还是会选择接受不完美。”卢北峰说，自己曾经一根筋地坚信照片绝不可以摆拍，甚至连闪光灯都能不用就尽量不用，“我天真地认为这是摄影记者的职业素养。”不过后来到了《北京青年》周刊，国外各种门类的摄影作品过眼多了，以前那种天真的认为被否定了。“我觉得摆拍也好，打光也好，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比如说2001年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的一副作品，摄影师俯拍一个Jalozai难民营脱水而死下葬的孩子，小孩躺在小台子上，身畔有六只手扯平一张白布盖住小孩的尸体。“这构图很可能就是摆拍的。”卢北峰断言，“可能有的战争场面很难摆拍，但是生活中的场面有一些是摆拍的。不过只要照片拍到的事件是正在发生的，就无伤大雅。”因为摆拍更能让图像富有视觉冲击力，可以唤起观者的情感。 “但是，不能摆拍并不意味着我对照片事先没有自己的设想。”卢北峰说。“决定性瞬间”不是我们想象的，拿一架相机去街头闲逛，你以为自己能够邂逅无数动人的瞬间，而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在街头幽灵一样游荡一天依然毫无收获。如果你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这无所谓。假如你是一个肩负着发稿任务，同时开着两个摄影专栏的职业摄影记者，出去一天没有收获将是对职业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卢北峰说他每次出去拍片时，都会事先想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场景，再有目标地去巡视。比如拍春运，首先要决定究竟是要拍机场还是火车站，是候车大厅还是月台，哪里才能出彩？卢北峰认为：“成熟的记者在拍片之前先要有自己的方案，构思好自己要拍什么，场景在哪儿，画面怎样，光影效果如何。但是一般我会抓拍更有情趣、温情的瞬间。带着想法去拍，是指我会带着想法去寻找，但并不妨碍我拍真实的春运。”摄影师是在等待自己设想的画面出现才会按下快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摄影并不是记录的过程，而是寻找自己设想画面的过程，因此也就有了许多创造性。“如果现场见到的和设想中的画面不一样，那么可以放弃脑海中一部分设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偏离预想过多。拍片不是瞎猫碰死耗子。”
除了对摆拍的困扰，卢北峰在报社渐渐感到不适应，也是因为新闻摄影对摄影师创造性的发挥有所束缚。“供稿压力太大。”他感叹。同时肩负“北风眼”和“秃哥观潮”两个专栏，再加上报社日常的供稿任务，卢北峰不堪重负，于是“秃哥观潮”小半年就关闭了，“北风眼”在坚持四年后，也告别了读者。困扰卢北峰的，也是很多摄影记者都曾面对的难题：在作品选题上的无能为力。服务于报纸媒体，每日新闻话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摄影师去适应各种突发的社会事件来选取题材。因为肩负报社供稿的任务，卢北峰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和人物进行深入和长期的观察。例如他后来的作品《生于80年代》，就是选择了城市中的一整个群体来表现，如果他依然供职于报社，就断不能在连续的专栏中每周一张地拍摄一个姿态相同的对象。否则不但都市报的读者会产生厌烦，作品被分散到每天的报纸中，也无法像集中收录在一本画册中那样产生最大的视觉冲击力。
正是这些困扰，使卢北峰在报社后期感到越来越不适应，但同时，他却一直谨记曾经的承诺。“‘要给北青报的图片带来飞跃’，这句话已经成为我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在北青报的十年中，我一直背着它艰难行走。”这个承诺在卢北峰进入报社初期给予了他无穷动力，但十年之后，也变成了他的羁绊。
“因为我报道过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我个人对这些事件的表现角度比较独特，因此博得了评委的青睐，但是那时我的作品形式感大于内容。虽然我的独幅照片拍得较好，但我从未拍摄过反映深刻现实的专题照片。”卢北峰总结道，“所以说决定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的成功，实际上是与众不同的视角，但这与我的摄影理念无关。我觉得自己当时在报社，只是满足于浮华的面上拍摄，只是在完成工作，并没有对我的拍摄对象有更多的深入思考。我是在北青报的时候打出牌子，但我从未以专题的形式深入了解、深刻表现拍摄对象，即使有过摄影专题，也因为时间上的约束拍得很粗糙，比较肤浅。”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他到了《北京青年》周刊之后。刚刚转入周刊的时候，卢北峰拍摄了许多明星和社会名人的肖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摆拍， “有我卢北峰自己的烙印”。他不必再去苦苦寻找预想中的“决定性瞬间”，没有了新闻摄影对真实性的严苛要求，他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摆拍人物，以符合自己想象的状态。“这时我虽然是摆拍，但依然使用现场的自然光，而不像现在摄影师都用布光、打光来突出人物。”可即使是摆拍，被摄人物也不一定能表现出卢北峰想要的姿态和神情，离自己对影像的设想还是有距离。直到《生于80年代》系列作品问世，卢北峰才第一次把他的照片称为“创作”。
“‘80后’这一系列作品，起源于我2009年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在此之前，我对‘80后’有些偏见，总以为他们不如我们这一代能吃苦，不愿努力不愿付出。直到某一天，‘80后’的言行感动了我，我突然想到要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这一代人。80年、81年出生的孩子，和70年代的人观念差别似乎并不大，与我们‘60后’这代人尚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88年、89年出生的孩子，在成长期就接触到网络，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这一代人截然不同。”类似于桑德“我们时代的面孔”，国内外摄影师有过许多拍群像的项目，但是卢北峰希望自己能够寻找一种构图方式来说明是自己的影像：“首先，我要求被拍者采用坐姿，因为这样肌肉比较放松，动作不会太僵，姿态也会比较美观。构图是多半身，没有周围的空间，把人物卡在画面中。虽然会使人物显得有些压抑，但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目前我暂时没发现其他摄影师也这样构图。另一方面，空间的逼仄也折射出我的一个想法，即无论哪代人生存在中国社会，其精神生活都会受到各种压抑。我不想让周围的空间，对观者解读画面人物本身分散精力。”
和卢北峰过去的都市摄影相比，这次他选择剥离环境表现人物：“这是我告别以前摄影风格的作品，以前我利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现在我想尝试彻底剥离环境之后，只从上半身的服饰以及人物手中摆弄的心爱物品来表现‘80后’这个群体。”手中心爱的小物件，可以折射出人物品位、性格、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因为我感觉每个‘80后’都是具有强烈个性的个体。”另外，画面中大部分人物从形象上并不能看出职业身份，但是卢北峰都刻意在标题上标出了人物职业，这就和画面上刻意剥离社会属性的人物形成了反差。
从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到一名有着自己摄影理念和情怀的摄影艺术家，可以说卢北峰是在自己盛年之际主动退出了自己的“主场”，而选择开辟一片新的疆域。这种转变乍看上去有些费解，却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曾经的“决定性瞬间”要求照片上有多种有意义的元素，共同构成同一个决定性的意义；而开始创作后，卢北峰依然保留着近似的美学趣味，他的画面上各种元素都自有其象征含义，但是这些意义开始有层次感。他说，“我希望作品能够表达多重含义，我现在创作的属于艺术作品，其解读是开放性的。”所以卢北峰现在手头的项目，是打算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的意象，赋予作品多层次的含义。
比如在作品《美好生活》中，卢北峰将小男孩做成年画人物的效果，站在橡皮舟上。两个小男孩，一个用鱼钩钩着一条红锦鲤，另一个在用弹弓枪试图打蜻蜓。卢北峰说，他们的动作暗示“人类残忍的本性，对生物的残杀，即使在小孩子身上也有所体现”。无桨的橡皮舟十分脆弱，象征前行面临的重重危险。随波逐流，暗示时间的不可逆；河水是卢北峰用一条长长的绿绸模仿的，他说这是因为“人类在城市化进程中，把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掉了，却又制造出仿自然环境的人造景观”。
“现在加入到当代摄影艺术创作的行列，并不是因为看到当代艺术火了，想分一杯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自然转变的过程。”从《生于80年代》，到《错觉》《关于爱情》和《美好生活》等作品，卢北峰的创作一直注重图画性，强调表现力，力图用象征手法表达他诸如“守卫传统”、“怀念美好”等意义的想法。这些新作品想象不受拘束，象征意义多层交叉，除了摄影之外，还映射着多年来文学和绘画对他的影响。这时的卢北峰关注的不再是生活中的“决定性瞬间”，而是思考如何用丰富的视觉经验去创作新影像，他从影像到思维正式进入到实验摄影的潮流之中：“现在一年能拍出两三张自己满意的照片足矣。到60岁退休，如能拍出二三十张看得过眼的作品，做一个展览，就够了。我现在拍片子不考虑卖钱维持生活，只是为了自我表达，充分享受创作过程。至于作品的解读，千人见千佛，随它去吧。”
从1993年到2002年，卢北峰多次获得国内摄影大奖。但他开始学习摄影，与其他同行相比却相当晚，是在1987年进入《中国日报》发行部以后。1992年，卢北峰正式入职北青报，他直言那时的自己“在摄影方面就是个门外汉”！可是，这位完美主义者一旦痴迷起来，“就像中了邪一样”。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在外拍片，他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不管不顾，正是这样的劲头和心气儿使他在摄影道路上勇往直前，也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北青报的头两年，他对自己拍摄的照片始终忐忑不安。同行和领导对他的照片所提意见，即使是只言片语也能在他敏感的内心激起不小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中，卢北峰渐渐掌握了图像语言的特殊性。1993年，他抓拍到了复出的歌星田震激动落泪的生动表情，才第一次相信自己拍摄新闻人物上道了。经过无数次失败、反思、讨论，卢北峰和朋友为新闻摄影总结了自己的金科玉律：“冷静观察，快速思想，多方游动，选择角度，精确构图，与众不同， 闪光灯的不用。”
1994年，北青报《新闻周刊》为卢北峰开设了“北风眼”专栏，这是他名声打响的重要契机。“北风眼”，名字暗含台风眼之意，台风所到之处暴风骤雨，但是台风眼所处之地却风平浪静，寓意在喧嚣的都市环境中，摄影师要始终冷眼旁观。当时国内媒体从未有过摄影专栏，卢北峰决定在摸索中前行。经过几期疲于奔命地寻找素材，卢北峰和编辑逐渐确立了“北风眼”的定位：报道北京一段时期内正在发生的、具有时尚性质的事儿。比如报道一个已经或正在发生、而且会继续发展下去的事件，这一事件对于老百姓来讲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但用独特的视角把它拍摄下来予以报道，让读者看了会立刻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北风眼”的图片不仅要有现在时，还要有将来时；不求大题材，不求轰动效应，只求喜闻乐见，紧贴老百姓，要求是记录北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变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图像。
“北风眼”逐渐成为北青报的名牌栏目。服饰版编辑又盛情难却地给卢北峰开了一个时尚专栏“秃哥观潮”。“北风眼”着重于社会事件观察，而“秃哥观潮”着重时尚风貌，两个专栏都发挥了卢北峰的最强项—人物摄影，代表了典型的都市报摄影风格。
卢北峰开始学摄影的时候，仿效《中国日报》王文澜等人的风格，注重抓拍有情趣的“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讲究构成图片的要素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要通过构图、对比、反差等手段把照片的决定性意义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烘托出来。“决定性瞬间”的概念非常适于新闻摄影，因为它讲究以小见大以及意义的高度浓缩；画面上的一切元素最好都构成新闻要素，精巧却又浑然天成地指向同一意义，以营造出最强的视觉冲击力。例如单就图片上的环境元素来说，拍摄社会事件的时候，需要图片背景环境能够暗示事件发生地点；拍摄人物的时候，背景环境应该能够交代人物的职业、面貌，对人物性格起到烘托作用，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说明符号。由此可见，优秀的摄影记者，具备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才能又快又准地抓住闪光点，因为事件的发生常常在乎瞬息之间，能不能抓住那个最具决定性的瞬间不但要求摄影记者的经验丰富，更要求摄影记者的灵感准确。
但是，如今的卢北峰回忆起来，却十分苦恼“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美学给自己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子。他甚至用上了要对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响“肃毒”这样的字眼。
与卢北峰的谈话中知道，“决定性瞬间”给他的新闻摄影造成的困扰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照片真实性是否意味着不能摆拍、不可修改，第二是摄影师的创造性应该发挥到何种程度。受到“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的一代摄影师，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卡蒂埃-布勒松本人为代表，坚持不对照片进行任何导演、加工和修改，这样尽管拍出的照片可能会和摄影师的构思产生偏差，但是摄影师选择接受真实性，承认不完美。另一派则开始因为瞬间捕捉的镜头和自己头脑中的设想产生的误差而感到烦恼，而卢北峰显然属于后者。
“后来我就变得特别焦虑，想做的东西出不来，可能因为我是处女座吧。”卢北峰笑言，“抓拍出的新闻照片，经常会留有遗憾。为什么自己没有再多挪动一下，换个角度？所以经常会很怨恨自己。”
“我当时作为记者，需要对事实尊重。在报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摆拍过，虽然经常会遗憾自己没有抓到最想要的瞬间，尽管这让自己很痛苦，但还是会选择接受不完美。”卢北峰说，自己曾经一根筋地坚信照片绝不可以摆拍，甚至连闪光灯都能不用就尽量不用，“我天真地认为这是摄影记者的职业素养。”不过后来到了《北京青年》周刊，国外各种门类的摄影作品过眼多了，以前那种天真的认为被否定了。“我觉得摆拍也好，打光也好，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比如说2001年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的一副作品，摄影师俯拍一个Jalozai难民营脱水而死下葬的孩子，小孩躺在小台子上，身畔有六只手扯平一张白布盖住小孩的尸体。“这构图很可能就是摆拍的。”卢北峰断言，“可能有的战争场面很难摆拍，但是生活中的场面有一些是摆拍的。不过只要照片拍到的事件是正在发生的，就无伤大雅。”因为摆拍更能让图像富有视觉冲击力，可以唤起观者的情感。 “但是，不能摆拍并不意味着我对照片事先没有自己的设想。”卢北峰说。“决定性瞬间”不是我们想象的，拿一架相机去街头闲逛，你以为自己能够邂逅无数动人的瞬间，而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在街头幽灵一样游荡一天依然毫无收获。如果你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这无所谓。假如你是一个肩负着发稿任务，同时开着两个摄影专栏的职业摄影记者，出去一天没有收获将是对职业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卢北峰说他每次出去拍片时，都会事先想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场景，再有目标地去巡视。比如拍春运，首先要决定究竟是要拍机场还是火车站，是候车大厅还是月台，哪里才能出彩？卢北峰认为：“成熟的记者在拍片之前先要有自己的方案，构思好自己要拍什么，场景在哪儿，画面怎样，光影效果如何。但是一般我会抓拍更有情趣、温情的瞬间。带着想法去拍，是指我会带着想法去寻找，但并不妨碍我拍真实的春运。”摄影师是在等待自己设想的画面出现才会按下快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摄影并不是记录的过程，而是寻找自己设想画面的过程，因此也就有了许多创造性。“如果现场见到的和设想中的画面不一样，那么可以放弃脑海中一部分设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偏离预想过多。拍片不是瞎猫碰死耗子。”
除了对摆拍的困扰，卢北峰在报社渐渐感到不适应，也是因为新闻摄影对摄影师创造性的发挥有所束缚。“供稿压力太大。”他感叹。同时肩负“北风眼”和“秃哥观潮”两个专栏，再加上报社日常的供稿任务，卢北峰不堪重负，于是“秃哥观潮”小半年就关闭了，“北风眼”在坚持四年后，也告别了读者。困扰卢北峰的，也是很多摄影记者都曾面对的难题：在作品选题上的无能为力。服务于报纸媒体，每日新闻话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摄影师去适应各种突发的社会事件来选取题材。因为肩负报社供稿的任务，卢北峰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和人物进行深入和长期的观察。例如他后来的作品《生于80年代》，就是选择了城市中的一整个群体来表现，如果他依然供职于报社，就断不能在连续的专栏中每周一张地拍摄一个姿态相同的对象。否则不但都市报的读者会产生厌烦，作品被分散到每天的报纸中，也无法像集中收录在一本画册中那样产生最大的视觉冲击力。
正是这些困扰，使卢北峰在报社后期感到越来越不适应，但同时，他却一直谨记曾经的承诺。“‘要给北青报的图片带来飞跃’，这句话已经成为我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在北青报的十年中，我一直背着它艰难行走。”这个承诺在卢北峰进入报社初期给予了他无穷动力，但十年之后，也变成了他的羁绊。
“因为我报道过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我个人对这些事件的表现角度比较独特，因此博得了评委的青睐，但是那时我的作品形式感大于内容。虽然我的独幅照片拍得较好，但我从未拍摄过反映深刻现实的专题照片。”卢北峰总结道，“所以说决定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的成功，实际上是与众不同的视角，但这与我的摄影理念无关。我觉得自己当时在报社，只是满足于浮华的面上拍摄，只是在完成工作，并没有对我的拍摄对象有更多的深入思考。我是在北青报的时候打出牌子，但我从未以专题的形式深入了解、深刻表现拍摄对象，即使有过摄影专题，也因为时间上的约束拍得很粗糙，比较肤浅。”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他到了《北京青年》周刊之后。刚刚转入周刊的时候，卢北峰拍摄了许多明星和社会名人的肖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摆拍， “有我卢北峰自己的烙印”。他不必再去苦苦寻找预想中的“决定性瞬间”，没有了新闻摄影对真实性的严苛要求，他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摆拍人物，以符合自己想象的状态。“这时我虽然是摆拍，但依然使用现场的自然光，而不像现在摄影师都用布光、打光来突出人物。”可即使是摆拍，被摄人物也不一定能表现出卢北峰想要的姿态和神情，离自己对影像的设想还是有距离。直到《生于80年代》系列作品问世，卢北峰才第一次把他的照片称为“创作”。
“‘80后’这一系列作品，起源于我2009年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在此之前，我对‘80后’有些偏见，总以为他们不如我们这一代能吃苦，不愿努力不愿付出。直到某一天，‘80后’的言行感动了我，我突然想到要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这一代人。80年、81年出生的孩子，和70年代的人观念差别似乎并不大，与我们‘60后’这代人尚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88年、89年出生的孩子，在成长期就接触到网络，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这一代人截然不同。”类似于桑德“我们时代的面孔”，国内外摄影师有过许多拍群像的项目，但是卢北峰希望自己能够寻找一种构图方式来说明是自己的影像：“首先，我要求被拍者采用坐姿，因为这样肌肉比较放松，动作不会太僵，姿态也会比较美观。构图是多半身，没有周围的空间，把人物卡在画面中。虽然会使人物显得有些压抑，但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目前我暂时没发现其他摄影师也这样构图。另一方面，空间的逼仄也折射出我的一个想法，即无论哪代人生存在中国社会，其精神生活都会受到各种压抑。我不想让周围的空间，对观者解读画面人物本身分散精力。”
和卢北峰过去的都市摄影相比，这次他选择剥离环境表现人物：“这是我告别以前摄影风格的作品，以前我利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现在我想尝试彻底剥离环境之后，只从上半身的服饰以及人物手中摆弄的心爱物品来表现‘80后’这个群体。”手中心爱的小物件，可以折射出人物品位、性格、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因为我感觉每个‘80后’都是具有强烈个性的个体。”另外，画面中大部分人物从形象上并不能看出职业身份，但是卢北峰都刻意在标题上标出了人物职业，这就和画面上刻意剥离社会属性的人物形成了反差。
从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到一名有着自己摄影理念和情怀的摄影艺术家，可以说卢北峰是在自己盛年之际主动退出了自己的“主场”，而选择开辟一片新的疆域。这种转变乍看上去有些费解，却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曾经的“决定性瞬间”要求照片上有多种有意义的元素，共同构成同一个决定性的意义；而开始创作后，卢北峰依然保留着近似的美学趣味，他的画面上各种元素都自有其象征含义，但是这些意义开始有层次感。他说，“我希望作品能够表达多重含义，我现在创作的属于艺术作品，其解读是开放性的。”所以卢北峰现在手头的项目，是打算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的意象，赋予作品多层次的含义。
比如在作品《美好生活》中，卢北峰将小男孩做成年画人物的效果，站在橡皮舟上。两个小男孩，一个用鱼钩钩着一条红锦鲤，另一个在用弹弓枪试图打蜻蜓。卢北峰说，他们的动作暗示“人类残忍的本性，对生物的残杀，即使在小孩子身上也有所体现”。无桨的橡皮舟十分脆弱，象征前行面临的重重危险。随波逐流，暗示时间的不可逆；河水是卢北峰用一条长长的绿绸模仿的，他说这是因为“人类在城市化进程中，把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掉了，却又制造出仿自然环境的人造景观”。
“现在加入到当代摄影艺术创作的行列，并不是因为看到当代艺术火了，想分一杯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自然转变的过程。”从《生于80年代》，到《错觉》《关于爱情》和《美好生活》等作品，卢北峰的创作一直注重图画性，强调表现力，力图用象征手法表达他诸如“守卫传统”、“怀念美好”等意义的想法。这些新作品想象不受拘束，象征意义多层交叉，除了摄影之外，还映射着多年来文学和绘画对他的影响。这时的卢北峰关注的不再是生活中的“决定性瞬间”，而是思考如何用丰富的视觉经验去创作新影像，他从影像到思维正式进入到实验摄影的潮流之中：“现在一年能拍出两三张自己满意的照片足矣。到60岁退休，如能拍出二三十张看得过眼的作品，做一个展览，就够了。我现在拍片子不考虑卖钱维持生活，只是为了自我表达，充分享受创作过程。至于作品的解读，千人见千佛，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