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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我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客观地讲，直到现在保定城市也不大，但它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清末重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管辖当时的包括北京、天津和整个华北地区）就坐落在这里。蒋介石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培养了包括叶挺、邓演达、白崇禧、张治中等一大批重量级的军事政治人才。时至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王牌军陆军第38集团军军部也驻保定。至于保定府的“三宝”——铁球（一种在手中把玩的健身用品，曾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面酱、春不老（一种味道极仕的成菜），更是久为人们传颂。
我在保定第一中学上学时，父亲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母亲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开国中将孙毅家中当保姆。我是家中的独生子，又无姐妹。所以我一直独立生活。这种主客观环境养成了我自立自强自觉的性格，一直影响至今。
建国之初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董存瑞、吴运铎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在保定一中1953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我应算一个比较突出的。毕业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因如此，再加上我的学习成绩较好，家庭清白，所以才被保送到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学习，当年要想上哈军工，比上北大、清华可难多了。
1953年9月3日，我和唐山、涿州等河北省籍的同学来到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哈军工。当时校舍还没建成，我们占用原哈医大的校舍学习。实际上学院在9月1日就正式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由陈赓将军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又任命刘居英任副院长，刘有光任副政委。当时学院共开设了5个系，一系是空军工程系、二系是炮兵工程系、三系是海军工程系、四系是装甲兵工程系、五系是工兵工程系。后来又增加了导弹工程系、原子化学防护等4个系。我被分配到工兵工程系，专业是电器装备科，学习内容是国防工程和一般军用固定电站、移动电站和输配电等的设计、维护和修理技术，以设计技术为主。另外既然是工兵，所以各种工程机械，如挖土机、推土机、载重汽车的驾驶也是必修课。当时汽车驾驶用车是苏联的嘎斯51载重汽车。我开车，教员坐在旁边，在学院的场地驾驶合格后，还要驾车到繁华的哈尔滨市区转一圈，不出事就算通过。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哈军工有84位苏联顾问，我们工兵系也有，但所有的顾问都不直接授课，他们的待遇很高。
我们是第二期学员，经过两个月的入伍教育和军事训练，11月4日正式宣誓入伍。当时学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从起床到熄灯就寝，一切活动都要以军号进行，不能有丝毫“跑偏”。至于军容风纪更是严格得出奇。如军衣上缀的白衬领只能高出衣领2毫米，低了高了都不行。三天要刮一次胡子，皮鞋每天都要亮：这里面的要求多了，我就不一一细讲了。虽然我们每天生活、学习都很紧张，但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明白，能在哈军工上学是无尚光荣，必须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崇高荣誉，发愤学习刻苦读书。
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当时我们的伙食是按团级待遇的。早餐牛奶、面包、鸡蛋；午饭四菜一汤；晚餐也很棒，大米白面管饱。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能有这样的生活水平对我们来讲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我们都立志要为国防现代化而勤奋学习，成才报国。
后来，随着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我们的伙食水平也下降了。细粮大米白面少了，高粱米、棒子面窝头多了。咱是北方人还好点，有些南方的同学吃惯了大米，再让他们吃高梁米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虽然生活水平下降了，但并没有人说什么牢骚话，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切都在变化，我的毕业设计论文也改为好几个人共同搞一个部队急用的课题——在筑城地域前沿布置电网的相关要求，如电网的功率，配用电缆、布设长度、移动电站的配置等技术问题。论文还没全做完，北京的国防科委就来催要人了，我们工兵系分配到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委工作的有我和另两位同学。
1959年3月我正式到国防科委5局3处（导弹局地地导弹处）任参谋，军衔中尉，工资56元。当年年底我又被调到国防科委2局（核武器局）任参谋。从那时到1985年，在这25年中，我一直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曾任参谋、秘书、处长。在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攻关中，我协助二机部（核工业部）九院（中物院）承办了大量的科研生产协作中需要军内外解决的事项，如调研图16飞机（中型轰炸机）、考察投弹场地、调拨急需的真空电炉（熔炼铀235之用）、下达高能炸药研制任务、航弹壳体加工任务等等，并参加了首次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首次氢弹空爆试验、首次中子弹原理试验等20多次核试验的准备与实施工作，以及首次在潜艇上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和几种战略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定型试验等多项大型试验。在担任二局一处处长期间，我会同副处长和处里的其它同志，与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5次核试验的相关准备工作。还抓了完善第一代核弹头、预研第二代核弹头、抗加固、“七五”期间核武器研制规划、九院布局调整、神光（大型激光模拟核爆炸）装置等核项目。1988年，我作为大集体中的一员参与的“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工作中，我有几次见到周总理、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留下很深的印象。讲出来给贵刊的读者体味一下，当时这可都是国家的顶级绝密啊！
1964年，我被派到一个临时组成的代号叫177的办公室工作了一个月。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的领导下，担负北京同远在罗布泊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联系，上传下达。上传即向中央有关首长及军内外部门传递有关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重要情况。下达即向20号办公室传达中央领导的批示和指示。当时，为了保密，在那一个月里，我一直住在177办公室，不能穿军衣，要着便装，并配备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便于送文件。我曾多次去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呈送绝密文件。 1964年10月15目中午12时刚过，我接到李旭阁（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20号办公室主任）的加密电话，内容是：
82、林、83、84、85：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根据血压情况，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请指示，
11
12
1964年10月15日12时
【注：82是周总理的代号，林是林彪，83、84、8s分别是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的代号、11是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第一次核试验现场总指挥），12是刘西尧（二机部副部长、核试验现场副总指挥）的代号。血压是气象的暗语、正点减四，十五丈是10月16日15时的暗语】
这个密电的意思是说经过核试验基地党委常委在1964年10月15日上午开会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具体时间）。
我记录了上述电话内容，并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由20号办公室的罗汉奎（国防科二局参谋）听我复诵并核对，确认无误。
我接完电话后，即向二机部长刘杰，办公厅主任张汉周汇报了20号办公室的电话，刘部长命我另抄一份不带密语的电话报告记录，然后派我和李鹰翔（刘部长秘书）同行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处呈送报告。
我俩来到西花厅总理的军事秘书王亚志的办公室，不大工夫，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就走了进来，我们立即起身向总理问好，总理笑着和我们握手，问了我俩的姓名。我回答说我叫宋炳寰，是国防科委的参谋。总理打量了一下我的便装后很和气地说：“噢，你是国防科委的呀！”然后总理开始很仔细地审阅报告。此时，我看见邓颖超同志主动退出了房间。
到12点30分，总理审阅完当即亲笔做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杨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
周恩来
10月15日12时半
我和李鹰翔接过总理批示，向总理辞行。然后乘上专车出中南海西北门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向林办主任叶群送交了张、刘的电话记录及周总理刚才的批示。这是我第二次看见叶群。
在这之前的10月14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叶群。那是根据罗总长的指示，要我把一份10月13日张爱萍、刘西尧从核试验基地发来的有关第一次核试验今后几天要抓的几项工作的报告的电报，应该马上送林总阅，并要写明“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亲收”。为此，我立即与叶群主任取得联系，她要我到军事博物馆主楼外的东楼找她。10点20分，我将电报当面交给叶群签收。她说：“今后总参机要局送这件事（有关核试验）的电报时要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交林总亲拆’”。她还说：“爆炸试验成功后，为了保密，你在电话上只说一句‘买卖做成了’我就知道了”。
以后我还有一次与林彪的面对面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1970年7月23日，当时的国防科委领导要在北京的南苑某大厂房举办一次尖端武器展示，让林彪看。核武器是我国的“撒手锏”自然不能少。根据上级的命令由我负责从青海22I基地押运一枚配套中程地对地导弹上用的核弹头来京展示。7月23日那一天上午林彪来视察参观。由于核弹头是“压轴戏”，所以放在展厅的最后。林彪在国防科委领导陪同下，走到我们的展台，由朱光亚负责向林彪讲解这枚核弹头的各个分解部件。我站在朱老的旁边，讲解是没我的“份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林彪，只见他个子不高，有些面黄肌瘦，精神也不太好。远没有当时每次开会时我们都要高呼“祝林副主席（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体健康！”时的那种神秘感。对于林彪我个人一直认为“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他跑了，摔死了，就全盘否定他。扯远了，还是谈我与周总理的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吧。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时，敬爱的周总理却心系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他指示刘杰部长立即注意核试验场外下风向地区的放射性尘埃对人民生命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月18日0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当时参与汇报的，有我和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放射防护问题的徐海超研究员、刘杰部长和他的秘书李鹰翔及杨成武副总长、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等人。我奉刘部长之命，向周总理汇报了核试验场外下风方向地区放射性尘埃测量的相关情况，总理听得非常仔细不时还提问。听完各方面的汇报总理还作了重要指示，散会时已是凌晨2点了。
还有一次。原计划在1969年国庆节前的9月26日，要进行一次大当量的核试验。但9月26日凌晨罗布泊核试验场的气象情况突然起了变化，这样的核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会吹到邻国，有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核试验基地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副主任罗舜初。罗舜初立即用保密电话，向正在天安门城楼检查国庆游行队伍预演的周总理作了汇报。由于罗在电话中没讲清楚，所以总理在清晨6时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之后，到西花厅叫上他的军事秘书张作文驱车直奔旃坛寺的国防科委办公楼。总理在5楼两侧国防科委二局的办公室听取了罗舜初和其它相关专业人员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暂停26日的核试验。但总理又说“推迟核试验这件事，我还要请示主席。”
7时许，周总理用39局的红电话机（保密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非常关心地询问了毛主席是什么时候休息的，现在已经睡了几个小时，我有个急事要请示主席。稍等片刻，毛主席接电话时，周总理说：“主席，我现在在国防科委同他们研究今天的气象情况。根据他们对气象发展情况的跟踪观察分析，如今天按计划进行试验，爆炸后的放射性烟云将沿国境线并偏向邻国一侧，向下风方向飘移。根据这个情况，我建议原定今目的核试验改日进行，请主席指示。”听过毛主席的指示后，周总理放下电话对王秉璋、罗舜初等我们在场的人说：“主席同意推迟试验。主席还说这样推迟一下很主动嘛！”接着，周总理要求国防科委密切注意气象的发展，择日再试。 走出大楼，周总理又对围在门口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使我国的国防科研生产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讲完之后，总理就上车离开了大院，看着总理的身影，我的心中感动极了。
1971年11月某日，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有关某次核试验的相关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总理对涉及到这次试验的每个问题，都仔细地问到了，一边问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会开得很晚了，然后总理请我们与会的二十几个人都到旁边的房间吃晚饭。饭菜极为简单，每桌中央有一个大盆里面盛着由白菜、粉条、豆腐、丸子和肉片在一起的大烩莱，还有几碟小咸菜，主食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总理也和我们在一起吃，看得出来，他吃得很快也很香。我们吃完了不用交钱，但需交粮票、每人二两。这些年我出席过几次宴会，也品尝过一些美味佳肴，但都比不上那次在和周总理一起吃过的二米饭和大烩菜，那样好吃……
在我国核武器研究创建发展的过程中，有众多的著名科学家，如朱光亚、程开甲、于敏、陈能宽等院士专家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与他们也有过多次交往，深为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尚人品所折服。这其中朱光亚院士给我留下的影响最深，朱老1970年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一直主抓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是我的老上级，也是我的好老师。朱光亚院士严细的工作作风、平和的待人之道、艰苦朴素的品德、模范地遵守规章及在各项活动中都能以身作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举两个小例子，有一次我们去凭吊17号工地（早期的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在河北省怀来县），场方留我们吃了顿便饭，当时还用粮票。朱光亚和同去的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伍绍祖同志坚持要交齐钱款和粮票，场方多次推辞，朱老坚持要交。朱老的台历用过了，他从来都不舍得扔掉，而是把背面当便笺纸用。朱老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发自肺腑地讲过：“奖章虽然是颁发给我，但那些默默无闻常年工作在核武器研制试验战线上的解放军、工人技术人员、科技人员才是真正的英雄。”
1985年我调国防科工委百科编审室任副主任。我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学识参与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航天技术分册》、《聂荣臻年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等多部书籍、文章的编撰，约有几十万字。
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工作成绩，完全得益于当年在哈军工受到的良好教育。今年9月1日是哈军工建校60周年，我对哈军工，对德高望重的院长陈赓大将，对各位为人师表的老师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1952年3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联名向军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写报告，建议筹备成立军事工程学院，为我军培养军事装备设计和维修人才，经朱、周、林审阅后，毛泽东于3月26日批示同意。后来他还规定哈军工每年要毕业学员800人。
1952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将军奉召回国，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去世后，刘居英少将接任院长。老一代的哈军工人，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和国防武器研制，做出巨大的贡献。哈军工在培养新一代国防科研人才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哈军工于1966年解散。其中各个系分别组成了装甲兵工程学院、炮兵工程院、防化兵工程学院等专业院校，几十年来为我军培养了各军兵种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其中由哈军工主校组成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更是我军国防科技的最高学府。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哈军工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它的精神和业绩将永远与伟大的人民军队同在！
我在保定第一中学上学时，父亲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母亲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开国中将孙毅家中当保姆。我是家中的独生子，又无姐妹。所以我一直独立生活。这种主客观环境养成了我自立自强自觉的性格，一直影响至今。
建国之初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董存瑞、吴运铎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在保定一中1953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我应算一个比较突出的。毕业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因如此，再加上我的学习成绩较好，家庭清白，所以才被保送到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学习，当年要想上哈军工，比上北大、清华可难多了。
1953年9月3日，我和唐山、涿州等河北省籍的同学来到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哈军工。当时校舍还没建成，我们占用原哈医大的校舍学习。实际上学院在9月1日就正式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由陈赓将军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又任命刘居英任副院长，刘有光任副政委。当时学院共开设了5个系，一系是空军工程系、二系是炮兵工程系、三系是海军工程系、四系是装甲兵工程系、五系是工兵工程系。后来又增加了导弹工程系、原子化学防护等4个系。我被分配到工兵工程系，专业是电器装备科，学习内容是国防工程和一般军用固定电站、移动电站和输配电等的设计、维护和修理技术，以设计技术为主。另外既然是工兵，所以各种工程机械，如挖土机、推土机、载重汽车的驾驶也是必修课。当时汽车驾驶用车是苏联的嘎斯51载重汽车。我开车，教员坐在旁边，在学院的场地驾驶合格后，还要驾车到繁华的哈尔滨市区转一圈，不出事就算通过。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哈军工有84位苏联顾问，我们工兵系也有，但所有的顾问都不直接授课，他们的待遇很高。
我们是第二期学员，经过两个月的入伍教育和军事训练，11月4日正式宣誓入伍。当时学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从起床到熄灯就寝，一切活动都要以军号进行，不能有丝毫“跑偏”。至于军容风纪更是严格得出奇。如军衣上缀的白衬领只能高出衣领2毫米，低了高了都不行。三天要刮一次胡子，皮鞋每天都要亮：这里面的要求多了，我就不一一细讲了。虽然我们每天生活、学习都很紧张，但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明白，能在哈军工上学是无尚光荣，必须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崇高荣誉，发愤学习刻苦读书。
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当时我们的伙食是按团级待遇的。早餐牛奶、面包、鸡蛋；午饭四菜一汤；晚餐也很棒，大米白面管饱。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能有这样的生活水平对我们来讲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我们都立志要为国防现代化而勤奋学习，成才报国。
后来，随着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我们的伙食水平也下降了。细粮大米白面少了，高粱米、棒子面窝头多了。咱是北方人还好点，有些南方的同学吃惯了大米，再让他们吃高梁米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虽然生活水平下降了，但并没有人说什么牢骚话，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切都在变化，我的毕业设计论文也改为好几个人共同搞一个部队急用的课题——在筑城地域前沿布置电网的相关要求，如电网的功率，配用电缆、布设长度、移动电站的配置等技术问题。论文还没全做完，北京的国防科委就来催要人了，我们工兵系分配到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委工作的有我和另两位同学。
1959年3月我正式到国防科委5局3处（导弹局地地导弹处）任参谋，军衔中尉，工资56元。当年年底我又被调到国防科委2局（核武器局）任参谋。从那时到1985年，在这25年中，我一直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曾任参谋、秘书、处长。在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攻关中，我协助二机部（核工业部）九院（中物院）承办了大量的科研生产协作中需要军内外解决的事项，如调研图16飞机（中型轰炸机）、考察投弹场地、调拨急需的真空电炉（熔炼铀235之用）、下达高能炸药研制任务、航弹壳体加工任务等等，并参加了首次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首次氢弹空爆试验、首次中子弹原理试验等20多次核试验的准备与实施工作，以及首次在潜艇上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和几种战略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定型试验等多项大型试验。在担任二局一处处长期间，我会同副处长和处里的其它同志，与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5次核试验的相关准备工作。还抓了完善第一代核弹头、预研第二代核弹头、抗加固、“七五”期间核武器研制规划、九院布局调整、神光（大型激光模拟核爆炸）装置等核项目。1988年，我作为大集体中的一员参与的“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工作中，我有几次见到周总理、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留下很深的印象。讲出来给贵刊的读者体味一下，当时这可都是国家的顶级绝密啊！
1964年，我被派到一个临时组成的代号叫177的办公室工作了一个月。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的领导下，担负北京同远在罗布泊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联系，上传下达。上传即向中央有关首长及军内外部门传递有关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重要情况。下达即向20号办公室传达中央领导的批示和指示。当时，为了保密，在那一个月里，我一直住在177办公室，不能穿军衣，要着便装，并配备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便于送文件。我曾多次去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呈送绝密文件。 1964年10月15目中午12时刚过，我接到李旭阁（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20号办公室主任）的加密电话，内容是：
82、林、83、84、85：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根据血压情况，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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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2是周总理的代号，林是林彪，83、84、8s分别是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的代号、11是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第一次核试验现场总指挥），12是刘西尧（二机部副部长、核试验现场副总指挥）的代号。血压是气象的暗语、正点减四，十五丈是10月16日15时的暗语】
这个密电的意思是说经过核试验基地党委常委在1964年10月15日上午开会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具体时间）。
我记录了上述电话内容，并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由20号办公室的罗汉奎（国防科二局参谋）听我复诵并核对，确认无误。
我接完电话后，即向二机部长刘杰，办公厅主任张汉周汇报了20号办公室的电话，刘部长命我另抄一份不带密语的电话报告记录，然后派我和李鹰翔（刘部长秘书）同行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处呈送报告。
我俩来到西花厅总理的军事秘书王亚志的办公室，不大工夫，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就走了进来，我们立即起身向总理问好，总理笑着和我们握手，问了我俩的姓名。我回答说我叫宋炳寰，是国防科委的参谋。总理打量了一下我的便装后很和气地说：“噢，你是国防科委的呀！”然后总理开始很仔细地审阅报告。此时，我看见邓颖超同志主动退出了房间。
到12点30分，总理审阅完当即亲笔做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杨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
周恩来
10月15日12时半
我和李鹰翔接过总理批示，向总理辞行。然后乘上专车出中南海西北门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向林办主任叶群送交了张、刘的电话记录及周总理刚才的批示。这是我第二次看见叶群。
在这之前的10月14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叶群。那是根据罗总长的指示，要我把一份10月13日张爱萍、刘西尧从核试验基地发来的有关第一次核试验今后几天要抓的几项工作的报告的电报，应该马上送林总阅，并要写明“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亲收”。为此，我立即与叶群主任取得联系，她要我到军事博物馆主楼外的东楼找她。10点20分，我将电报当面交给叶群签收。她说：“今后总参机要局送这件事（有关核试验）的电报时要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交林总亲拆’”。她还说：“爆炸试验成功后，为了保密，你在电话上只说一句‘买卖做成了’我就知道了”。
以后我还有一次与林彪的面对面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1970年7月23日，当时的国防科委领导要在北京的南苑某大厂房举办一次尖端武器展示，让林彪看。核武器是我国的“撒手锏”自然不能少。根据上级的命令由我负责从青海22I基地押运一枚配套中程地对地导弹上用的核弹头来京展示。7月23日那一天上午林彪来视察参观。由于核弹头是“压轴戏”，所以放在展厅的最后。林彪在国防科委领导陪同下，走到我们的展台，由朱光亚负责向林彪讲解这枚核弹头的各个分解部件。我站在朱老的旁边，讲解是没我的“份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林彪，只见他个子不高，有些面黄肌瘦，精神也不太好。远没有当时每次开会时我们都要高呼“祝林副主席（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体健康！”时的那种神秘感。对于林彪我个人一直认为“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他跑了，摔死了，就全盘否定他。扯远了，还是谈我与周总理的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吧。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时，敬爱的周总理却心系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他指示刘杰部长立即注意核试验场外下风向地区的放射性尘埃对人民生命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月18日0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当时参与汇报的，有我和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放射防护问题的徐海超研究员、刘杰部长和他的秘书李鹰翔及杨成武副总长、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等人。我奉刘部长之命，向周总理汇报了核试验场外下风方向地区放射性尘埃测量的相关情况，总理听得非常仔细不时还提问。听完各方面的汇报总理还作了重要指示，散会时已是凌晨2点了。
还有一次。原计划在1969年国庆节前的9月26日，要进行一次大当量的核试验。但9月26日凌晨罗布泊核试验场的气象情况突然起了变化，这样的核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会吹到邻国，有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核试验基地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副主任罗舜初。罗舜初立即用保密电话，向正在天安门城楼检查国庆游行队伍预演的周总理作了汇报。由于罗在电话中没讲清楚，所以总理在清晨6时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之后，到西花厅叫上他的军事秘书张作文驱车直奔旃坛寺的国防科委办公楼。总理在5楼两侧国防科委二局的办公室听取了罗舜初和其它相关专业人员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暂停26日的核试验。但总理又说“推迟核试验这件事，我还要请示主席。”
7时许，周总理用39局的红电话机（保密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非常关心地询问了毛主席是什么时候休息的，现在已经睡了几个小时，我有个急事要请示主席。稍等片刻，毛主席接电话时，周总理说：“主席，我现在在国防科委同他们研究今天的气象情况。根据他们对气象发展情况的跟踪观察分析，如今天按计划进行试验，爆炸后的放射性烟云将沿国境线并偏向邻国一侧，向下风方向飘移。根据这个情况，我建议原定今目的核试验改日进行，请主席指示。”听过毛主席的指示后，周总理放下电话对王秉璋、罗舜初等我们在场的人说：“主席同意推迟试验。主席还说这样推迟一下很主动嘛！”接着，周总理要求国防科委密切注意气象的发展，择日再试。 走出大楼，周总理又对围在门口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使我国的国防科研生产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讲完之后，总理就上车离开了大院，看着总理的身影，我的心中感动极了。
1971年11月某日，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有关某次核试验的相关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总理对涉及到这次试验的每个问题，都仔细地问到了，一边问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会开得很晚了，然后总理请我们与会的二十几个人都到旁边的房间吃晚饭。饭菜极为简单，每桌中央有一个大盆里面盛着由白菜、粉条、豆腐、丸子和肉片在一起的大烩莱，还有几碟小咸菜，主食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总理也和我们在一起吃，看得出来，他吃得很快也很香。我们吃完了不用交钱，但需交粮票、每人二两。这些年我出席过几次宴会，也品尝过一些美味佳肴，但都比不上那次在和周总理一起吃过的二米饭和大烩菜，那样好吃……
在我国核武器研究创建发展的过程中，有众多的著名科学家，如朱光亚、程开甲、于敏、陈能宽等院士专家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与他们也有过多次交往，深为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尚人品所折服。这其中朱光亚院士给我留下的影响最深，朱老1970年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一直主抓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是我的老上级，也是我的好老师。朱光亚院士严细的工作作风、平和的待人之道、艰苦朴素的品德、模范地遵守规章及在各项活动中都能以身作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举两个小例子，有一次我们去凭吊17号工地（早期的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在河北省怀来县），场方留我们吃了顿便饭，当时还用粮票。朱光亚和同去的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伍绍祖同志坚持要交齐钱款和粮票，场方多次推辞，朱老坚持要交。朱老的台历用过了，他从来都不舍得扔掉，而是把背面当便笺纸用。朱老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发自肺腑地讲过：“奖章虽然是颁发给我，但那些默默无闻常年工作在核武器研制试验战线上的解放军、工人技术人员、科技人员才是真正的英雄。”
1985年我调国防科工委百科编审室任副主任。我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学识参与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航天技术分册》、《聂荣臻年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等多部书籍、文章的编撰，约有几十万字。
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工作成绩，完全得益于当年在哈军工受到的良好教育。今年9月1日是哈军工建校60周年，我对哈军工，对德高望重的院长陈赓大将，对各位为人师表的老师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1952年3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联名向军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周恩来、林彪副主席写报告，建议筹备成立军事工程学院，为我军培养军事装备设计和维修人才，经朱、周、林审阅后，毛泽东于3月26日批示同意。后来他还规定哈军工每年要毕业学员800人。
1952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将军奉召回国，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去世后，刘居英少将接任院长。老一代的哈军工人，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和国防武器研制，做出巨大的贡献。哈军工在培养新一代国防科研人才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哈军工于1966年解散。其中各个系分别组成了装甲兵工程学院、炮兵工程院、防化兵工程学院等专业院校，几十年来为我军培养了各军兵种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其中由哈军工主校组成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更是我军国防科技的最高学府。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哈军工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它的精神和业绩将永远与伟大的人民军队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