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关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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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翻译是传递信息的跨语言交际,而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同时扮演了读者和交际者两个角色,翻译的过程就是推理和寻找关联的过程。本文作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论述翻译中的关联推理,意在提升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运用关联理论的意识,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
  关键词: 翻译 推理 关联理论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经常会遇到一些乍一看不知如何下手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文化差异,有时是因为源语的语言特色,但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表达方式造成的。表达得过于简约,过于含蓄,或在上下文中暗含大的转折,都可能造成我们理解上、表达上的问题。这时就需要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合理的推理,以判定原文的内在意义和欲表之情。译者要想成功地与原作者交际,就必须获得与作者共享的认知环境,获得与作者共享的认知环境就需要推理。推理机制给成功的交际提供了可能,推理的目的是获取信息和意图。
  一、推理
  推理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它涉及许多加工过程,如激活、记忆搜索、信息提取等,是指没有包括在语篇中,但通过语篇内在表征而且同时被当前语境激活而提取的信息的过程。[1]布洛克[2]认为,推理是指语篇中未明确提及,但被语篇读者在理解过程中所激活的信息。信息激活有长短强弱之分,但布洛克认为,语篇读者激活语篇中未明确提及的信息的过程,短时激活和长时编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短时激活为长时编码提供了基础。因此,短时激活与长时编码都是构成推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嘎恩汉姆[3]把语篇中的推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语用推理,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基于语篇的词汇和字面意义、根据真值进行的纯逻辑推理;第二类为桥联推理,主要保证语篇连贯;第三类为阐释推理,起阐释作用的推理。本文认为,推理的本质是读者在被激活的信息中寻找关联性,即关联推理。
  二、关联理论
  随着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认知科学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深入到各门学科中,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与语言的交叉学科,主要是对语言功能的认知研究,尤其是语言在交际中的认知研究即认知语用学。其代表人物是斯佩贝和威尔森。他们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4]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理论,该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
  关联理论把语言交际看作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是按照一定的推理规律进行的认知活动。明示—推理涉及交际的两个方面,从言者角度看,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即言者明白无误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从听者角度看,交际是一种推理过程,即听者从言者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言者的隐含意图。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模式,一个交际行为的大体过程是:发话者根据对受话者语境知识的推断,将自己的意图转化为意义信息并通过语言对语义信息进行编码,外化形成文本。受话者以同样的语言对文本加以编码,获得语义信息,然后对语义信息进行推理,获得发话人的话语意图和含义。斯佩贝和威尔森认为,交际双方说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明白,双方要求“互明”。任何说话者的意义都有明说和隐含两个方面,因此,交际双方既要明了对方的明说,更要互明对方的隐含。言者的明说可能是一种仅限于提供交际内容的信息意图,听者可以从中获得语境假设。言者还可能不通过明说传递交际意图即言者的隐含。因此,明说与隐含实际上都包括在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之中。
  该理论认为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效果和推理努力,语境效果和关联成正比,推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语境效果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小,关联性就强;语境效果差,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关联性就弱。该理论的核心就是交际与认知。因此,关联的理论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它是基于下面的逻辑: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隐含往往使听者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听者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并认定他的理解就是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可见,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要想交际成功,明白言者的隐含内容,听者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的模式即关联性。换句话说,要找到言者话语与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就得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隐含,最终取得语境效应,达到交际成功。简言之,要想认知就得寻找最佳关联,要找到最佳关联就必须推理。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推理是一种思辨过程,大脑中的演绎系统就是大脑的中心加工系统本身,它根据不同的输入手段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也就是大脑综合获得的新、旧信息与关联信息,作出推理。正如斯佩贝和威尔森认为的那样,所有的推理,甚至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而形成的命题,都是有理有据推理出来的。在言语交际中,言者通过明示行为向听者展示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为推理提供必要的理据,听者就根据对方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而推理就是寻找关联。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因此,人们对话语和语境的假设、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内在的关联就越清楚,无需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取得较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地理解话语,获得交际的成功。
  三、翻译中的关联推理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不仅要与原作者进行交际,而且要与译语读者进行交际。因此,译者既要从原作中寻求最佳语境关联,又要从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中获取最佳关联,译者与作者交际的目的是获取作者的明示和隐含。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明示和隐含是两种表达意义的手段。译者在与译语读者进行交际时也可以采用明示和隐含。采用何种方式,都与译者跟译语读者所建立的语境即文化背景假设程度有关,如果译者假定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无法接受作者的明示内容,或者读者无法明白作者的隐含内容,译者在翻译策略上会采取变通。
  从关联的角度研究翻译,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因为,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自然要看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译文正是根据意图和期待进行取舍的:译者从原交际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最佳关联性,再把这种关联性传递给受体。由于人类交际的选择机制,大多数情况下,译文和原文只是在相关方面等同。[5]当然,在保证交际成功的前提下,译文应尽可能向原文靠近,获得更好的交际效果:使话语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使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地契合,达到逼真境界。因此,翻译是一个对原文进行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的动态认知过程。[6]由于它的关注点是交际与认知的关系,与翻译现象十分契合,因此能够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7]
  格特1991年出版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在这种逻辑下,格特把翻译定义为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性言语交际活动。在他的关联翻译理论中,格特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
  1.翻译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
  2.翻译活动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多数的翻译活动可以分解成交际的阐释性应用的不同范畴。
  3.译语读者对翻译作品的理解建立在他们的认知知识基础之上。
  格特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作为交际者,译者需要完成两个交际任务。
  首先,既然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那么,译者就必须从原文的交际线索中体会出原文言者的意图,亦即原文作者企图通过原文字句传达给读者那些假设。按照关联理论的交际观,翻译就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解码”,这就要求译者从原交际人的明说及隐含意义中确定其交际意图。换句话说,译者的任务是从原文作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最佳关联性,再把这种关联性传递给受体,也就是说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递给受体。由于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自然规律面前认识相同,具有相同的语境知识,译者只需按照原文的字面意义翻译就能成功传达这种关联性。作者在交际时一般都有两种意图,即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前者指说话的字面意义,是言者向听者传递某种信息的意图,后者则指言者传递该信息意图的意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因此,翻译理解就是从作者用明示手段表现出来的东西推导出其中的隐含意图。译者要能从原文作者所明示的信息意图中找出交际意图,并把这两种意图也传递给译文读者,当然,在传递时要明确译文读者也能从信息意图中推理出相同的交际意图。
  其次,既然交际的基础是双方具有共享的认知环境,那么,译者就必须了解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也就是说,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中是否存在原文言者企图传达的语境假设。如果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中存在原文言者企图传达的语境假设,那么就要看从中调出所需要的语境假设是否十分费力,推理努力与语境效果是否相称。由于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加上时间因素,有时原文作者的语境假设与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译者不仅应该传达原文信息,而且应该通过他对译语读者认知状况的认识,把译语读者期望被传达的信息传达出来。也就是说,译者要帮助改进译语读者的语境假设,以使他们可以用较少的推理努力来达到足够的语境效果。
  总之,翻译就是交际,是交际就要求传达意义和意图。意义和意图的理解要求译者洞悉掌握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语言内涵,深切体会作者的明说和隐含。要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和意图,译者就必须加以推理即根据自身的世界知识和原文提供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来寻找最佳关联,只有这样,翻译理解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
  
  参考文献:
  [1]Singer,M.Discourse inference processes.In M.A.Gernsbacher.Ed.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4:479-517.
  [2]Broek,P.V.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of Narrative Texts.In:Gernsbacher,M.A,eds.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4.
  [3]Garnham,A.1985.Psycholinguistics:Central Topics.London:Routledge Gerver,D.1976.Empirical studies of st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Review and a Model.In:Brislin,R.W.eds.Translation:application and research.New York:Gardiner:165-207.
  [4]Sperb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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