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盛唐时代，经济欣欣向荣，文化清新灿烂，国威震撼四方。首都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繁华交流中心。
　　一、外国使臣往来络绎不绝
　　长安，这个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都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传颂着长安的盛况。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吸引着各国精英汇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亚洲、非洲、欧洲诸国，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
　　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年间与唐通使，“献活褥她（同蛇）”，能人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菻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长安，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一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佘志来长安，唐太宗封佘志为骑都尉。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有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民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留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
　　二、长安的外国留学生
　　各国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返回。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也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除日本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像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就有一百零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三、宗教和乐舞传播
　　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怯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 　　长安城内还汇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人中国，唐代广泛传播。但唐代传人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人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而著名。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可想而知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自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自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巨大。
　　四、商贾云集传播着文化
　　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西域官商唐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和物产带来了长安。就经济而言，新罗的人参、牛黄、海豹皮、镂鹰铃、总布，日本的玛瑙、琥珀、珍珠绢，印度的宝石、珍珠、棉布、胡椒，印尼的象牙、瑁、生犀，阿富汗的名马、玻璃、金精，伊朗的菠菜籽、波斯枣，罗马的红玻璃和东非的特产大量输入。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工艺方面：唐代吸收了西域的琉璃制造术，使陶瓷的制作更精湛，研究制作成“唐三彩”。至于唐代的丝织品，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往往编有佛经故事的画像，或织上波斯的花纹图案。
　　艺术方面：唐代的绘画和雕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可见一斑。此外，唐代流行跳胡腾舞、胡旋舞，弹琵琶、奏高昌乐曲、天竺乐曲，足以反映西域文化对唐代艺术的影响。
　　宗教方面：唐代中国僧人玄奘、义净等，前往天竺游学取经，使佛教在中国更为流行。此外，西域各国的宗教，如景教、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于此时传人中国。
　　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唐代小说传奇、变文等在内容上更形丰富；韵文方面也因音乐的盛行及佛经中梵文的翻译而对切韵法有所改良，影响到近体诗对格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