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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针对 《红楼梦》 曾有一个著名论断：“（在这部作品里） 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 诞生时，中国恰逢盛世衰败，贾宝玉以补天之石姿态出现，却不能扶摇摇欲坠的大局。一百年来，这部小说成为各路名家宣讲言论的工具，文学角逐政治，结局显而易见。
考证派叫板索隐派
乾隆年间程高刻本问世不久 《红楼梦》 就大为风行，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 《红楼梦》 专论——《红楼梦评论》，他运用叔本华哲学分析了小说的悲剧精神，将其列为可与 《浮士德》 媲美的世界悲剧。
清末对 《红楼梦》 的研究多是对书中人物情节真实原型的猜测，研究者更多关心书中“隐晦”了些什么。老派红学领袖蔡元培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总结了清末以来流传的 《红楼梦》反满学说，将 《红楼梦》 中人物事件与历史一一对照，意在强调曹雪芹写作有极强的影射和反满意图。蔡元培开始作 《红楼梦》 疏证是于1898年之前，此后从庚子国难到辛亥革命，国事纷乱。在这个特殊时期，这种推理的教化意味不言而喻。《石头记索隐》 成书后畅销一时，重版6次，一直到抗战时期仍有人重提 《红楼梦》 反清复明，索隐派一度成为红学主流。
五四运动时，胡适整理国故，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在他看来，《红楼梦》 的颓废精神与他笃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相容，他极力贬斥 《红楼梦》 的文学价值和作者思想，与蔡元培的索隐派旧红学叫板。胡适考证 《红楼梦》 属单纯自传性质，该书只是老老实实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用尽心思去替 《红楼梦》 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但蔡元培坚持认为自己的索隐“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针对胡适的自传说，他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曹氏家事未必尽合书中所写”。蔡胡之争最后以握手言和结束，谁也没有说服谁，两派红学并存。
梁启超强调了新小说对民众的启蒙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对于传统小说 《红楼梦》 也可以有全新的诠释。但最早提出要把 《红楼梦》 看作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来读的，是1904年发表在 《新小说》 中，署名侠人的文章，作者认为要从作品描写的社会背景理解全书，应赋予 《红楼梦》 以现代意义。胡适对 《红楼梦》 思想性的否定对五四以后的红学产生极大影响，这类启蒙阐释只能被边缘化。
两个小人物发出质疑
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是红学考证派的重要代表人。毕业于北大文科的俞平伯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22年，他与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时期最早的新诗刊物 《诗》月刊，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红楼梦辨》 是其早期著作，后来作者对书进行了修改，更名为 《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重印6次，多家报纸予以推荐。1953年5月的 《文艺报》 也对本书作了报道，完全肯定其学术价值。
此时有两个年轻人也看到了这本书。27岁的李希凡毕业于山东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学习。23岁的蓝翎与李希凡是大学同学，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任中学老师。李希凡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向 《文艺报》 通联组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批判俞平伯，没有收到回音，于是求助母校。不久二人合写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刊登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第9期上，文中他们向国内第一号红学权威俞平伯发出挑战，认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 《红楼梦》 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 《红楼梦》 的传统性问题时尤为明显”。
时隔多年，李希凡回忆起写这篇文章初衷时强调，他只是“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 《红楼梦》 的时代意义及其伟大成就，作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但所谓的“学术研究”却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波，起因是这篇文章由江青推荐给了酷爱 《红楼梦》 的毛泽东。二人的文章中写道：“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认为这个观点值得研究，应该引起重视。
谈及近代中国的红学发展，毛泽东是个绕不开的特殊人物，他一生研读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但阅读次数最多、评论最多、最喜欢引用的，却只有一部 《红楼梦》。他自创的红学研究方式被余英时称为“革命的红学”、“红学阶级斗争论”。红学家梅节在 《海角红楼》 一书中写道：“毛泽东走下神坛，对他的评价目前可能有较大分歧。但有一点怕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毛是一个红迷。他把 《红楼梦》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广全民读红评红。是阶级红学的创立者，利用 《红楼梦》 开展政治文化思想斗争，更是出神入化。”
对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辨》，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这本书他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和画线，不少地方还画上了问号。1954年春天，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期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经常提及 《红楼梦》 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卫士张仙朋回忆说，他们对主席讲的并不完全理解。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一篇重要文章。
俞平伯在 《红楼梦辨》 中认为“《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这种“自传说”与其师胡适观点一脉相承，但同毛泽东认为 《红楼梦》 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
俞平伯讲道：“平心看来，《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其“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 《红楼梦》 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道粗线，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个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全国范围读红评红
江青拿着 《关于 〈红楼梦〉 简论及其他》 找到《人民日报》 总编辑邓拓，希望党报转载，但遭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反对，以“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章“很粗糙，态度也不好”以及“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为由拒绝，建议由 《文艺报》 转载。
《文艺报》 转载时，主编冯雪峰为文章配上了一段编者按：“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对这篇编者按毛泽东并不满意，作出批示：“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正确，问题的关键……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他又得知文章转载的曲折过程，认为“问题严重”，“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要求？”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酝酿已久的《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批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愿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信中指明：应该批判他们（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信封上，毛泽东亲自写下传阅人员的名字多达28个，有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丁玲等等，人数之多十分少见。这封内部传达学习的信，在“文革”时被到处传抄，此后被收入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两个“小人物”“粗糙的”学术批判文章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理论界开始集中批判俞平伯的 《〈红楼梦〉研究》。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紧锣密鼓地召开8次扩大联席会议，同时各高校和研究单位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冯雪峰和 《文艺报》 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也遭到炮轰。
全国各地掀起读红评红风潮，报刊发表大量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集中批评俞平伯对于《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主要包括：一、认为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论，抹杀了它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的现实主义杰作;二、认为 《红楼梦》 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抹杀了作品热烈同情叛逆者和被压迫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的鲜明倾向;三、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抹杀了小说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和控诉的进步意义;四、认为 《红楼梦》 借用古典作品的某些情节，抹杀了它高度的艺术创造性。总之，俞平伯成为全国上下理论界的众矢之的，文学的事已不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
喧嚣过后是萧条
毛泽东发起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可能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两大阵营对立，巩固人民政权是头等大事。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 《毛泽东传（1949—1976）》 中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么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了。而1951年关于 《武训传》 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甚微，毛泽东正想在学术领域掀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也是胡适新红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身份和履历，导致了他终将迎来这场批判。
1955年，俞平伯发表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 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30余年致力于 《红楼梦》 研究工作，“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表示“坚决和胡适以及一切反动的敌对思想划清界限”。
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做了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这一年评职称时，报请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俞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还给他专门配了助手校勘 《红楼梦》。但此后的俞平伯沉默寡言，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绝口不提红楼梦。他在“文革”时受尽凌辱，研究资料被搜掠一空，即使平反后也深居简出。
运动发起时红学研究一派热闹，但喧嚣之后却是大萧条。在南京大学教授苗怀明看来，此后的红学研究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红学文章连篇累牍出现，但皆不能构成良性的学术积累。1954年以后的大陆，从学术出发的红学研究已经不占主流，研究成果远落后于港台和其他华人地区。俞平伯晚年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1980年，俞平伯获平反3年后在香港作了一篇名为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的演讲，他说：“《红楼梦》 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 《红楼梦》 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文学的回归文学，大师晚年自省必然遵循了自己的内心。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0期）
考证派叫板索隐派
乾隆年间程高刻本问世不久 《红楼梦》 就大为风行，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 《红楼梦》 专论——《红楼梦评论》，他运用叔本华哲学分析了小说的悲剧精神，将其列为可与 《浮士德》 媲美的世界悲剧。
清末对 《红楼梦》 的研究多是对书中人物情节真实原型的猜测，研究者更多关心书中“隐晦”了些什么。老派红学领袖蔡元培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总结了清末以来流传的 《红楼梦》反满学说，将 《红楼梦》 中人物事件与历史一一对照，意在强调曹雪芹写作有极强的影射和反满意图。蔡元培开始作 《红楼梦》 疏证是于1898年之前，此后从庚子国难到辛亥革命，国事纷乱。在这个特殊时期，这种推理的教化意味不言而喻。《石头记索隐》 成书后畅销一时，重版6次，一直到抗战时期仍有人重提 《红楼梦》 反清复明，索隐派一度成为红学主流。
五四运动时，胡适整理国故，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在他看来，《红楼梦》 的颓废精神与他笃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相容，他极力贬斥 《红楼梦》 的文学价值和作者思想，与蔡元培的索隐派旧红学叫板。胡适考证 《红楼梦》 属单纯自传性质，该书只是老老实实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用尽心思去替 《红楼梦》 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但蔡元培坚持认为自己的索隐“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针对胡适的自传说，他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曹氏家事未必尽合书中所写”。蔡胡之争最后以握手言和结束，谁也没有说服谁，两派红学并存。
梁启超强调了新小说对民众的启蒙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对于传统小说 《红楼梦》 也可以有全新的诠释。但最早提出要把 《红楼梦》 看作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来读的，是1904年发表在 《新小说》 中，署名侠人的文章，作者认为要从作品描写的社会背景理解全书，应赋予 《红楼梦》 以现代意义。胡适对 《红楼梦》 思想性的否定对五四以后的红学产生极大影响，这类启蒙阐释只能被边缘化。
两个小人物发出质疑
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是红学考证派的重要代表人。毕业于北大文科的俞平伯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22年，他与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时期最早的新诗刊物 《诗》月刊，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红楼梦辨》 是其早期著作，后来作者对书进行了修改，更名为 《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重印6次，多家报纸予以推荐。1953年5月的 《文艺报》 也对本书作了报道，完全肯定其学术价值。
此时有两个年轻人也看到了这本书。27岁的李希凡毕业于山东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学习。23岁的蓝翎与李希凡是大学同学，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任中学老师。李希凡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向 《文艺报》 通联组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批判俞平伯，没有收到回音，于是求助母校。不久二人合写的 《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刊登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第9期上，文中他们向国内第一号红学权威俞平伯发出挑战，认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 《红楼梦》 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 《红楼梦》 的传统性问题时尤为明显”。
时隔多年，李希凡回忆起写这篇文章初衷时强调，他只是“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 《红楼梦》 的时代意义及其伟大成就，作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但所谓的“学术研究”却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波，起因是这篇文章由江青推荐给了酷爱 《红楼梦》 的毛泽东。二人的文章中写道：“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认为这个观点值得研究，应该引起重视。
谈及近代中国的红学发展，毛泽东是个绕不开的特殊人物，他一生研读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但阅读次数最多、评论最多、最喜欢引用的，却只有一部 《红楼梦》。他自创的红学研究方式被余英时称为“革命的红学”、“红学阶级斗争论”。红学家梅节在 《海角红楼》 一书中写道：“毛泽东走下神坛，对他的评价目前可能有较大分歧。但有一点怕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毛是一个红迷。他把 《红楼梦》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广全民读红评红。是阶级红学的创立者，利用 《红楼梦》 开展政治文化思想斗争，更是出神入化。”
对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辨》，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这本书他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和画线，不少地方还画上了问号。1954年春天，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期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经常提及 《红楼梦》 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卫士张仙朋回忆说，他们对主席讲的并不完全理解。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一篇重要文章。
俞平伯在 《红楼梦辨》 中认为“《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这种“自传说”与其师胡适观点一脉相承，但同毛泽东认为 《红楼梦》 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
俞平伯讲道：“平心看来，《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其“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 《红楼梦》 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道粗线，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个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全国范围读红评红
江青拿着 《关于 〈红楼梦〉 简论及其他》 找到《人民日报》 总编辑邓拓，希望党报转载，但遭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反对，以“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章“很粗糙，态度也不好”以及“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为由拒绝，建议由 《文艺报》 转载。
《文艺报》 转载时，主编冯雪峰为文章配上了一段编者按：“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对这篇编者按毛泽东并不满意，作出批示：“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正确，问题的关键……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他又得知文章转载的曲折过程，认为“问题严重”，“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要求？”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酝酿已久的《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批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愿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信中指明：应该批判他们（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信封上，毛泽东亲自写下传阅人员的名字多达28个，有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丁玲等等，人数之多十分少见。这封内部传达学习的信，在“文革”时被到处传抄，此后被收入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两个“小人物”“粗糙的”学术批判文章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理论界开始集中批判俞平伯的 《〈红楼梦〉研究》。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紧锣密鼓地召开8次扩大联席会议，同时各高校和研究单位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冯雪峰和 《文艺报》 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也遭到炮轰。
全国各地掀起读红评红风潮，报刊发表大量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集中批评俞平伯对于《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主要包括：一、认为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论，抹杀了它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的现实主义杰作;二、认为 《红楼梦》 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抹杀了作品热烈同情叛逆者和被压迫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的鲜明倾向;三、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抹杀了小说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和控诉的进步意义;四、认为 《红楼梦》 借用古典作品的某些情节，抹杀了它高度的艺术创造性。总之，俞平伯成为全国上下理论界的众矢之的，文学的事已不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
喧嚣过后是萧条
毛泽东发起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可能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两大阵营对立，巩固人民政权是头等大事。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 《毛泽东传（1949—1976）》 中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么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了。而1951年关于 《武训传》 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甚微，毛泽东正想在学术领域掀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也是胡适新红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身份和履历，导致了他终将迎来这场批判。
1955年，俞平伯发表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 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30余年致力于 《红楼梦》 研究工作，“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表示“坚决和胡适以及一切反动的敌对思想划清界限”。
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做了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这一年评职称时，报请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俞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还给他专门配了助手校勘 《红楼梦》。但此后的俞平伯沉默寡言，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绝口不提红楼梦。他在“文革”时受尽凌辱，研究资料被搜掠一空，即使平反后也深居简出。
运动发起时红学研究一派热闹，但喧嚣之后却是大萧条。在南京大学教授苗怀明看来，此后的红学研究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红学文章连篇累牍出现，但皆不能构成良性的学术积累。1954年以后的大陆，从学术出发的红学研究已经不占主流，研究成果远落后于港台和其他华人地区。俞平伯晚年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1980年，俞平伯获平反3年后在香港作了一篇名为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的演讲，他说：“《红楼梦》 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 《红楼梦》 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文学的回归文学，大师晚年自省必然遵循了自己的内心。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