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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实现是人类个体的基本需要。经济社会中个体均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同理心存在于一般个体中并发生相互作用，助益于人类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可以从现代心理学等角度对同理心作出合理解释。同理心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个体同理心也存在不足之处，而公权力的行使对同理心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可以在对最大多数个体表现出同理心以利其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完成公权力行使者的自我价值实现。
关键词：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体;同理心;公权力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155-07
引言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认为，个体存在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五个最基本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当生理、安全等需要得到满足，个体随之产生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其潜力得以发挥并实现自我价值[1]。
同理心就是指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价值观去观察和体验其感受并作出判断，自然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共同价值观。相比于同理心，同情心则掺杂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认同。
当前对同理心的论述已相当充分，但如果没有将同理心运用于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研究，将会让个体在表现出同理心时否定或忽视科学而导致其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能力下降，使得同理心可以发挥的作用大大降低，同时也不能让我们更好理解同理心在自我价值实现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现有文献对一般个体具有的同理心作了充分论述，并认识到一般个体在同理心方面的局限性，但很少涉及公权力对个体同理心带来的影响。公权力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必须站在公众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公众着想并作出必要的理性选择，以利于最大多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因此，行使公权力显然对个体的同理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两项基本的公权力。现有文献多提到法律理性的一面，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主要理由：任何人都不可能纯粹依靠理性行事，只有法律是纯粹理性的，因此应根据作为公民共同智慧或意志的结晶——以法律来治理国家[2]。洛克认为，国家的产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律的产生，法律以理性为基础，其目的在于表达公意以及保护个人自由和公众利益。法律除了人民的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3]。
本文将同理心运用于对个体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研究，进一步论述同理心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使公权力对个体在同理心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而本文所揭示的法律在理性背后包含的同理心更证实了行使立法权、司法权等公权力必须对最大多数民众具备最大程度的同理心。
一、同理心有助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一）市场中同理心有助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马斯洛的理论在市场上得到了真实的检验和证实，在实业界也有许多自我实现的人[4]。
在经济社会，个体均存在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一般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还可以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中完成自我价值实现。
任何一个个体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而不希望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影响到自我价值实现。站在其他个体角度设身处地思考，可以得出同样结论。这体现了一种同理心。
为取得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生产者需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为其提供最符合其利益的产品，表现出了一种同理心和利他性。生产者每一次交易的成功均使其价值得以实现。无数次成功的交易使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市场中得以充分满足。
生产者不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更好的产品，这也体现了同理心。
一个个体只有具备足够的同理心，才更容易在助他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在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以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时，表现出的是“利己心”和足够现实的理性。但在面对其他个体时需要的是一种“同理心”，即充分认识到他人对其自身价值实现的同等、正当的需求，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无损于他人的价值实现。
在理想市场条件下，个体一方面表现出利己心，另一方面在给他人提供最好产品的同时也有意、无意中展示了同理心，从而有利于相关个体的价值实现及其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所以，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带来了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个体同理心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其他个体及整体利益，但该个体同样需要其他个体同理心的发挥，以便减少自身不必要的损失。
同理心包括尊重他人的价值，也就更易形成有利于他人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环境。在市场条件下，同理心可以提供有利于个体价值实现的市场环境。
同理心不仅可以让个体认识到他人在这方面的需要，同样可以让他人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需要。
我们无时无刻不受惠于其他个体表现出来的同理心，以及在众多个体同理心充分发挥基础上达成共识，所形成的有利于防止给个体利益带来不合理损害的各项制度、法律，也因部分个体同理心的缺失而难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或错失达成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协议的机会，最终使每一个个体利益均受损。
（二）法律中包含的同理心有利于所有个体的价值实现
个体的自我实现离不开适当的环境，包括必要的同理心环境。不同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并不相同。同一个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也并不绝对稳定。个体在事关其他个体的整体利益上表现出来的理性并不绝对可靠。
众多个体同理心的充分发挥，为在一些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可能，但法律却可以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并针对所有个体从形式上对此予以确认、强化并保障实行。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从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到收入分配，都必须依靠一整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5]。一些相关法律的出台，规范了经济、金融市场，给人类提供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最大多数个体的价值实现。
宪法和法律都是在全体民众同理心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法律的制定基于同理心，即在制定法律时，通过换位思考，一方面对民众应有的权利从法律上予以保障，以利其更好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违法犯罪给当事人造成的严重后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不希望发生在自身的行为或后果，也不得施加于他人。对系列违法行为作出法律禁止和规定，体现了参与法律制定者的同理心。
法律中包含的同理心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个体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不仅本人，任何其他个体都同样抱有自身利益不得受到非法侵害的期望。这应该没有超出具备相应同理心的个体正常的认知范围。法律时刻提醒人们保持应有的同理心。法律的执行显示出失去最低限度的同理心将付出可以预知的代价。
基于同理心的法律也体现了现实条件下的整体理性，它既尊重个体利益，又不损害整体利益，并通过强制力保证实施。
人们对于法治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法治有益于所有人[6]。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从文化、历史和民族的背景出发，得出了“法治是绝对的人类之善”的结论。培根引用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语“人民的幸福即最高的法律”[7]。
亞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法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演变的过程，其中包括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明确废除奴隶制和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法律地位的显著提高，使其自身价值得以实现。
法律的不断完善，是历史上许多个体付出了巨大代价或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换来的，这些个体的不公正待遇曾经激发了民众广泛的同理心和对现有法律存在漏洞的理性思考，最终同理心发挥作用并导致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从长期看，法律通过不断完善，使人类同理心得到更大程度体现。一方面，更多个体或群体被列入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更为合理的惩戒措施使法律涉及的所有个体避免利益受到不合理侵害。所有这些都使得在更多个体利益和价值得以更好实现的同时，整体利益也因之提升。
历史上一些国家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成果也超越国界、跨越时代，并为其他国家所借鉴。这些法律中所包含的同理心得到了人类的普遍认同。
同理心就像自然界中的万有引力一样，广泛存在于一般个体中并发生相互作用，助益于人类个体的自我实现。
二、对同理心的各种解释
（一）从社会性的角度
达尔文在晚年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待物种进化，他认为，许多高等动物是社会性动物，适者生存之道既需要竞争，同样也需要合作、共生和互利。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往往是最富有合作精神的物种[9]。只有在具备同理心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从哲学思想的角度
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富含哲理的语言描述了同理心。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承担的角色，理解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意图，从而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10]。
（三）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现代社会，各学科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脑科学的最新进展为心理学提供了依据和坚实基础，心理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又可以被运用于更多方面的研究。
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脑电信号通过突触传导，使大量神经元连接起来形成了大脑回路。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基因突变让大脑发展出了新的回路，这一新的能力永久地改变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11]。
我们与灵长类近亲黑猩猩有着共同的镜像系统共享回路。镜像系统是行为的共享回路。当观察他人行为时，我们会在大脑中重现他人的行为。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识别他人正在做什么，部分地猜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其感受。但当事情很复杂时，镜像系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交大脑的另一个共享回路，“心智化系统”将发挥作用[12]。
被称为“社交大脑”的大脑区域，使人类可以发展出亲密关系、同理心、分享、与他人合作等能力。大脑贡献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区域为这一目的服务。我们的大脑使用相同的大脑区域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智，包括所有的想法、感觉、意愿和信念，以及行为意义等。社交大脑将我们和他人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通过所谓的“共享回路”来再现他人的体验，也就是说，利用可以激发类似体验的大脑回路来完成这一过程。即使这是别人的体验，不是我们自己的，大脑的共享回路也会激活我们类似的体验。但那些由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与那些由他人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保持一种独立感。也正因为如此，在了解他人体验的同时，还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人的不同[6]。
以上这些正是我们同时具有同理心和利己心的神经和生理学基础。从中可以看出，由于我们的大脑使用相同的大脑区域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智，并通过所谓的“共享回路”激活我们类似的体验来再现他人的体验，我们才可能具有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作出判断。例如，同理心让我们每个人看到了其他个体同样存在着自我实现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大脑中由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与那些由他人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完全相同，个体将无法区分自己体验与他人体验，个体具有的利己心与同理心将合而为一，个体也将失去独特性。而事实上这两个回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确保了我们同时具有同理心与利己心。
三、个体同理心的培育
人类大脑前额叶皮层心智化系统的成熟需要时间。大自然首先为人类物种的存活设计了母性照料这种方法。母性照料是指母亲采取的一系列特有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这些行为和心理状态可以保证婴儿的安全，提高对孩子的同理心。在12—18个月大时可以看到意识觉醒的第一道曙光，幼童可以认识到人们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可以分享，而这又让孩子最终可以发展出共情（即同理心）、分享、合作等能力[6]。 同理心的培育是一个伴随一生的过程。人类的大脑具有很高的可塑性，这意味着大脑的连接通路是根据个人的环境经验，特别是与他人的社交互动而产生的[6]。大脑中回路的创建和成熟都是经验的结果，是反复训练带来的。
家庭在个体成长、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家庭提供了个体同理心培育和学习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场所。早年的环境和训练有着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在3—13岁之间。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确保了同时期的同理心能够传给孩子，并让其逐渐形成对他人表达同理心的能力[5]。
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更加突出了同理心培育在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中的地位，为培养具有同理心的现代公民发挥最基础作用，同时，也对培育具有同理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挥关键作用。
一些个体由于其独特的成长环境及经历，发展形成了相对更强的同理心，并成为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同时，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同理心”的习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脑科学及心理学证明，个体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从来不会停止。
社区是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宏观社会的缩影，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区在家庭基础上人数进一步扩大，且组成更加复杂多元化。在社区环境中个体同理心可以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培育。
通过具体事例使社区民众“同理心”得以发挥，并最终在许多事項上达成共识，实现社区自治，也为下一步更高层级治理提供良好基础。
如果社区居民同理心得到充分发展，社区将会在日常管理及危机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分化，更有必要在充分发挥同理心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如果社会处在同理心不足的环境，治理成本将大幅增加。与之相反，当个体同理心程度普遍增加，政府管理成本和政策、法规执行成本将明显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和国家治理成本必将有所降低。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个体同理心水平的相应提高。
一个经济体内民众同理心的普遍增强，既有利于其国家治理，从更大范围看也更容易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任何个体均有可能出现失误。如果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大部分个体具备足够的同理心，将有利于其予以及时纠偏，从而避免给更多个体及整体利益带来更大损害。政府纠错及对政策的及时调整，在民众更具同理心的社会环境中更加容易实现。
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营造合适环境，引导民众培育更多“同理心”。同理心可以在不同个体间形成正反馈。一些个体表现出来的同理心可以对其他个体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激发出更多个体的、更大程度的同理心，使人们更容易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有利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与之相对，在经济社会，任何一些个体同理心水平的下降都可能引起其他个体同理心水平的同等或更大程度下降。相比于个体在价值实现上的成功体验，个体在价值实现上的失败使其表现出同理心的难度增加。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创造有利于个体价值实现的环境将有利于个体同理心的培育。
四、同理心的影响因素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理心不可避免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个体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和空间相对较小，同理心的发挥余地也相对较小，一定程度限制了同理心的发挥。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空间和机会加大，同理心的发挥空间也相对更大。
（二）宗教的影响
人类天生需要“同理心”。在远古时代，面对生存压力，渴望得到其他人的“同理心”支持。两千多年前，东西方为适应各自对同理心的需求，分别独自发展出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处在伟大的“轴心时代”的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都分别形成了对同理心作出最恰当描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5]。
宗教改革同样体现了人类对同理心的需求。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宗教所包含的“同理心”为许多个体提供了心灵慰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并不仅限于来世。新教对于新教徒呈现了认同和鼓励其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同理心”。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7]。
相比于之前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总产出严重不足的漫长历史发展阶段，当初的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规模市场的初步形成，认同个体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明显有利于促进总产出的提高，并有利于整体利益趋向最大化。另有一些宗教因其所包含的同理心的不足而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发展、传播。
（三）文化的影响
宗教对各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深远影响并打上其烙印。文化对一个国家公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包括其价值观的形成和个体“同理心”的培育。例如，浪漫主义时期见证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和欧洲、美国废奴运动的开始。浪漫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拥有创造的潜力，真正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自我[5]。
传统文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在传染性疾病流行期间采取集体而有效的行动，并非出于仅仅为了自身的目的。得益于思想、观念方面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以及潜在的同理心的本能推动，一些地区在关注个人人权方面已经大幅改善并将持续改善，也给更多个体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空间。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各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为作品中人物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同理心所感染，并与我们自身具有的同理心产生共鸣，这些并不受时空所限。
（四）政治的影响 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容低估，而同理心又是政治中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在许多时候，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8]。一些政治信仰中常包含了崇高的理想和特性，例如利他性。
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会对不同的个体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同理心”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其中一些政党成员在事关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方面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同理心，甚至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
政党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石性作用。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表明其仅代表自身利益。每个政党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只有对这些群体具有足够的同理心，才能对其在价值和利益上的诉求有准确认知，在此基础上助其完成价值实现，并因此拥有了相应的民意基础。历史上一些政党的逐渐式微可能与政党成员的同理心缺乏有关。
现代政府大多由政党执政。当政党成为执政党，其政府行为体现了政党执政理念。同理心可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党成员或政府公职人员通过采取有利于最大多数个体价值实现的政策或措施，同样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五）科学的影响
科学有利于个体及整体理性的更好发挥。无论是“利己心”还是“同理心”，如果未能充分尊重、利用科学，价值判断与理性选择能力将大幅下降，从而难以使自身或他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当民众因被提供的不真实信息得出错误或非科学结论，其同理心被不恰当利用，将表现出整体非理性，从而使整体利益受损[9]。
（六）现实条件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条件对个体同理心的影响。一些个体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同理心。危机对众多个体同理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不同时期对民众的同理心要求程度也不一样。在危机时期，对民众的同理心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面临紧迫而明显的危机时，人们出于恐惧心理有可能更快达成共识，“同理心”也更容易发挥作用;或者如果组织得当，形成正反馈，民众的同理心也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未能形成必要的同理心环境并尽快达成共识，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五、个体同理心的不足与公权力的行使
个体同理心存在一定局限性，它发生作用的范围相对有限。科学认为，每个人的大脑都存在差异，不同个体关注对象各不相同，且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也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問题也很难在基于同理心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现代社会面临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一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不管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是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同理心环境。市场中同理心的不足或同理心与利己心之间的严重失衡对相关个体及整体利益均会带来损害，增加各种条件下实现个体利益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难度。
只有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得以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才会因具有明确的边界而更加容易实现。个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将无损他人价值实现，个体的利己心和同理心均得以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也因个体同理心的广泛、充分发挥而下降。
而在偏离高质量发展情况下，例如资本市场泡沫兴起之后，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将缺乏必要边界，这加大了个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难度;同时，当整体利益因被普遍无视而受损并产生反噬效应[10]，大部分个体利益也将受损。此时，自我价值实现面临困难，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心与不损害他人利益、有助他人价值实现的同理心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很难要求其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产生足够的同理心。经济偏离高质量发展程度越高，站在他人角度表现出同理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越大。由于众多个体的巨大差异，在面临更大利益选择时，很难不约而同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同理心并作出整体理性的选择。
这提示我们，数量并不总意味着正确[8]。如果未能对大多数个体或整体利益表现出必要的同理心，多数原则也将失去正当性。比如，在市场条件下的过度负债维持泡沫，因让当前大多数个体从中受益而很少受到质疑;或者因在环境问题上的退缩而让下一代承担其后果。
由于经济社会运行的极端复杂性，政策必然面临不断调整的过程。当发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或不合理转移，总有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受损，未能完成其价值实现，整体利益也可能因之受损。永远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不断逼近而不是远离这一目标，应该是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的总体原则和最优选择。这就必然要求对不利于实现个体和整体利益的情形予以及时纠偏，以有利于降低对大部分个体利益的进一步损害。在市场经济中，不同个体具有的同理心程度并不相同，很难自发达成共识并共同发挥决定性作用。参与市场的任何一个个体并不能被要求作出超出自身能力的选择。市场也不因单个个体同理心的发挥而发生根本改变。
在经济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也常常成为被关注的重要领域。按照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观，不平等应有利于处境最糟糕者的利益[11]。
在现实条件下，绝对的平等并不现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果实行平均主义，将严重影响一部分个体的价值实现及未来经济发展动力。而收入差距过大，因贫困者消费能力下降，总体需求相对减少，使一部分本来可以被消费的产品变得过剩，同样不利于一些个体的价值实现。在这方面同理心的充分发挥，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恰当转移，实现收入再分配，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资源不合理转移，从而减小此后资源再分配的压力和难度。但一般个体在这方面很难发挥关键作用，这也超出了一般个体的能力和职责范围。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如瘟疫、战争等，几乎可以预知的风险如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全球环境生态变化等，均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瘟疫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一直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长久共存[12]。一些一旦发生必将对人类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如全球性环境及生态恶化关系到全球每一个个体利益。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问题均无法由单个国家自己来解决。一般个体更难以发挥作用。数量众多的个体同理心的发挥并不一定带来政府的相应决定。
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如果政府公职人员或政策制定者具备最大程度的同理心，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理性選择。
自我实现是人类个体的基本需求。在对大多数个体表现出同理心及应有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并让大多数个体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同时，政府人员或执政者也完成了自我价值实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以人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善为对象的，因而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善或者说至善就是指人的好生活或幸福。因为人属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注定要在一个旨在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获得他的善[13]。让·雅克·卢梭和约翰·密尔也都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14]。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最早对政府分类，提出了三种合法的政府，即统治当局是为了全体利益而行事，以及三种堕落的政府，即政府只按自己的利益行事[8]。
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普遍的同理心或“普遍的利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14]。在对最大多数民众表现出普遍同理心的基础上，政府人员发挥应有的理性，既不能无视单个个体利益，也不能无视整体利益受损之后，无数个体利益因之受到损害所造成的几乎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政府人员行使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一起构成三种基本的公权力。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维护的是公众的利益，必然要求公权力行使者应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公众着想，对最大多数个体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同理心，以及在同理心基础上的应有理性。前面部分业已提到的立法权、司法权也已证明了这一点。
领导者作为公权力行使者，在同理心方面任何不恰当的表现，都不利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同理心环境的形成，都加大了民众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并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最终也不利于政治人物的自我价值实现。
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因对国内民众或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同理心的极度缺失，其暴力统治和针对其他国家的大规模屠杀行为给其自身所在国家和相关国家整体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并常常因反噬作用而引发自我毁灭，成为历史中被长期关注和最值得反思的内容之一。
人类所有个体均存在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每个个体的同理心程度并不相同，但都希望他人在具有足够同理心的基础上对其合理需求给予充分认同并无损其自我价值实现，而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存在对同理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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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 realization is the basic need of human beings. In the economic society， individuals pursue the realization of self-worth. Empathy exists in common individuals and interacts with each other，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self-worth. We can mak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is a long-term process and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Individual empathy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and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mpathy， and can show empathy to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complete the self value realization of the public power executors.
Key words： self-realiz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elf-value; individuals; empathy; public rights
[责任编辑 兴 华]
关键词：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体;同理心;公权力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155-07
引言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认为，个体存在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五个最基本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当生理、安全等需要得到满足，个体随之产生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其潜力得以发挥并实现自我价值[1]。
同理心就是指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价值观去观察和体验其感受并作出判断，自然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共同价值观。相比于同理心，同情心则掺杂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认同。
当前对同理心的论述已相当充分，但如果没有将同理心运用于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研究，将会让个体在表现出同理心时否定或忽视科学而导致其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能力下降，使得同理心可以发挥的作用大大降低，同时也不能让我们更好理解同理心在自我价值实现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现有文献对一般个体具有的同理心作了充分论述，并认识到一般个体在同理心方面的局限性，但很少涉及公权力对个体同理心带来的影响。公权力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必须站在公众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公众着想并作出必要的理性选择，以利于最大多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因此，行使公权力显然对个体的同理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两项基本的公权力。现有文献多提到法律理性的一面，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主要理由：任何人都不可能纯粹依靠理性行事，只有法律是纯粹理性的，因此应根据作为公民共同智慧或意志的结晶——以法律来治理国家[2]。洛克认为，国家的产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律的产生，法律以理性为基础，其目的在于表达公意以及保护个人自由和公众利益。法律除了人民的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3]。
本文将同理心运用于对个体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研究，进一步论述同理心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使公权力对个体在同理心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而本文所揭示的法律在理性背后包含的同理心更证实了行使立法权、司法权等公权力必须对最大多数民众具备最大程度的同理心。
一、同理心有助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一）市场中同理心有助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马斯洛的理论在市场上得到了真实的检验和证实，在实业界也有许多自我实现的人[4]。
在经济社会，个体均存在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一般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还可以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中完成自我价值实现。
任何一个个体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而不希望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影响到自我价值实现。站在其他个体角度设身处地思考，可以得出同样结论。这体现了一种同理心。
为取得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生产者需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为其提供最符合其利益的产品，表现出了一种同理心和利他性。生产者每一次交易的成功均使其价值得以实现。无数次成功的交易使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市场中得以充分满足。
生产者不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更好的产品，这也体现了同理心。
一个个体只有具备足够的同理心，才更容易在助他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在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以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时，表现出的是“利己心”和足够现实的理性。但在面对其他个体时需要的是一种“同理心”，即充分认识到他人对其自身价值实现的同等、正当的需求，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无损于他人的价值实现。
在理想市场条件下，个体一方面表现出利己心，另一方面在给他人提供最好产品的同时也有意、无意中展示了同理心，从而有利于相关个体的价值实现及其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所以，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带来了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个体同理心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其他个体及整体利益，但该个体同样需要其他个体同理心的发挥，以便减少自身不必要的损失。
同理心包括尊重他人的价值，也就更易形成有利于他人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环境。在市场条件下，同理心可以提供有利于个体价值实现的市场环境。
同理心不仅可以让个体认识到他人在这方面的需要，同样可以让他人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需要。
我们无时无刻不受惠于其他个体表现出来的同理心，以及在众多个体同理心充分发挥基础上达成共识，所形成的有利于防止给个体利益带来不合理损害的各项制度、法律，也因部分个体同理心的缺失而难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或错失达成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协议的机会，最终使每一个个体利益均受损。
（二）法律中包含的同理心有利于所有个体的价值实现
个体的自我实现离不开适当的环境，包括必要的同理心环境。不同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并不相同。同一个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也并不绝对稳定。个体在事关其他个体的整体利益上表现出来的理性并不绝对可靠。
众多个体同理心的充分发挥，为在一些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可能，但法律却可以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并针对所有个体从形式上对此予以确认、强化并保障实行。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从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到收入分配，都必须依靠一整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5]。一些相关法律的出台，规范了经济、金融市场，给人类提供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最大多数个体的价值实现。
宪法和法律都是在全体民众同理心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法律的制定基于同理心，即在制定法律时，通过换位思考，一方面对民众应有的权利从法律上予以保障，以利其更好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违法犯罪给当事人造成的严重后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不希望发生在自身的行为或后果，也不得施加于他人。对系列违法行为作出法律禁止和规定，体现了参与法律制定者的同理心。
法律中包含的同理心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个体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不仅本人，任何其他个体都同样抱有自身利益不得受到非法侵害的期望。这应该没有超出具备相应同理心的个体正常的认知范围。法律时刻提醒人们保持应有的同理心。法律的执行显示出失去最低限度的同理心将付出可以预知的代价。
基于同理心的法律也体现了现实条件下的整体理性，它既尊重个体利益，又不损害整体利益，并通过强制力保证实施。
人们对于法治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法治有益于所有人[6]。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从文化、历史和民族的背景出发，得出了“法治是绝对的人类之善”的结论。培根引用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语“人民的幸福即最高的法律”[7]。
亞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法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演变的过程，其中包括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明确废除奴隶制和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法律地位的显著提高，使其自身价值得以实现。
法律的不断完善，是历史上许多个体付出了巨大代价或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换来的，这些个体的不公正待遇曾经激发了民众广泛的同理心和对现有法律存在漏洞的理性思考，最终同理心发挥作用并导致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从长期看，法律通过不断完善，使人类同理心得到更大程度体现。一方面，更多个体或群体被列入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更为合理的惩戒措施使法律涉及的所有个体避免利益受到不合理侵害。所有这些都使得在更多个体利益和价值得以更好实现的同时，整体利益也因之提升。
历史上一些国家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成果也超越国界、跨越时代，并为其他国家所借鉴。这些法律中所包含的同理心得到了人类的普遍认同。
同理心就像自然界中的万有引力一样，广泛存在于一般个体中并发生相互作用，助益于人类个体的自我实现。
二、对同理心的各种解释
（一）从社会性的角度
达尔文在晚年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待物种进化，他认为，许多高等动物是社会性动物，适者生存之道既需要竞争，同样也需要合作、共生和互利。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往往是最富有合作精神的物种[9]。只有在具备同理心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从哲学思想的角度
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富含哲理的语言描述了同理心。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承担的角色，理解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意图，从而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10]。
（三）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现代社会，各学科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脑科学的最新进展为心理学提供了依据和坚实基础，心理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又可以被运用于更多方面的研究。
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脑电信号通过突触传导，使大量神经元连接起来形成了大脑回路。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基因突变让大脑发展出了新的回路，这一新的能力永久地改变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11]。
我们与灵长类近亲黑猩猩有着共同的镜像系统共享回路。镜像系统是行为的共享回路。当观察他人行为时，我们会在大脑中重现他人的行为。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识别他人正在做什么，部分地猜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其感受。但当事情很复杂时，镜像系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交大脑的另一个共享回路，“心智化系统”将发挥作用[12]。
被称为“社交大脑”的大脑区域，使人类可以发展出亲密关系、同理心、分享、与他人合作等能力。大脑贡献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区域为这一目的服务。我们的大脑使用相同的大脑区域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智，包括所有的想法、感觉、意愿和信念，以及行为意义等。社交大脑将我们和他人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通过所谓的“共享回路”来再现他人的体验，也就是说，利用可以激发类似体验的大脑回路来完成这一过程。即使这是别人的体验，不是我们自己的，大脑的共享回路也会激活我们类似的体验。但那些由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与那些由他人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保持一种独立感。也正因为如此，在了解他人体验的同时，还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人的不同[6]。
以上这些正是我们同时具有同理心和利己心的神经和生理学基础。从中可以看出，由于我们的大脑使用相同的大脑区域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智，并通过所谓的“共享回路”激活我们类似的体验来再现他人的体验，我们才可能具有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并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作出判断。例如，同理心让我们每个人看到了其他个体同样存在着自我实现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大脑中由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与那些由他人体验而激活的大脑回路完全相同，个体将无法区分自己体验与他人体验，个体具有的利己心与同理心将合而为一，个体也将失去独特性。而事实上这两个回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确保了我们同时具有同理心与利己心。
三、个体同理心的培育
人类大脑前额叶皮层心智化系统的成熟需要时间。大自然首先为人类物种的存活设计了母性照料这种方法。母性照料是指母亲采取的一系列特有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这些行为和心理状态可以保证婴儿的安全，提高对孩子的同理心。在12—18个月大时可以看到意识觉醒的第一道曙光，幼童可以认识到人们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可以分享，而这又让孩子最终可以发展出共情（即同理心）、分享、合作等能力[6]。 同理心的培育是一个伴随一生的过程。人类的大脑具有很高的可塑性，这意味着大脑的连接通路是根据个人的环境经验，特别是与他人的社交互动而产生的[6]。大脑中回路的创建和成熟都是经验的结果，是反复训练带来的。
家庭在个体成长、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家庭提供了个体同理心培育和学习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场所。早年的环境和训练有着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在3—13岁之间。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确保了同时期的同理心能够传给孩子，并让其逐渐形成对他人表达同理心的能力[5]。
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更加突出了同理心培育在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中的地位，为培养具有同理心的现代公民发挥最基础作用，同时，也对培育具有同理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挥关键作用。
一些个体由于其独特的成长环境及经历，发展形成了相对更强的同理心，并成为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同时，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同理心”的习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脑科学及心理学证明，个体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从来不会停止。
社区是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宏观社会的缩影，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区在家庭基础上人数进一步扩大，且组成更加复杂多元化。在社区环境中个体同理心可以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培育。
通过具体事例使社区民众“同理心”得以发挥，并最终在许多事項上达成共识，实现社区自治，也为下一步更高层级治理提供良好基础。
如果社区居民同理心得到充分发展，社区将会在日常管理及危机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分化，更有必要在充分发挥同理心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如果社会处在同理心不足的环境，治理成本将大幅增加。与之相反，当个体同理心程度普遍增加，政府管理成本和政策、法规执行成本将明显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和国家治理成本必将有所降低。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个体同理心水平的相应提高。
一个经济体内民众同理心的普遍增强，既有利于其国家治理，从更大范围看也更容易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任何个体均有可能出现失误。如果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大部分个体具备足够的同理心，将有利于其予以及时纠偏，从而避免给更多个体及整体利益带来更大损害。政府纠错及对政策的及时调整，在民众更具同理心的社会环境中更加容易实现。
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营造合适环境，引导民众培育更多“同理心”。同理心可以在不同个体间形成正反馈。一些个体表现出来的同理心可以对其他个体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激发出更多个体的、更大程度的同理心，使人们更容易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有利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与之相对，在经济社会，任何一些个体同理心水平的下降都可能引起其他个体同理心水平的同等或更大程度下降。相比于个体在价值实现上的成功体验，个体在价值实现上的失败使其表现出同理心的难度增加。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创造有利于个体价值实现的环境将有利于个体同理心的培育。
四、同理心的影响因素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理心不可避免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个体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和空间相对较小，同理心的发挥余地也相对较小，一定程度限制了同理心的发挥。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空间和机会加大，同理心的发挥空间也相对更大。
（二）宗教的影响
人类天生需要“同理心”。在远古时代，面对生存压力，渴望得到其他人的“同理心”支持。两千多年前，东西方为适应各自对同理心的需求，分别独自发展出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处在伟大的“轴心时代”的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都分别形成了对同理心作出最恰当描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5]。
宗教改革同样体现了人类对同理心的需求。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宗教所包含的“同理心”为许多个体提供了心灵慰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并不仅限于来世。新教对于新教徒呈现了认同和鼓励其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同理心”。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7]。
相比于之前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总产出严重不足的漫长历史发展阶段，当初的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规模市场的初步形成，认同个体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明显有利于促进总产出的提高，并有利于整体利益趋向最大化。另有一些宗教因其所包含的同理心的不足而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发展、传播。
（三）文化的影响
宗教对各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深远影响并打上其烙印。文化对一个国家公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包括其价值观的形成和个体“同理心”的培育。例如，浪漫主义时期见证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和欧洲、美国废奴运动的开始。浪漫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拥有创造的潜力，真正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自我[5]。
传统文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在传染性疾病流行期间采取集体而有效的行动，并非出于仅仅为了自身的目的。得益于思想、观念方面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以及潜在的同理心的本能推动，一些地区在关注个人人权方面已经大幅改善并将持续改善，也给更多个体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空间。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各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为作品中人物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同理心所感染，并与我们自身具有的同理心产生共鸣，这些并不受时空所限。
（四）政治的影响 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容低估，而同理心又是政治中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在许多时候，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8]。一些政治信仰中常包含了崇高的理想和特性，例如利他性。
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会对不同的个体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同理心”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其中一些政党成员在事关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方面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同理心，甚至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
政党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石性作用。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表明其仅代表自身利益。每个政党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只有对这些群体具有足够的同理心，才能对其在价值和利益上的诉求有准确认知，在此基础上助其完成价值实现，并因此拥有了相应的民意基础。历史上一些政党的逐渐式微可能与政党成员的同理心缺乏有关。
现代政府大多由政党执政。当政党成为执政党，其政府行为体现了政党执政理念。同理心可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党成员或政府公职人员通过采取有利于最大多数个体价值实现的政策或措施，同样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五）科学的影响
科学有利于个体及整体理性的更好发挥。无论是“利己心”还是“同理心”，如果未能充分尊重、利用科学，价值判断与理性选择能力将大幅下降，从而难以使自身或他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当民众因被提供的不真实信息得出错误或非科学结论，其同理心被不恰当利用，将表现出整体非理性，从而使整体利益受损[9]。
（六）现实条件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条件对个体同理心的影响。一些个体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同理心。危机对众多个体同理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不同时期对民众的同理心要求程度也不一样。在危机时期，对民众的同理心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面临紧迫而明显的危机时，人们出于恐惧心理有可能更快达成共识，“同理心”也更容易发挥作用;或者如果组织得当，形成正反馈，民众的同理心也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未能形成必要的同理心环境并尽快达成共识，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五、个体同理心的不足与公权力的行使
个体同理心存在一定局限性，它发生作用的范围相对有限。科学认为，每个人的大脑都存在差异，不同个体关注对象各不相同，且个体具有的同理心水平也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問题也很难在基于同理心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现代社会面临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一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不管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是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同理心环境。市场中同理心的不足或同理心与利己心之间的严重失衡对相关个体及整体利益均会带来损害，增加各种条件下实现个体利益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的难度。
只有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得以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才会因具有明确的边界而更加容易实现。个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将无损他人价值实现，个体的利己心和同理心均得以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也因个体同理心的广泛、充分发挥而下降。
而在偏离高质量发展情况下，例如资本市场泡沫兴起之后，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将缺乏必要边界，这加大了个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难度;同时，当整体利益因被普遍无视而受损并产生反噬效应[10]，大部分个体利益也将受损。此时，自我价值实现面临困难，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心与不损害他人利益、有助他人价值实现的同理心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很难要求其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产生足够的同理心。经济偏离高质量发展程度越高，站在他人角度表现出同理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越大。由于众多个体的巨大差异，在面临更大利益选择时，很难不约而同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同理心并作出整体理性的选择。
这提示我们，数量并不总意味着正确[8]。如果未能对大多数个体或整体利益表现出必要的同理心，多数原则也将失去正当性。比如，在市场条件下的过度负债维持泡沫，因让当前大多数个体从中受益而很少受到质疑;或者因在环境问题上的退缩而让下一代承担其后果。
由于经济社会运行的极端复杂性，政策必然面临不断调整的过程。当发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或不合理转移，总有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受损，未能完成其价值实现，整体利益也可能因之受损。永远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目标，不断逼近而不是远离这一目标，应该是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的总体原则和最优选择。这就必然要求对不利于实现个体和整体利益的情形予以及时纠偏，以有利于降低对大部分个体利益的进一步损害。在市场经济中，不同个体具有的同理心程度并不相同，很难自发达成共识并共同发挥决定性作用。参与市场的任何一个个体并不能被要求作出超出自身能力的选择。市场也不因单个个体同理心的发挥而发生根本改变。
在经济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也常常成为被关注的重要领域。按照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观，不平等应有利于处境最糟糕者的利益[11]。
在现实条件下，绝对的平等并不现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果实行平均主义，将严重影响一部分个体的价值实现及未来经济发展动力。而收入差距过大，因贫困者消费能力下降，总体需求相对减少，使一部分本来可以被消费的产品变得过剩，同样不利于一些个体的价值实现。在这方面同理心的充分发挥，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恰当转移，实现收入再分配，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资源不合理转移，从而减小此后资源再分配的压力和难度。但一般个体在这方面很难发挥关键作用，这也超出了一般个体的能力和职责范围。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如瘟疫、战争等，几乎可以预知的风险如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全球环境生态变化等，均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瘟疫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一直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长久共存[12]。一些一旦发生必将对人类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如全球性环境及生态恶化关系到全球每一个个体利益。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问题均无法由单个国家自己来解决。一般个体更难以发挥作用。数量众多的个体同理心的发挥并不一定带来政府的相应决定。
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如果政府公职人员或政策制定者具备最大程度的同理心，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理性選择。
自我实现是人类个体的基本需求。在对大多数个体表现出同理心及应有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并让大多数个体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同时，政府人员或执政者也完成了自我价值实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以人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善为对象的，因而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善或者说至善就是指人的好生活或幸福。因为人属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注定要在一个旨在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获得他的善[13]。让·雅克·卢梭和约翰·密尔也都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14]。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最早对政府分类，提出了三种合法的政府，即统治当局是为了全体利益而行事，以及三种堕落的政府，即政府只按自己的利益行事[8]。
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普遍的同理心或“普遍的利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14]。在对最大多数民众表现出普遍同理心的基础上，政府人员发挥应有的理性，既不能无视单个个体利益，也不能无视整体利益受损之后，无数个体利益因之受到损害所造成的几乎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政府人员行使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一起构成三种基本的公权力。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维护的是公众的利益，必然要求公权力行使者应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公众着想，对最大多数个体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同理心，以及在同理心基础上的应有理性。前面部分业已提到的立法权、司法权也已证明了这一点。
领导者作为公权力行使者，在同理心方面任何不恰当的表现，都不利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同理心环境的形成，都加大了民众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并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最终也不利于政治人物的自我价值实现。
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因对国内民众或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同理心的极度缺失，其暴力统治和针对其他国家的大规模屠杀行为给其自身所在国家和相关国家整体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并常常因反噬作用而引发自我毁灭，成为历史中被长期关注和最值得反思的内容之一。
人类所有个体均存在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每个个体的同理心程度并不相同，但都希望他人在具有足够同理心的基础上对其合理需求给予充分认同并无损其自我价值实现，而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存在对同理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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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 realization is the basic need of human beings. In the economic society， individuals pursue the realization of self-worth. Empathy exists in common individuals and interacts with each other，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self-worth. We can mak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is a long-term process and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Individual empathy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and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mpathy， and can show empathy to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complete the self value realization of the public power executors.
Key words： self-realiz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elf-value; individuals; empathy; public rights
[责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