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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是白内障致盲大国，也是近视大国，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糖尿病等高发、现在又成为是眼底病致盲大国——老年性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疾病，正在威胁着中国人的视觉健康，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随着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眼底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致盲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近似，上海等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眼底病致盲已经占到所有致盲因素的5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临床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孙晓东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抗VEGF治疗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的医生之一，2007年从美国博士后工作回到上海，他将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治疗方法和标准引入中国。
与白内障不同，眼底疾病致病机理复杂，是一组难治尚未完全攻克的难可逆盲眼科疾病，孙晓东认为，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患者群体，中国的医生和科研人员更要积极投身临床科研，创新眼底疾病的治疗方法。
《新民周刊》：过去公众比较熟悉的致盲的眼病，是白内障，其他的疾病很多人并不熟悉，这是为什么？
孙晓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白内障仍然是致盲的主要原因，如果看中国整体的情况，白内障患者人数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白内障仍然是首要的致盲原因。但好在，技术不断发展，白内障有了非常成熟和先进的手术治疗方法，现在一个白内障手术只需要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患者就能恢复视力。也就是说，白内障是一种可逆的致盲眼病，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者越来越多，比过去要好很多。
2018年第一份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万人白内障手术率（CSR）从1988年的83提升至2017年的2205，提升了近27倍，很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WHO公布的目前世界范围内三大致盲重点疾病是老年性黄斑病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青光眼。这几种眼底疾病占城市居民致盲因素的一半。
由于很多人对眼底疾病认识不足，眼睛看不见时先想到的是白内障，先去做白内障手术，结果视力提高不明显，其实是眼底视网膜出了問题。
《新民周刊》：上海居民中老年型黄斑病变的发病率是多少？
从赵东生教授开始，市一眼科团队把“瞄准国际前沿，开创中国特色”作为目标。
孙晓东：根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15.5%；6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26%；7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36%。
除了黄斑病变、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疾病，病理性近视也是致盲的重要原因，上海居民中近视率很高，我们的中小学生中，近视眼比例超过了80%，因为有庞大的近视基数，高度近视的比例也会提高，我们一定要重视。
《新民周刊》：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治疗，为什么很难？
孙晓东：黄斑是眼底视网膜中央一个重要的解剖结构，不到1平方毫米，但这个区域汇聚了80%的视觉信息，是视力最敏锐的部位。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斑区视网膜等细胞产生病变，引起视功能减退，视力下降，就叫做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通常我们称为老年性黄斑变性。
老年黄斑变性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表现是轻度视力模糊，视物变形，视力慢慢下降，严重时视野中会出现中心暗点。一旦发展到湿性，90%的患者会在一年内变成严重低视力或者盲。老年黄斑变性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容易与白内障等其他眼部疾病混淆。
黄斑病变影响的是视网膜神经组织，因此这种疾病的治疗被眼科界公认为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 过去黄斑病变的治疗方法有限，效果也不大好，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后来，湿性黄斑变性中的异常新生血管生长的关键致病因子被找到，它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之间有明确的关联。因为这个发现，抗VEGF疗法成为治疗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的一线治疗方案，它能够控制病情进展，减少视力丧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006年，抗VEGF疗法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国内最早一批开展此项治疗技术。但是，直到目前，治疗后能够得到很好效果的，也只能占到60％-80%。
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黄斑变性治疗中对于抗VEGF药物不敏感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种药物需要患者接受终身治疗，打一针要几千元，因此黄斑病变患者还是比较困扰的，经济负担也比较重。
近几年，我国也正在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药，有已经上市的，还有即将开展临床试验的，未来，我们和病人一样都期待着价格较低、效果又好的国产新药能够尽快问世。
《新民周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眼底疾病的诊疗上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有着很强的实力和悠久的学术传统，为什么这里能一直保持学科上的领先？
孙晓东：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由我国著名的眼底病外科创始人赵东生教授创立，赵东生教授在眼科学界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方一只眼”。第一代创业者在很艰苦的情况下毅然放弃国外做医生优厚的待遇，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前回到中国，致力于发展中国眼科事业。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还没有改革开放，很多国外先进技术还没有进入中国，赵东生教授团队就自己研发设备，为病人做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眼底疾病。到了上世纪90年代，眼底手术需要在眼内填充一种惰性气体，当时国内没有，我的导师张皙教授与中科院有机所合作，研发出这种手术用的气体，让手术得以顺利开展，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孙晓东教授与恩师张皙教授。
到了2000年，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开始增加，导致的眼底视网膜并发症开始冒头，许迅教授，最早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规范和手术。经过十多年时间创新发展，在许迅教授带领下，市一眼科糖网病手术成功率从过去的60%左右，提高到现在95%以上，手术所需的时间也由三四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200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06年我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Bascom Palmer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工作，这家研究所连续17年全美排名第一。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过去我们教科书里的划时代发明或者突破，很多都来自这个研究机构。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开始推进抗VEGF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的规范，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近几年我把注意力放到了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上，目前我们市一团队已经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规范和中国人群的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临床诊疗流程及一整套迅速、准确、微创的基因检测分析流程，并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多中心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分子诊断信息管理系统。
可以说，市一眼科就是这样十年磨一剑，十年一个跨越式台阶，不断创新发展，引领学科和领域发展，现在已经是国内眼科学界眼底病治疗和研究的核心领先单位。科室的蓬勃发展也与市一眼科文化传承有关。从赵东生教授开始，这个团队就把“瞄准国际前沿、开创中国特色”作为目标，站得高看得远，才有发展的动力。
《新民周刊》：对于市一眼科这样的优势学科来说，除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更多地创新也是你们的任务。
孙晓东：当然。我们非常重视临床研究，有一些成果已经改写了眼科诊疗指南和规范。中国眼科医生过去基本上都用美国的指南、欧洲的指南，但人种是有差异的，眼科疾病上中国人的确存在某些不适应西方指南的地方，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针对中国人的特点做更多研究。通过研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诊疗指南，也有利于基层眼科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均质化。
眼睛是个光学器官，诊断和治疗高度依赖于影像资料，临床研究和药物试验需要第三方独立的影像评价机构，全亚洲有两个眼科影像评价研究中心，一个在新加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科室的上海交通大学眼科研究所眼科影像评价中心，因为有这个基础，我们正在开展一个创新的研究项目:我们的医生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合作，开发应用于眼科读片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技术一方面减轻医生工作量、提高读片的准确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读片未来可以为分级诊疗打好基础。
《新民周刊》：做了20多年眼科医生，您自己有什么感悟？
孙晓东：坦白说当年学医不算是我的第一志向，我小时候喜欢生物学，想学生物，但那时候以为学生物毕业后只能当用青蛙做实验的生物老师，老师似乎不是我最理想的职业，所以最后选择了跟生物有点关系的医学，真是没有想到20多年后，当年没有选择的生物学专业，现在成为全球最火爆的领域和产业。
成为眼科医生后，我才开始越来越喜欢医生这个职业。读研究生阶段，导师张皙教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她为我树立了标准的医生形象。她当年有很多干部保健工作，同时也看普通门诊，我作为助手在旁边帮忙。无论是身份重要的病人还是普通病人，张皙教授都是同样的态度，完全不为他们的身份所动。张皙老师的言传身教，激发了我全部的潜力和最大的学习热情。她经常教导我们说：把一份职业，变成一份事业。因为她的引导，我非常热爱这份事业，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博士后导师罗森菲尔德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国外的顶级教授。他被世界眼科界称为阿瓦斯汀之父，是采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黄斑变性的第一人。跟随罗森菲尔德教授学习后，我逐渐打开了视野，他用自己的职业精神和科学素养，让我体会到如何进行医学创新，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在罗森菲尔德教授的引导下，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平台，接触了一批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医生，与他们一起交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正是因为与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和关系，通过他的热心帮助，我们科室先后选送了20多位同事包括学生到美国学习。
孙晓东教授活跃在世界眼科学术舞台上。
我的第三位人生导师是我们现在的科主任许迅教授，从美国回来后，在许迅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开展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并逐渐进入国内学术领域，结识了很多国内的学术大家，了解了他们怎样学习和工作，怎样开展科研。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和指导，让我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变成为医、教、研全面发展，同时还完成一些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医生，把我带到了事业的新高度。
我现在非常热爱眼科医生这份事业，我工作经历的这三个十年，每十年眼科医学就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未来的十年，中国眼科医学的新发展更加让人期待。
随着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眼底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致盲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近似，上海等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眼底病致盲已经占到所有致盲因素的5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临床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孙晓东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抗VEGF治疗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的医生之一，2007年从美国博士后工作回到上海，他将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治疗方法和标准引入中国。
与白内障不同，眼底疾病致病机理复杂，是一组难治尚未完全攻克的难可逆盲眼科疾病，孙晓东认为，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患者群体，中国的医生和科研人员更要积极投身临床科研，创新眼底疾病的治疗方法。
城市中白内障“退居二线”
《新民周刊》：过去公众比较熟悉的致盲的眼病，是白内障，其他的疾病很多人并不熟悉，这是为什么？
孙晓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白内障仍然是致盲的主要原因，如果看中国整体的情况，白内障患者人数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白内障仍然是首要的致盲原因。但好在，技术不断发展，白内障有了非常成熟和先进的手术治疗方法，现在一个白内障手术只需要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患者就能恢复视力。也就是说，白内障是一种可逆的致盲眼病，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者越来越多，比过去要好很多。
2018年第一份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万人白内障手术率（CSR）从1988年的83提升至2017年的2205，提升了近27倍，很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WHO公布的目前世界范围内三大致盲重点疾病是老年性黄斑病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青光眼。这几种眼底疾病占城市居民致盲因素的一半。
由于很多人对眼底疾病认识不足，眼睛看不见时先想到的是白内障，先去做白内障手术，结果视力提高不明显，其实是眼底视网膜出了問题。
《新民周刊》：上海居民中老年型黄斑病变的发病率是多少？
孙晓东：根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15.5%；6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26%；75岁以上人群中，眼底疾病患病率为36%。
除了黄斑病变、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疾病，病理性近视也是致盲的重要原因，上海居民中近视率很高，我们的中小学生中，近视眼比例超过了80%，因为有庞大的近视基数，高度近视的比例也会提高，我们一定要重视。
《新民周刊》：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治疗，为什么很难？
孙晓东：黄斑是眼底视网膜中央一个重要的解剖结构，不到1平方毫米，但这个区域汇聚了80%的视觉信息，是视力最敏锐的部位。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斑区视网膜等细胞产生病变，引起视功能减退，视力下降，就叫做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通常我们称为老年性黄斑变性。
老年黄斑变性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表现是轻度视力模糊，视物变形，视力慢慢下降，严重时视野中会出现中心暗点。一旦发展到湿性，90%的患者会在一年内变成严重低视力或者盲。老年黄斑变性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容易与白内障等其他眼部疾病混淆。
黄斑病变影响的是视网膜神经组织，因此这种疾病的治疗被眼科界公认为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 过去黄斑病变的治疗方法有限，效果也不大好，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后来，湿性黄斑变性中的异常新生血管生长的关键致病因子被找到，它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之间有明确的关联。因为这个发现，抗VEGF疗法成为治疗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的一线治疗方案，它能够控制病情进展，减少视力丧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006年，抗VEGF疗法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国内最早一批开展此项治疗技术。但是，直到目前，治疗后能够得到很好效果的，也只能占到60％-80%。
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黄斑变性治疗中对于抗VEGF药物不敏感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种药物需要患者接受终身治疗，打一针要几千元，因此黄斑病变患者还是比较困扰的，经济负担也比较重。
近几年，我国也正在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药，有已经上市的，还有即将开展临床试验的，未来，我们和病人一样都期待着价格较低、效果又好的国产新药能够尽快问世。
中国眼科更要不断创新
《新民周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眼底疾病的诊疗上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有着很强的实力和悠久的学术传统，为什么这里能一直保持学科上的领先？
孙晓东：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由我国著名的眼底病外科创始人赵东生教授创立，赵东生教授在眼科学界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方一只眼”。第一代创业者在很艰苦的情况下毅然放弃国外做医生优厚的待遇，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前回到中国，致力于发展中国眼科事业。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还没有改革开放，很多国外先进技术还没有进入中国，赵东生教授团队就自己研发设备，为病人做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眼底疾病。到了上世纪90年代，眼底手术需要在眼内填充一种惰性气体，当时国内没有，我的导师张皙教授与中科院有机所合作，研发出这种手术用的气体，让手术得以顺利开展，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到了2000年，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开始增加，导致的眼底视网膜并发症开始冒头，许迅教授，最早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规范和手术。经过十多年时间创新发展，在许迅教授带领下，市一眼科糖网病手术成功率从过去的60%左右，提高到现在95%以上，手术所需的时间也由三四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200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06年我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Bascom Palmer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工作，这家研究所连续17年全美排名第一。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过去我们教科书里的划时代发明或者突破，很多都来自这个研究机构。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开始推进抗VEGF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的规范，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近几年我把注意力放到了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上，目前我们市一团队已经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规范和中国人群的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临床诊疗流程及一整套迅速、准确、微创的基因检测分析流程，并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多中心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分子诊断信息管理系统。
可以说，市一眼科就是这样十年磨一剑，十年一个跨越式台阶，不断创新发展，引领学科和领域发展，现在已经是国内眼科学界眼底病治疗和研究的核心领先单位。科室的蓬勃发展也与市一眼科文化传承有关。从赵东生教授开始，这个团队就把“瞄准国际前沿、开创中国特色”作为目标，站得高看得远，才有发展的动力。
《新民周刊》：对于市一眼科这样的优势学科来说，除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更多地创新也是你们的任务。
孙晓东：当然。我们非常重视临床研究，有一些成果已经改写了眼科诊疗指南和规范。中国眼科医生过去基本上都用美国的指南、欧洲的指南，但人种是有差异的，眼科疾病上中国人的确存在某些不适应西方指南的地方，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针对中国人的特点做更多研究。通过研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诊疗指南，也有利于基层眼科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均质化。
眼睛是个光学器官，诊断和治疗高度依赖于影像资料，临床研究和药物试验需要第三方独立的影像评价机构，全亚洲有两个眼科影像评价研究中心，一个在新加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科室的上海交通大学眼科研究所眼科影像评价中心，因为有这个基础，我们正在开展一个创新的研究项目:我们的医生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合作，开发应用于眼科读片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技术一方面减轻医生工作量、提高读片的准确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读片未来可以为分级诊疗打好基础。
《新民周刊》：做了20多年眼科医生，您自己有什么感悟？
孙晓东：坦白说当年学医不算是我的第一志向，我小时候喜欢生物学，想学生物，但那时候以为学生物毕业后只能当用青蛙做实验的生物老师，老师似乎不是我最理想的职业，所以最后选择了跟生物有点关系的医学，真是没有想到20多年后，当年没有选择的生物学专业，现在成为全球最火爆的领域和产业。
成为眼科医生后，我才开始越来越喜欢医生这个职业。读研究生阶段，导师张皙教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她为我树立了标准的医生形象。她当年有很多干部保健工作，同时也看普通门诊，我作为助手在旁边帮忙。无论是身份重要的病人还是普通病人，张皙教授都是同样的态度，完全不为他们的身份所动。张皙老师的言传身教，激发了我全部的潜力和最大的学习热情。她经常教导我们说：把一份职业，变成一份事业。因为她的引导，我非常热爱这份事业，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博士后导师罗森菲尔德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国外的顶级教授。他被世界眼科界称为阿瓦斯汀之父，是采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黄斑变性的第一人。跟随罗森菲尔德教授学习后，我逐渐打开了视野，他用自己的职业精神和科学素养，让我体会到如何进行医学创新，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在罗森菲尔德教授的引导下，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平台，接触了一批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医生，与他们一起交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正是因为与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和关系，通过他的热心帮助，我们科室先后选送了20多位同事包括学生到美国学习。
我的第三位人生导师是我们现在的科主任许迅教授，从美国回来后，在许迅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开展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并逐渐进入国内学术领域，结识了很多国内的学术大家，了解了他们怎样学习和工作，怎样开展科研。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和指导，让我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变成为医、教、研全面发展，同时还完成一些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医生，把我带到了事业的新高度。
我现在非常热爱眼科医生这份事业，我工作经历的这三个十年，每十年眼科医学就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未来的十年，中国眼科医学的新发展更加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