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左太北今年75岁，因去年摔伤了股骨，至今仍住在北京一家福利院。采访那天，户外气温接近35摄氏度，《环球人物》记者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20分钟，刚进福利院大门，就远远地看到左太北端端正正地坐在一辆轮椅上等候着。
　　父亲很爱我们母女，但因指挥“百团大战”异常繁忙，加上母亲希望能继续学习，所以在我3个月大时，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延安，与父亲相隔两地，只能靠书信传情。母亲是要求进步的人，那时她才23岁，独自带着孩子，陷入家务之中，不免对生活状态感到疲惫、忧虑乃至埋怨，这种情绪也体现在书信里。父亲总是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每次都在信中温言劝慰，尽力解释，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们母女的思念和眷恋。因为在苏联留过学，他在家书中用了不少“酸词儿”，经常写“志兰，亲爱的”“紧紧握着你的手”这样的话。 　　尽管父亲非常想念我们，但他始终把抗击侵略的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在信中，他多次描述日军的暴行：“在敌后的孩子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李田的小孩子长得很好，在上次大扫荡中得了病，竟长病而死了。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这也让他时刻惦记着我的安全与健康。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吧？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村）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
　　每封信里，父亲都事无巨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并想方设法托人给我带来一些衣物。他在信里叮嘱母亲：“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让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当时，日本人正在叫嚣轰炸延安，父亲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他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三天后，父亲便牺牲了。得知消息，母亲悲痛欲绝，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一文：“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

接过11封家书

　　父亲牺牲后，母亲每每想到曾在书信中发牢骚，甚至迁怒于父亲，都感到非常痛悔。之后悠长的歲月中，母亲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父亲。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仅仅是一些模糊的照片。在延安保育院时，毛主席每次来总要问：左权的女儿在哪儿？然后抱抱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老师和父辈们。
　　1957年，母亲到外地工作，还在读中学的我被接到了彭德怀伯伯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彭伯伯很慈祥，但和母亲一样，他也极少提到父亲。只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因为当时十字岭上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1965年，我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工作。1982年5月，母亲把父亲写给她的11封家书（实有12封，一封遗失）郑重地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信的存在。之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读着父亲写下的文字，不知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了他。
　　2000年，我退休了，从此踏上了寻找父亲足迹的旅程。几年间，我多次去太行山，走遍了当年父亲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牺牲地十字岭，他一手建设的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黄崖洞，他和母亲居住过的砖壁村奶奶庙……当年八路军刷写的标语和激战后的弹壳还在，老人们抱住我老泪纵横……2002年，在母亲去世10年后，我把父亲的家书结集出版，希望今天的人们永志不忘山河破碎的历史，不忘那些为抵抗外敌入侵而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