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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令我爱不释手。读了《读书》今年第二期甘阳的文章《传统、时间性与未来》尤其如此。这篇文章在分析传统问题上独具一格,其中不可抗拒的逻辑。只有在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著作中才可看到。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文化讨论中最好的一篇。  只要面对现实就会发现,事实上存在两种孔孟。第一种是反映在孔孟经典上的具有“本来面貌”(甘阳语)的孔孟。第二种是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孔孟。我在黄河岸边的农村作过调查
当人类已有善恶观念,出现恶人恶行,需要去恶扬善的时候,中外刑罚史上,实体罚则都没有太大差异,对于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类,无非是死刑或者长期监禁。晚近反酷刑的人文思潮,促使各国基本废止了肉刑,刑罚总体走向轻缓也是大势所趋。可以说,中西法律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异不在实体罚则,而在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简言之,对罪大恶极的人就地正法,最为简洁明快,许多看客也会大呼过瘾。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爱国主义诗人,名闻中外。两千多年来关于他的传说,在汉文化影响所及的国家和地区流传。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未被载入《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本文不揣固陋,试释一二。  胡三省《新注序》云:“温公偏阅旧史,旁采小说,抉幽隐,荟萃为书,劳矣。而修书分属,汉则刘,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可知《资治通鉴》汉以前部分是司马光自任之。司马光
这里介绍了三位美国女诗人。她们具有相同的国籍,相同的性别和相似的美学传统。但她们又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安妮·布雷兹特里特是新大陆的第一位女诗人,十九世纪的艾米莉·狄更斯是与世隔绝的典型,她成为后来许多女诗人的榜样;与我们同代的艾德里安娜·里奇不仅是一位女诗人,还有意识地肩负起国家、性别和时代赋予一个女诗人的政治责任。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跨越了从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到现代女
既熟悉又陌生    作为中国人,大概很少人不知道香港。一个中国儿童,从初识之无、认字明理之日起,就耳熟能详地听到关于英国用鸦片和炮舰轰开中国大门,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开五口的故事。正是从此时起,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掀开了近代史的第一页。  香港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在这里,自然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它从中国的版图疆域中分割出去
“现代化”是我们时代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一个“兴奋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是一本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力作。布莱克重视现代化的起始条件和过程因素,因而他从比较近代史入手,把民族国家和政治现代化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和中心课题,通过比较求得对人类整体发展进程的一般看法。他运用比较方法的一个主要立论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影响到全人类,
“四化”路上,“科学”的声名特佳。殊不知科学殿堂的入口处便是地狱之门;无尽延伸的科学道路上,会出现种种伪迹。有的伪迹来源于愚昧顽固,有的来自卑劣的个人功利目的,有的来自政治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当然也有的是来自当时不可能具备的认识水平……干这种丑事的,有愚昧的帝王,无赖的学阀、小丑和骗子,也有政治恶棍,当然,也有干蠢事的著名科学家。  樊洪业著《科学业迹的辨伪》(上海人民版),精心剔出了这些科学成
关于《现代文艺》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正当震惊一时的“平江惨案”爆发以后,我从湘西南东走浙东,在自己家乡小住了一阵,于当年年底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去主编一个文艺性月刊,它就是一九四○年四月创刊的《现代文艺》。  出版这个刊物的,是一个由国民党省政府官办的改进出版社。不了解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和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的人,也许会惊讶于官办的出版社为什么要来出版这样一个文艺刊物。原来担任省政府主
生命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在教育中要以人为本,直面人的心理内在层面,回归人的生命本体,顺应人的生命发展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直指“生命的体悟”,以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为基本价值取向,认为“真正的教育智慧就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对两者沟通的体悟的基础上。”重视在教育中挖掘和展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体现生命的尊严与欢乐,这是叶澜“新基础教育”的核心。我国较早开展心理
一九九六年,在凯洛格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重要的二十五所州立大学校长创建了“赠地大学与国家未来凯洛格委员会”(简称“凯洛格委员会”)。在创建典礼上,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对变革负责》的报告。其中一段话颇意味深长:“大学再也不能漠视让它们身处险境中的变化环境,如果依旧视之为与身边世界越来越不相干、仅仅满足兴趣与好奇的场所,它们就如同恐龙,正冒着成为文化性质的侏罗纪公园中展品的危险。高等教育已经不能承受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