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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政委今年88岁了，但身体康泰、思维敏捷，操着一口宏亮的鲁西南口音。在客厅落座之后，刘老以山东人特有的直爽很快转入正题。
我是泰山脚下泰安县大汶口镇东大吴村人，原来叫刘培一，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的。在我出生时，家境还凑付，凭着上辈人的勤奋劳作，能供我上学。1931年我考入梁漱溟先生主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泰安申村学校幼年班(高级小学班)。泰安著名抗战老人、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老师范明枢老先生曾给我们讲学。范先生说：“现在中华民国的牌子已经挂了二十几年，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民主，却失去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大家应当去努力啊……”范老的话让我热血沸腾，久久不能自己。从此学习更加努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也渐渐在我心里扎下根来。
但家庭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目的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将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当时老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既不用吃苦劳累，收入又比较稳定，所以1937年春遵照父母的愿望我考取了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
没过几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我国。当时学校课程中，增加了军训一课，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搞的，并派了教官。这一段艰苦的训练对我日后投身武装斗争，帮助还是很大的。受抗日救亡的影响，同年3月下旬，我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为了怕牵连家里，我们同行的几个人想改名，我提议都用振字，同行的五个人依此改名为振兴、振中、振华、振民、振国。
我被分到特务连，还领到一支小马枪，这在当时可了不起，因为很多人只有大刀。在革命队伍中，我进步很快，入党时，我把母亲给我的三块现大洋中拿出一块交了党费。特务连二排的政治战士(排指导员)刘春对我帮助很大，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流亡学生，有学问，后来他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建国以后，他曾任炮兵学院政委，也担任过驻外使节。那时的敌后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拉锯。1939年5月1日，在枯河村战斗中，我因表现出色，受到支队的奖励。
你能猜得着奖品是什么吗?刘老快活地向记者发问。
七十年前的奖品会是什么?“十个鸡蛋!”刘政委用右手做了个“十”的手势，高兴地对记者说。支队政治部主任周赤萍(解放后任福州军区政委)，亲手奖给我十个鸡蛋。我把十个鸡蛋送到伙房，让炊事员烧了半锅水抓上把盐，全连人美美地喝了两碗鸡蛋汤。
[艰苦的斗争在继续，刘老也在战斗里成长，到1945年春，25岁的刘振华就已经是九团政委了。
1945年8·15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迅速做出进军东北的决定，刘振华作为鲁中军区赴东北干部营副政委，率领600多名排以上干部，着便装不带武器，日夜兼程赶到胶东半岛的蓬莱县滦家口港，从这里登船去东北。]
2 我们全营600多人，乘坐四只海关艇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在辽宁庄河大腰子码头上了岸，这时来了一班苏联红军，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在庄河稍事休整，我们又乘汽车到了安东(今丹东)我被肖华将军(解放后任总政部主任)任命为辽东人民自卫第一支队政委、宽甸县卫成司令、县委书记。那里有许多逃荒到东北挖煤的山东劳工，觉悟很高，他们听说我是山东人，都叫我“老乡司令”。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努力，经过两个多月就组成了一个一千多人的战斗团，受到肖华将军的表扬。我们在宽甸的剿匪、反霸、恢复生产工作进行得很好。1946年1月，我调任保三旅副政委。当时东北的情形是很严重的。蒋介石利用美国人把大批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等运到东北向我们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我方呢?冀热辽李运昌部的曾克林率部从陆路最早进入东北，配合苏军打了一些胜仗，并接收了一些日军的武器仓库。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三师向东北进发途中，听从上面命令，把武器都留给当地部队，到了东北。满以为可以领到日本鬼子投降时留下的枪炮，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冀热辽的部队把守着仓库不让拿，几番交涉都不行，官司打到中央才解决了一些。更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抗议，苏联红军也不再把武器仓库交给我方了，所以部队意见很大，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老兵老枪，新兵没枪”。
三年解放战争，东北地区局势可以分为退却、相持和反攻三大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我军在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下，步步退却很被动。当然我军也不是一味退却，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这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四平保卫战”。这次战役我军打得很艰苦，损失惨重。许多老部队的红军和八路军战斗骨干和精华都损失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前些年我们40军的老军长、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曾撰文称其为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役，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正确的。这次战役之所以打成这样与毛主席的决策是有关系的，毛主席讲，“保卫四平，就有了和平”。而当时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力主死守四平，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全然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如果不是林彪痛下决心及时撤出战斗，那我们在东北的“老本”就损失更大了。惨痛的事实教育了人们，这才真正执行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初，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师级干部都参加了在会上，原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七·七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剿匪、建党、建政、实行土改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七·七决议》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改善了我军在东北的被动局面，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1947年夏秋冬三季攻势、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有人讲《七·七决议》是扭转东北战局的“遵义会议”，我是赞成这一说法
[经过林海雪原游击战、新式整军、奇袭威远堡、血战文家台、攻占四平等战火洗礼，27岁的刘振华升任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
3 谈到辽沈战役中血战配水池的情节，刘老笑呵呵地说：“这下你可真是问对人了，配水池正是我们七师二十团打下来的。配水池位于锦州城北1000米远的小高地上，高出地面六七米。控制着通往市区的一条大路。敌人在这里经营多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布满了地堡、战壕、铁丝网，在墙上他们还刷了大标语：“配水池是第二个“凡尔登”。以一个800多人的加强营固守。自诩守备配水池的都是‘铁打汉’!”
东野司令员林彪在观察地形时就指出：“这里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配水池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都来到我们七师指挥所进行观察，由此可见攻下配水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林彪说：“过去我们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点， 这次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强点，打掉强点，敌人就更弱了!”
三纵的韩先楚司令，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参谋长苟在松也都在一线指挥所坐镇。为了振奋士气加强领导，我亲自来到主攻(二十)团动员，指战员响亮提出：敌人是“铁打汉”，我们是“打铁汉”，专门来打铁的汉!
战斗非常激烈，一、三营从早打到晚，与敌血战，攻下了配水池，二营又打掉敌人十几个碉堡，打开了总攻锦州的道路。
10月14日，主攻锦州正式开始，我军集中了一千多门大炮。东野的炮兵最厉害了，都是缴获蒋介石的美式大炮，还有日本鬼子的。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按射程远近梯次布置。90分钟的炮火急袭，打得敌人的枪炮都哑巴了。我和师参谋长苟在松同志带着突击团向前冲锋时，炮弹就从头上飞过，掩护进攻，那仗打得真痛快。可敌人也很顽强，拼命抵抗，但我们不怕牺性连续进攻，一直打下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的总部大楼。中央军委限7-10天之内攻下锦州，但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下锦州，歼敌10万，化装成商人的范汉杰也被抓住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韩司令的电话，让我马上到纵队司令部。到了司令部以后，韩司令对我说：“振华呀，我给你个任务，把廖耀湘押送到沈阳去，他要求见林总，林总已经同意了，因为他俩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嘛。”韩司令又告诉我两条：一是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是要礼貌相待，不得无礼。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天我带着警卫员和廖耀湘乘一辆小吉普在前，保卫干事带一个警卫班乘中吉普殿后向沈阳出发。廖耀湘那天是礼帽长袍，外加一件军大衣，是韩司令特殊关照的。
一路上我们抽着美国“骆驼”牌的香烟，聊着刚过去的战事。廖耀湘试着问：“是谁打了我的指挥部?”我告诉他是我们师打的，并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胡家窝棚是他的指挥部，要是知道了，会打的更厉害。廖耀湘频频点头：“那是，那是，我跟你们韩司令说过“兵贵神速”，你们三纵真称得上是“旋风部队!”在阜新兵站，招待廖耀湘吃的是大米饭、馒头，两菜一汤，还安排他住一个单问。第二天路过彰武时，廖耀湘又回忆起他率西进兵团占领这里时还挺得意，但后来才发现他是上当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赶到沈阳市中心的“大和旅馆”。东野政治部驻在那里，办理完交结手续后，廖耀湘将军握着我的手说：“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还作了很好的交谈，承蒙关照，太感谢你们了，再见!”
辽沈战役刚结束，强大的东北野战军10个主力纵队(4纵、11纵已先进入华北)，外加炮纵、铁道兵纵队和骑兵纵队百万大军即入关作战。我们三纵是东野的先头部队，12月19日占领北平南苑机场，彻底打掉傅作义唯一与南京交通的空中走廊，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最后的基础。1949年2月3日，我们作为东野的代表部队参加了庄严的北平入城式。
那时四野的部队最牛了，首先就是装备好，大炮都是美国十轮大卡车牵引，机枪、冲锋枪、汤姆枪都是美国造，我们驻在南苑机场附近的十几个村子里，晚上，缴获的美军移动发电车一响，所有的团队电灯齐亮，那叫一个带劲，
平津战役之后，40军(原三纵)作为四野先遣部队南下，渡江之后，1949年6月1日解放武汉。参加衡宝战役，接着又是两广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部队。
[1950年3月26日，刘振华将军——这位早在沂蒙山时就被人们誉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再率40军的一个加强团潜渡海南岛，经过四天血战，完成任务与琼崖纵队会合。]
4 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我们13兵团的5个军：38、39、40、42、50军，先期入朝。10月19日夜40军118师秘密过江，开赴朝鲜。10月24晚，我们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在北镇郡以西的大榆洞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彭总说：“现在敌从进攻速度很快，十分猖狂，你们今晚不要走的太远，要准备打个预期遭遇战，在温井以西布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冒进之敌，你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我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师长和政委回来之后，向参谋长和我传达了彭总的命令。然后，我们做了战斗部署，布下口袋阵全体参战将士情绪高涨，决心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10月25日战斗正式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就消灭了李承晚军6师2团3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抓了很多伪军俘虏，我从中发现了3名美国军人，通过翻译，得知他们都是李伪军顾问。我提审了一位名叫赖特斯的美军少校，他说他们这次任务是去抓金日成，没想到碰上了我们，当了俘虏。1985年，我任沈阳军区政委时，率领一个前志愿军代表团去朝鲜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金日成首相接见了我们，当他知道我参加过温井战斗时，很高兴，让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金日成说：“是的，当时我就在大榆洞，谢谢你们挡住了敌人。”
温井之战，拉开了抗美援朝作战的序幕，我们118师获总部通令嘉奖，后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把10月25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抗美援朝作战是很艰苦的，因为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有些困难甚至超过在国内作战。志愿军完全是凭着一股气一种精神才坚持到胜利的。那时敌我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犬牙交错反复拉锯：我曾带领主力团三过三八线。砥平里作战失利后，我带领352团断后，曾被敌人坦克兵团包围三次，但都利用黑夜的掩护下从敌人的缝隙中突围出来。撤退是很困难的军事行动，搞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
五次战役以后，我调任40军120师师长，率部坚守大德山一线阵地，这一带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中立区边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52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通知，要我去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李克农将军有要事找我。我一听有些奇怪，因为我从未见过李克农将军，只知道他是军委副总长兼情报部部长，还是外交部副部长，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大人物，他这位大人物找我这个师长干什么呢?当我匆匆走进开城来凤庄谈判代表团驻地时，李克农将军握着我的手说：“刘师长，我是向你求援的!我们搞谈判是打文仗，你们在战场上是打武仗，你们是我们的后盾嘛!”李将军这么客气，闹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忙说：“首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吧，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原来由于美李方面的有意拖延和捣乱，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美军多次越过中立区侵犯我军阵地，我方提出抗议，而美方总是不认账，所以李克农将军希望我们能在中立区我方一侧抓几个入侵的美国兵作个活证。我一听马上说：“首长，这是小事，我们保证很快完成任务。”回去之后，我马上向军部作了汇报，然后把任务交给359团，因为这个团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侦察排，多次完成过重要任务。果然第三天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抓了5个入侵我军阵地的美国大兵，使我代 表团在谈判桌上打了个大胜仗，搞得美方代表目瞪口呆，十分狼狈。后来李克农将军还专门用茅台酒宴请了我和40军的副军长邓岳。
[刘老停顿了片刻，微闭双目，仿佛仍在品味在异国他乡“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感觉。
过了半晌，记者鼓起勇气，提了一个埋藏在心中已经很久的问题。]
“刘老，您说抗美援朝我军仗打得到底怎么样?”
“还行吧!”刘老语调很凝重，“我给你讲个真事吧。那是我在120师当师长的时候。由于战斗不太顺利，一位副师长说了句‘彭总不如林总指挥得好’的怪话。也不知是什么人把这话传到志愿军总部去了，总部说要来人调查这件事，这下子副师长有点害怕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死活不承认，如果他们非要问，你就说我是听你们说的。我想彭总大人大量是不会追究的。对这个问题还要作几方面的分析，首先讲：军队对自己的统帅的信赖和崇拜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二来40军长期在林彪的指挥下，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对林彪的指挥十分佩服。还有一点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在指挥上也不可能相同。实际上彭总也是有情绪的，他讲过：我就是奉命来的，有的人还不来呢?
[1955年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刘政委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回老部队40军任副军长、军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等职务。在大跃进、“文革”等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他都以坚强的党性，山东人特有的宽容、大度的禀性，尽全力干好本职工作可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1970年，他却脱下军装，走上外交岗位。]
5 1970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电话，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让我去阿尔巴尼亚当大使，这太出我的意外了。说老实话，这是我作梦都没想到过的事，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只有无条件服从了。我积极做着出国前的准备。刚过了1971年春节，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我以前见过几次总理，所以并不紧张，就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总理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是四野三纵，现在的40军。总理说“三纵我了解，很能打仗，打过不少胜仗。我们听说你也很能打仗，军政双全嘛。可是你刚开始时，恐怕也不会打仗吧，后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学会了，而且打得很好，是这样的吗?”
总理循循善诱的话语，打消了我的顾虑，全身心地投入临上任前的准备工作，我特意去拜访了我的前任耿飚大使，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外交家，和我一样，原来也是打仗出身，是著名的华野二兵团(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各方面的资格都比我老，我一直很敬重他。
二月初，我启程赴阿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第6任)。阿方接待很隆重，抵达地拉那后数日，我向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递交了国书。接着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和劳动党总书记霍查也接见了我。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1949年11月23日与中国建交，以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在我任内，虽然是“文革”时期，但也是我们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当然这也是我们花了巨大物质代价换来的。根据后来的统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后来两国关系破裂，我们一共向阿方无偿提供了数以百亿美元的援助。我国先后派出专家达7000多人，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专家和专门技术工人、农民帮助他们。当时的驻阿使馆有80多人，小国大馆。这么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我在阿专家工作情况，非常忙。前后援建项目达一百三十多项。并向其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有些我们国内刚研制定型还没装备就无偿提供给他们了(如当时我们仿制米格－21生产的歼－7战斗机)。
当时阿方对我们可以说是什么都要，真是“狮子大开口”，好像我们欠他们似的。他们驻华使馆的情报人员只要发现我们国内又生产了什么新产品，就马上向其国内报告，用不了几天，霍查就召见我，开口就要东西。霍查这个人品行很不好，像个政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他一面向我国漫天要援助，一面在日记里大骂我们。
阿方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有相当部分是极不合理的。例如要求我们帮他们建纺织厂，可他们国家并不出产棉花。他们要求帮助修潜艇，但又不让使用我们的钢材，我们也只得用外汇从西德买进钢材给他们用。不仅这样，他们的浪费也极其严重，许多崭新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任凭风吹雨淋，都报废了，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要知道当时国内还是“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极端困难，援阿物资都是国内老百姓勒紧裤带，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呀!
[讲到这里，刘老停顿了好半天，喝了几口勤务员送来的“苦丁茶”，眉头紧缩。当时大使的国外津贴才90元，刘老的夫人大使馆二秘林钧晓，每逢使馆举行招待会，她都去帮厨，宴会结束后，又去帮忙刷盘洗盏……]
当然，我们的钱也不是完全打了“水漂儿”，在当时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其中最主要当然要算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就是阿尔巴尼亚带头提出的。
半年以后，我回国汇报工作，就对阿援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向外交部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讲，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有一定风险的，弄不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破坏世界革命的大帽子。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讲出来。还好，我的意见被刊登在外交部的工作简报上，周总理看到以后，对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认真负责态度表示赞赏，并将简报批转给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部门开始向阿方做工作，防止浪费。
除了尽力作好驻阿大使的本职工作，我还作为全权代表，完成了与希腊国的建交谈判。
后来，我回国汇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总理以嘉许的口气对我说：“你去了两年不仅开展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还进行了同希腊的建交谈判，打开了新局面，你这个大使当得还不错吗!”
[1976年6月，刘老离任回国，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任上又干了两年多。1979年3月，刘老又回到沈阳军区任副政委，三年后，任军区政委。1987年刘老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恢复军衔，刘老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距他1964年晋升少将已过24年了，看着自己的满头白发和肩头闪光的三颗将星，刘老思绪如海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刘老的心情，恰如北宋大诗人范仲淹的名词“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吧?
在本文的采访中，林晓霖先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我是泰山脚下泰安县大汶口镇东大吴村人，原来叫刘培一，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的。在我出生时，家境还凑付，凭着上辈人的勤奋劳作，能供我上学。1931年我考入梁漱溟先生主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泰安申村学校幼年班(高级小学班)。泰安著名抗战老人、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老师范明枢老先生曾给我们讲学。范先生说：“现在中华民国的牌子已经挂了二十几年，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民主，却失去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大家应当去努力啊……”范老的话让我热血沸腾，久久不能自己。从此学习更加努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也渐渐在我心里扎下根来。
但家庭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目的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将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当时老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既不用吃苦劳累，收入又比较稳定，所以1937年春遵照父母的愿望我考取了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
没过几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我国。当时学校课程中，增加了军训一课，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搞的，并派了教官。这一段艰苦的训练对我日后投身武装斗争，帮助还是很大的。受抗日救亡的影响，同年3月下旬，我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为了怕牵连家里，我们同行的几个人想改名，我提议都用振字，同行的五个人依此改名为振兴、振中、振华、振民、振国。
我被分到特务连，还领到一支小马枪，这在当时可了不起，因为很多人只有大刀。在革命队伍中，我进步很快，入党时，我把母亲给我的三块现大洋中拿出一块交了党费。特务连二排的政治战士(排指导员)刘春对我帮助很大，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流亡学生，有学问，后来他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建国以后，他曾任炮兵学院政委，也担任过驻外使节。那时的敌后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拉锯。1939年5月1日，在枯河村战斗中，我因表现出色，受到支队的奖励。
你能猜得着奖品是什么吗?刘老快活地向记者发问。
七十年前的奖品会是什么?“十个鸡蛋!”刘政委用右手做了个“十”的手势，高兴地对记者说。支队政治部主任周赤萍(解放后任福州军区政委)，亲手奖给我十个鸡蛋。我把十个鸡蛋送到伙房，让炊事员烧了半锅水抓上把盐，全连人美美地喝了两碗鸡蛋汤。
[艰苦的斗争在继续，刘老也在战斗里成长，到1945年春，25岁的刘振华就已经是九团政委了。
1945年8·15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迅速做出进军东北的决定，刘振华作为鲁中军区赴东北干部营副政委，率领600多名排以上干部，着便装不带武器，日夜兼程赶到胶东半岛的蓬莱县滦家口港，从这里登船去东北。]
2 我们全营600多人，乘坐四只海关艇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在辽宁庄河大腰子码头上了岸，这时来了一班苏联红军，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在庄河稍事休整，我们又乘汽车到了安东(今丹东)我被肖华将军(解放后任总政部主任)任命为辽东人民自卫第一支队政委、宽甸县卫成司令、县委书记。那里有许多逃荒到东北挖煤的山东劳工，觉悟很高，他们听说我是山东人，都叫我“老乡司令”。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努力，经过两个多月就组成了一个一千多人的战斗团，受到肖华将军的表扬。我们在宽甸的剿匪、反霸、恢复生产工作进行得很好。1946年1月，我调任保三旅副政委。当时东北的情形是很严重的。蒋介石利用美国人把大批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等运到东北向我们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我方呢?冀热辽李运昌部的曾克林率部从陆路最早进入东北，配合苏军打了一些胜仗，并接收了一些日军的武器仓库。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三师向东北进发途中，听从上面命令，把武器都留给当地部队，到了东北。满以为可以领到日本鬼子投降时留下的枪炮，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冀热辽的部队把守着仓库不让拿，几番交涉都不行，官司打到中央才解决了一些。更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抗议，苏联红军也不再把武器仓库交给我方了，所以部队意见很大，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老兵老枪，新兵没枪”。
三年解放战争，东北地区局势可以分为退却、相持和反攻三大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6年，我军在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下，步步退却很被动。当然我军也不是一味退却，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这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四平保卫战”。这次战役我军打得很艰苦，损失惨重。许多老部队的红军和八路军战斗骨干和精华都损失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前些年我们40军的老军长、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曾撰文称其为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役，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正确的。这次战役之所以打成这样与毛主席的决策是有关系的，毛主席讲，“保卫四平，就有了和平”。而当时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力主死守四平，与敌人打阵地战，硬拼，全然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如果不是林彪痛下决心及时撤出战斗，那我们在东北的“老本”就损失更大了。惨痛的事实教育了人们，这才真正执行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初，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师级干部都参加了在会上，原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七·七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剿匪、建党、建政、实行土改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七·七决议》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改善了我军在东北的被动局面，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1947年夏秋冬三季攻势、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有人讲《七·七决议》是扭转东北战局的“遵义会议”，我是赞成这一说法
[经过林海雪原游击战、新式整军、奇袭威远堡、血战文家台、攻占四平等战火洗礼，27岁的刘振华升任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
3 谈到辽沈战役中血战配水池的情节，刘老笑呵呵地说：“这下你可真是问对人了，配水池正是我们七师二十团打下来的。配水池位于锦州城北1000米远的小高地上，高出地面六七米。控制着通往市区的一条大路。敌人在这里经营多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布满了地堡、战壕、铁丝网，在墙上他们还刷了大标语：“配水池是第二个“凡尔登”。以一个800多人的加强营固守。自诩守备配水池的都是‘铁打汉’!”
东野司令员林彪在观察地形时就指出：“这里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配水池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都来到我们七师指挥所进行观察，由此可见攻下配水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林彪说：“过去我们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点， 这次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强点，打掉强点，敌人就更弱了!”
三纵的韩先楚司令，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参谋长苟在松也都在一线指挥所坐镇。为了振奋士气加强领导，我亲自来到主攻(二十)团动员，指战员响亮提出：敌人是“铁打汉”，我们是“打铁汉”，专门来打铁的汉!
战斗非常激烈，一、三营从早打到晚，与敌血战，攻下了配水池，二营又打掉敌人十几个碉堡，打开了总攻锦州的道路。
10月14日，主攻锦州正式开始，我军集中了一千多门大炮。东野的炮兵最厉害了，都是缴获蒋介石的美式大炮，还有日本鬼子的。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按射程远近梯次布置。90分钟的炮火急袭，打得敌人的枪炮都哑巴了。我和师参谋长苟在松同志带着突击团向前冲锋时，炮弹就从头上飞过，掩护进攻，那仗打得真痛快。可敌人也很顽强，拼命抵抗，但我们不怕牺性连续进攻，一直打下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的总部大楼。中央军委限7-10天之内攻下锦州，但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下锦州，歼敌10万，化装成商人的范汉杰也被抓住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韩司令的电话，让我马上到纵队司令部。到了司令部以后，韩司令对我说：“振华呀，我给你个任务，把廖耀湘押送到沈阳去，他要求见林总，林总已经同意了，因为他俩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嘛。”韩司令又告诉我两条：一是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是要礼貌相待，不得无礼。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天我带着警卫员和廖耀湘乘一辆小吉普在前，保卫干事带一个警卫班乘中吉普殿后向沈阳出发。廖耀湘那天是礼帽长袍，外加一件军大衣，是韩司令特殊关照的。
一路上我们抽着美国“骆驼”牌的香烟，聊着刚过去的战事。廖耀湘试着问：“是谁打了我的指挥部?”我告诉他是我们师打的，并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胡家窝棚是他的指挥部，要是知道了，会打的更厉害。廖耀湘频频点头：“那是，那是，我跟你们韩司令说过“兵贵神速”，你们三纵真称得上是“旋风部队!”在阜新兵站，招待廖耀湘吃的是大米饭、馒头，两菜一汤，还安排他住一个单问。第二天路过彰武时，廖耀湘又回忆起他率西进兵团占领这里时还挺得意，但后来才发现他是上当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赶到沈阳市中心的“大和旅馆”。东野政治部驻在那里，办理完交结手续后，廖耀湘将军握着我的手说：“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还作了很好的交谈，承蒙关照，太感谢你们了，再见!”
辽沈战役刚结束，强大的东北野战军10个主力纵队(4纵、11纵已先进入华北)，外加炮纵、铁道兵纵队和骑兵纵队百万大军即入关作战。我们三纵是东野的先头部队，12月19日占领北平南苑机场，彻底打掉傅作义唯一与南京交通的空中走廊，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最后的基础。1949年2月3日，我们作为东野的代表部队参加了庄严的北平入城式。
那时四野的部队最牛了，首先就是装备好，大炮都是美国十轮大卡车牵引，机枪、冲锋枪、汤姆枪都是美国造，我们驻在南苑机场附近的十几个村子里，晚上，缴获的美军移动发电车一响，所有的团队电灯齐亮，那叫一个带劲，
平津战役之后，40军(原三纵)作为四野先遣部队南下，渡江之后，1949年6月1日解放武汉。参加衡宝战役，接着又是两广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部队。
[1950年3月26日，刘振华将军——这位早在沂蒙山时就被人们誉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再率40军的一个加强团潜渡海南岛，经过四天血战，完成任务与琼崖纵队会合。]
4 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我们13兵团的5个军：38、39、40、42、50军，先期入朝。10月19日夜40军118师秘密过江，开赴朝鲜。10月24晚，我们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在北镇郡以西的大榆洞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彭总说：“现在敌从进攻速度很快，十分猖狂，你们今晚不要走的太远，要准备打个预期遭遇战，在温井以西布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冒进之敌，你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我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师长和政委回来之后，向参谋长和我传达了彭总的命令。然后，我们做了战斗部署，布下口袋阵全体参战将士情绪高涨，决心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10月25日战斗正式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就消灭了李承晚军6师2团3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抓了很多伪军俘虏，我从中发现了3名美国军人，通过翻译，得知他们都是李伪军顾问。我提审了一位名叫赖特斯的美军少校，他说他们这次任务是去抓金日成，没想到碰上了我们，当了俘虏。1985年，我任沈阳军区政委时，率领一个前志愿军代表团去朝鲜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金日成首相接见了我们，当他知道我参加过温井战斗时，很高兴，让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金日成说：“是的，当时我就在大榆洞，谢谢你们挡住了敌人。”
温井之战，拉开了抗美援朝作战的序幕，我们118师获总部通令嘉奖，后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把10月25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抗美援朝作战是很艰苦的，因为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有些困难甚至超过在国内作战。志愿军完全是凭着一股气一种精神才坚持到胜利的。那时敌我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犬牙交错反复拉锯：我曾带领主力团三过三八线。砥平里作战失利后，我带领352团断后，曾被敌人坦克兵团包围三次，但都利用黑夜的掩护下从敌人的缝隙中突围出来。撤退是很困难的军事行动，搞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
五次战役以后，我调任40军120师师长，率部坚守大德山一线阵地，这一带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中立区边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52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通知，要我去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李克农将军有要事找我。我一听有些奇怪，因为我从未见过李克农将军，只知道他是军委副总长兼情报部部长，还是外交部副部长，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大人物，他这位大人物找我这个师长干什么呢?当我匆匆走进开城来凤庄谈判代表团驻地时，李克农将军握着我的手说：“刘师长，我是向你求援的!我们搞谈判是打文仗，你们在战场上是打武仗，你们是我们的后盾嘛!”李将军这么客气，闹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忙说：“首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吧，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原来由于美李方面的有意拖延和捣乱，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美军多次越过中立区侵犯我军阵地，我方提出抗议，而美方总是不认账，所以李克农将军希望我们能在中立区我方一侧抓几个入侵的美国兵作个活证。我一听马上说：“首长，这是小事，我们保证很快完成任务。”回去之后，我马上向军部作了汇报，然后把任务交给359团，因为这个团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侦察排，多次完成过重要任务。果然第三天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抓了5个入侵我军阵地的美国大兵，使我代 表团在谈判桌上打了个大胜仗，搞得美方代表目瞪口呆，十分狼狈。后来李克农将军还专门用茅台酒宴请了我和40军的副军长邓岳。
[刘老停顿了片刻，微闭双目，仿佛仍在品味在异国他乡“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感觉。
过了半晌，记者鼓起勇气，提了一个埋藏在心中已经很久的问题。]
“刘老，您说抗美援朝我军仗打得到底怎么样?”
“还行吧!”刘老语调很凝重，“我给你讲个真事吧。那是我在120师当师长的时候。由于战斗不太顺利，一位副师长说了句‘彭总不如林总指挥得好’的怪话。也不知是什么人把这话传到志愿军总部去了，总部说要来人调查这件事，这下子副师长有点害怕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死活不承认，如果他们非要问，你就说我是听你们说的。我想彭总大人大量是不会追究的。对这个问题还要作几方面的分析，首先讲：军队对自己的统帅的信赖和崇拜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二来40军长期在林彪的指挥下，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对林彪的指挥十分佩服。还有一点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在指挥上也不可能相同。实际上彭总也是有情绪的，他讲过：我就是奉命来的，有的人还不来呢?
[1955年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刘政委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回老部队40军任副军长、军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等职务。在大跃进、“文革”等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他都以坚强的党性，山东人特有的宽容、大度的禀性，尽全力干好本职工作可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1970年，他却脱下军装，走上外交岗位。]
5 1970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电话，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让我去阿尔巴尼亚当大使，这太出我的意外了。说老实话，这是我作梦都没想到过的事，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只有无条件服从了。我积极做着出国前的准备。刚过了1971年春节，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我以前见过几次总理，所以并不紧张，就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总理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是四野三纵，现在的40军。总理说“三纵我了解，很能打仗，打过不少胜仗。我们听说你也很能打仗，军政双全嘛。可是你刚开始时，恐怕也不会打仗吧，后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学会了，而且打得很好，是这样的吗?”
总理循循善诱的话语，打消了我的顾虑，全身心地投入临上任前的准备工作，我特意去拜访了我的前任耿飚大使，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外交家，和我一样，原来也是打仗出身，是著名的华野二兵团(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各方面的资格都比我老，我一直很敬重他。
二月初，我启程赴阿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第6任)。阿方接待很隆重，抵达地拉那后数日，我向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递交了国书。接着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和劳动党总书记霍查也接见了我。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1949年11月23日与中国建交，以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在我任内，虽然是“文革”时期，但也是我们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当然这也是我们花了巨大物质代价换来的。根据后来的统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后来两国关系破裂，我们一共向阿方无偿提供了数以百亿美元的援助。我国先后派出专家达7000多人，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专家和专门技术工人、农民帮助他们。当时的驻阿使馆有80多人，小国大馆。这么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我在阿专家工作情况，非常忙。前后援建项目达一百三十多项。并向其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有些我们国内刚研制定型还没装备就无偿提供给他们了(如当时我们仿制米格－21生产的歼－7战斗机)。
当时阿方对我们可以说是什么都要，真是“狮子大开口”，好像我们欠他们似的。他们驻华使馆的情报人员只要发现我们国内又生产了什么新产品，就马上向其国内报告，用不了几天，霍查就召见我，开口就要东西。霍查这个人品行很不好，像个政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他一面向我国漫天要援助，一面在日记里大骂我们。
阿方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有相当部分是极不合理的。例如要求我们帮他们建纺织厂，可他们国家并不出产棉花。他们要求帮助修潜艇，但又不让使用我们的钢材，我们也只得用外汇从西德买进钢材给他们用。不仅这样，他们的浪费也极其严重，许多崭新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任凭风吹雨淋，都报废了，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要知道当时国内还是“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极端困难，援阿物资都是国内老百姓勒紧裤带，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呀!
[讲到这里，刘老停顿了好半天，喝了几口勤务员送来的“苦丁茶”，眉头紧缩。当时大使的国外津贴才90元，刘老的夫人大使馆二秘林钧晓，每逢使馆举行招待会，她都去帮厨，宴会结束后，又去帮忙刷盘洗盏……]
当然，我们的钱也不是完全打了“水漂儿”，在当时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其中最主要当然要算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就是阿尔巴尼亚带头提出的。
半年以后，我回国汇报工作，就对阿援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向外交部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讲，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有一定风险的，弄不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破坏世界革命的大帽子。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讲出来。还好，我的意见被刊登在外交部的工作简报上，周总理看到以后，对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认真负责态度表示赞赏，并将简报批转给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部门开始向阿方做工作，防止浪费。
除了尽力作好驻阿大使的本职工作，我还作为全权代表，完成了与希腊国的建交谈判。
后来，我回国汇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总理以嘉许的口气对我说：“你去了两年不仅开展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还进行了同希腊的建交谈判，打开了新局面，你这个大使当得还不错吗!”
[1976年6月，刘老离任回国，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任上又干了两年多。1979年3月，刘老又回到沈阳军区任副政委，三年后，任军区政委。1987年刘老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恢复军衔，刘老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距他1964年晋升少将已过24年了，看着自己的满头白发和肩头闪光的三颗将星，刘老思绪如海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刘老的心情，恰如北宋大诗人范仲淹的名词“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吧?
在本文的采访中，林晓霖先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