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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教育作为居住的重要配套，其配置情况与居住空间分异紧密相关。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可以增加所在居住区的价值，进而加剧居住空间的分异。另一方面，居住分异也使优质教育资源牢牢掌握在中上阶层，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新兴的富裕居住区会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教育资源的分化。
关键词：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居住空间分异；天津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279-04
公共设施的差异与居住分异密切相关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共识，但很少有学者从具体的公共设施要素入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正是从微观要素出发，以天津市为例，揭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居住空间分异的辩证关系。
一、基础教育与居住紧密相关
基础教育实际上就是奠基性教育，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专业学问而进行的基础必备知识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旨在培养国民素质的最低限度的基础教育。它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1]在正规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基础教育是进行一般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它是相对于专门性教育而言的。”[2]基础教育对未成年人传授基本的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打下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使其做好初步生活准备。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民族文化水平极为重要，因此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将基础教育定为普及教育的目标。基础教育（也即是中小学教育）的对象是6～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孩子身心都处于成长期，还未发展成熟。基础教育的学生不能脱离家长的监护，因此基础教育的学校必须依据“就近入学”的原则，服务于一定范围的居民。中国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其后，全国中小学都开始执行就近入学的政策，由于当时房屋不能随意买卖，孩子进入重点学校的途径大多是挂靠户口、托关系和交择校费，人们对于学区内房屋的需求还不是很明显。20世纪末，随着住房的市场化，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住房。人们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感，近几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教育公平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消除中小学的校择现象，很多城市实行了严格的入学资格审查措施。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于2010年颁布的《2010年天津市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小学生入学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适龄儿童户籍的户主必须是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小学招生按照区县教育局划定的学区片，实行适龄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免试入学。二是适龄儿童依据户口本（包括蓝印户口）、房屋居住的有效证件、儿童预防接种证，在所属的学区片报名入学。三是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由所属区县教育局根据招生实际情况统一调配到户口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入学。”[3]
这样，（基础）教育就与居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成为居住区重要的公共设施配套，居民受教育机会因此受到限制。
二、优质教育配套加剧居住空间分异
“分异”（differentiation）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同一体中个体由于社会经济属性的不断扩大而产生了社会距离。居住空间的分异就是指居住空间中的不同部分由于居住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分化而产生的差异。
住房对于使用者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具有多种形式的使用价值，因为“居住是个人保障、自主、舒适、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接近其他馈乏的城市空间资源，如教育、医疗和休闲设施的决定性主导因子”[4]。教育作为居住的重要配套设施，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着住宅的使用价值，也可以说，在住宅市场化的今天，教育配套是决定住宅使用价值的重要要素。因此，教育配套可以通过住房价格划分出住宅市场内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
在城市中，学校教育质量是存在着差别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建设，急需大批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实施重点校政策，对重点学校的人员配置、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倾斜”性规定。“重点校”政策在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促成了基础教育发展的失衡。虽然目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校际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
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学校周边房屋的使用价值，提升了房价，是促成城市住宅价格差异的重要方面。我们以天津市六区同一区域中学区房与非学区房价格做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别。
在城市中，同一区域的土地的价格应该持平，但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天津市学区房的价格要比同一区域非学区房住宅的价格高出至少10%，最大差额甚至超过20%。同时，同一区域的优质校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以和平区为例，实验小学、岳阳道小学综合实力最强，属一等优质校，而昆明路小学、中心小学、万全道小学、鞍山道小学则属二等优质校，这样，同一区域内学区房的价格又不一样。目前，属于实验小学学片的住房每平方米售价已超过四万，而中心小学的附近的住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一万五。
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基础设施是相互联系的，教育设施是形成居住差异的主要执行者。虽然学区房的总价在城市中不是最高的，其拥有者也不一定是上层群体，但是天津最便宜的学区房总价也在七八十万，而且在购买时，要求购房者一次性付清房款。这需要购房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购买学区房的都是中上阶层的家庭。同时，教育需求是城市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涉及了城市中最为广泛的人群。教育资源的等级将同属具有教育需求的人群进行划分，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相对富有的、有权力的以及有学识的人能进入教育配套最好的居住区，社会经济地位次之的入住教育配套次之的社区，下层和底层的有教育需求的人群只能居住教育配套最差的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 教育是居住的重要配套设施，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提升所在社区的使用价值，因此，城市中的中高档社区纷纷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中国城市社区围绕教育资源的竞争正在兴起，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借助于优质教育资源来提高其开发的房产的价值，在名校周边建设楼盘，或者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以此加剧居住档次的分化。目前天津居住区争夺教育资源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新的房产项目在名校学区范围内，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作为其“卖点”，如在中营小学学区内的富力城楼盘，靠近南开中学的伊顿玫瑰项目等。这些楼盘地理位置好，本身价格就不菲，同时又依托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了房价。另外一种是一些势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因其项目周边并无名校，于是与名校合作，由开发商出资金建造校舍，由名校提供师资，共同办学。例如梅江居住区的南开中学民办校——翔宇学校、东丽湖万科城的实验小学分校。这些居住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引入，居住档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居住区对于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需求，但也加剧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教育配套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分异的结果，富有或有实力的社区在资源竞争中具有优势，富人社区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了所在居住社区的使用价值，进而增加了住宅的交换价值，这样一来，低收入人群很难购买得起该社区的房屋，富人区通过提高价格限制了低收入人群向高档社区迁居，向更高端发展，再集聚有钱人；低收入社区则没有增加住宅价值的教育资源，维持原貌。
三、居住分异固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
学校服务于一定社区，招收辖区内的学生，学校的学生群体特征与所在居住空间社会群体的属性紧密相关。
城市人口分布密度与土地价值规律密切相关，在这种经济规律的制约下，随着土地使用的有偿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城市居住空间必然要分化与分离。在中国城市中，“由于中心商务区功能的强化，促进了中心地区向外扩张，使原先中心商务区周围居住环境条件较差的居住地区，也逐步通过旧城改造转化为中高收入阶层居住地带。”[6]较高的房价决定了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拥有这里的住宅，现阶段高收入人群正在向城市中心区聚集，中心区高收入阶层的数量大大高于其他阶层。天津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导致天津中心城区中小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层以上家庭的孩子。对于学生家庭情况的了解是本文调研的重要内容，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重要指标，同时由于重点中小学大部分位于中心城区，因此，选择重点小学进行调研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通过职业、文化程度、收入三项指标对天津市中心城区的重点小学学生家庭背景的进行调查分析，最后得出，在中心城区重点小校中，来自“上层和中上层”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高达61%，来自中层家庭的学生比例为30%，来自下层家庭学生的比例为9%。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专业人员等中上层家庭的学生比例显著。
由于郊区地价便宜，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多位于城区边缘。“住房价格分化以后，低收入阶层自然而然向住房价位低的地带流动。天津市住房价位低的地段多分布在第三环带离中心区较远的区域。”[7]这样，市郊的学校大多招收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例如，位于天津北辰区刘家房子地区的青光镇，外来务工人员多聚集于此，他们的子女被全部安置在杨嘴小学和周边的三所学校，其中杨嘴小学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全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学校中的学生都是随父母在天津市暂时居住的、6～15周岁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农民工子女上学流动性较大，每学期都有不少学生入学和退学，学校只能尽力为学生提供好的教育，但不能期望这些学生和市内的学生一样，进入更好的更高一级的学校读书。这种办学目标也使得招收农民工的学校不可能成为优质小学。
就近入学使学校招收辖区内的学生，不同的居住区的社会群体属性与所属学校中学生的家庭背景是一致的，表现出一定的均质性。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里的居住分化和社会隔离。学校的运行需要多方面要素，生源是重要的方面。布尔迪厄、帕斯荣、伯恩斯坦等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和方面来研究社会阶层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都得出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十分强烈地影响其孩子在学业方面的成就。中国学者刘精明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子代受教育的机会、学业成绩、教育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和权力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学业成绩。
在城市中，由于土地价格的分化，同一阶层的家庭逐集中于某一区域，这时，家庭对于学生学业的影响，就直接反映在居住区对于学校生源的制约，生源质量的高低又从一个方面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居住分化促使“与良好学校效能有关的所有特征更多地聚集在‘有利’阶层学生就读的学校”[8]。居住区域的划分和隔离促使教育资源形成等级模式，由于居住分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外在的社会性因素便限制教育资源自身的调整。
四、新兴的富裕居住区分散优质教育资源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工作和居住从传统的城市中心向郊区和城市边缘分散，教育作为公共设施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教育资源存在着差别，而富裕社区在城市资源的竞争和争夺中终将会获益，因此，随着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复杂和多样化，在富裕社区周边增加的教育设施都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可以说，富裕社区的增加使社会结构复杂化，也使优质教育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
随着天津城市化的进行，城市中心区外围逐渐发展起来，吸引了一批中上阶层的人到此定居，如位于天津梅江居住区。梅江居住区兴建于20世纪90年代，位于天津市的南部，地处河西区、津南区和西青区的交汇处。居住区中的分居民主要是公务员、高级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国企或外企工作人员、律师、记者、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在非市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个“富人区”，随着社区的日益成熟，为了满足居民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梅江居住区于1994年引入南开中学的教育资源，成立南开翔宇学校。 家庭争夺教育资源的途径是迁居，而一定的富有和权力的邻里则通过将优质教育引入社区实现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这也是城市中日益兴起的“教育地产”，即开发商与名校合作，由发展商出资兴建校舍，名校派出老师，学校还由当地教育部门管理，这是一种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协作的崭新体制。现在很多居住层次较高的社区内引进的优质中小学，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居住区的居民子女入学，一般会有两方面的优先权：一是收费优惠，二是优先入学或降低录取分数线。居住区内的居民成为受益者，占有优质教育资源，为下一代赢得了成功的先机。
在城市的扩张中，区域的大规模发展会形成城市的“副中心”，这些新兴城市副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比较高。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新区内没有优质的学校，为了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新区会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以及政府力量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如1988年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建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是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随着区域内居住人口的增多，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关键时期，教育的需求日趋强烈，2010年滨海新区引入基础教育名校资源，让新区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教育，南开中学、天津一中、天津市实验小学等一系列名校的分校陆续进驻新区。随着城市居住区的增多以及区域的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化，这也是城市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五、结语
公共设施情况一直是人们选择住宅的重要指标。教育作为一种居住设施配套，其配置的不均衡可以加剧居住空间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居住分化的情况。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结果会导致居住隔离和极化现象，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缓解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情况，均衡公共设施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另一方面，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只是教育发展本身的问题。学校所在区位的社会群体属性、政治力量，以及利益集团，深刻地制约着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因此，美国社会学者科尔曼指出，“由于存在着差别性校外影响，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都不可能实现。”[9]城市教育公平的接近性实现，依赖于社会阶层分化的缓和、城市居住社区发展的差距的缩小等外部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2.
[2]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419.
[3] 津教委[2010]48号文件.2010年天津市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Z].2010-04-20.
[4] 吴启焰.现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论研究[J].人文地理，2002，（3）：26-30.
[5] 天津市内六区部分学区房价格一览[N].城市快报，2010-03-05（9）.
[6] 李植斌.中国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J].人文地理，1997，（3）：13-19.
[7] 何邕健，李楠，董晓玉.1990年以来天津市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J].城市问题，2006，（6）：32-37.
[8] 玛丽·杜里·柏拉.学校社会学[M].汪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
[9] 詹姆斯·科尔曼.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G]//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9：7.
关键词：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居住空间分异；天津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279-04
公共设施的差异与居住分异密切相关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共识，但很少有学者从具体的公共设施要素入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正是从微观要素出发，以天津市为例，揭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居住空间分异的辩证关系。
一、基础教育与居住紧密相关
基础教育实际上就是奠基性教育，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专业学问而进行的基础必备知识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旨在培养国民素质的最低限度的基础教育。它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1]在正规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基础教育是进行一般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它是相对于专门性教育而言的。”[2]基础教育对未成年人传授基本的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打下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使其做好初步生活准备。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民族文化水平极为重要，因此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将基础教育定为普及教育的目标。基础教育（也即是中小学教育）的对象是6～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孩子身心都处于成长期，还未发展成熟。基础教育的学生不能脱离家长的监护，因此基础教育的学校必须依据“就近入学”的原则，服务于一定范围的居民。中国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其后，全国中小学都开始执行就近入学的政策，由于当时房屋不能随意买卖，孩子进入重点学校的途径大多是挂靠户口、托关系和交择校费，人们对于学区内房屋的需求还不是很明显。20世纪末，随着住房的市场化，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住房。人们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感，近几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教育公平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消除中小学的校择现象，很多城市实行了严格的入学资格审查措施。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于2010年颁布的《2010年天津市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小学生入学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适龄儿童户籍的户主必须是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小学招生按照区县教育局划定的学区片，实行适龄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免试入学。二是适龄儿童依据户口本（包括蓝印户口）、房屋居住的有效证件、儿童预防接种证，在所属的学区片报名入学。三是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由所属区县教育局根据招生实际情况统一调配到户口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入学。”[3]
这样，（基础）教育就与居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成为居住区重要的公共设施配套，居民受教育机会因此受到限制。
二、优质教育配套加剧居住空间分异
“分异”（differentiation）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同一体中个体由于社会经济属性的不断扩大而产生了社会距离。居住空间的分异就是指居住空间中的不同部分由于居住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分化而产生的差异。
住房对于使用者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具有多种形式的使用价值，因为“居住是个人保障、自主、舒适、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接近其他馈乏的城市空间资源，如教育、医疗和休闲设施的决定性主导因子”[4]。教育作为居住的重要配套设施，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着住宅的使用价值，也可以说，在住宅市场化的今天，教育配套是决定住宅使用价值的重要要素。因此，教育配套可以通过住房价格划分出住宅市场内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
在城市中，学校教育质量是存在着差别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建设，急需大批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实施重点校政策，对重点学校的人员配置、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倾斜”性规定。“重点校”政策在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促成了基础教育发展的失衡。虽然目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校际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
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学校周边房屋的使用价值，提升了房价，是促成城市住宅价格差异的重要方面。我们以天津市六区同一区域中学区房与非学区房价格做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别。
在城市中，同一区域的土地的价格应该持平，但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天津市学区房的价格要比同一区域非学区房住宅的价格高出至少10%，最大差额甚至超过20%。同时，同一区域的优质校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以和平区为例，实验小学、岳阳道小学综合实力最强，属一等优质校，而昆明路小学、中心小学、万全道小学、鞍山道小学则属二等优质校，这样，同一区域内学区房的价格又不一样。目前，属于实验小学学片的住房每平方米售价已超过四万，而中心小学的附近的住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一万五。
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基础设施是相互联系的，教育设施是形成居住差异的主要执行者。虽然学区房的总价在城市中不是最高的，其拥有者也不一定是上层群体，但是天津最便宜的学区房总价也在七八十万，而且在购买时，要求购房者一次性付清房款。这需要购房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购买学区房的都是中上阶层的家庭。同时，教育需求是城市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涉及了城市中最为广泛的人群。教育资源的等级将同属具有教育需求的人群进行划分，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相对富有的、有权力的以及有学识的人能进入教育配套最好的居住区，社会经济地位次之的入住教育配套次之的社区，下层和底层的有教育需求的人群只能居住教育配套最差的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 教育是居住的重要配套设施，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提升所在社区的使用价值，因此，城市中的中高档社区纷纷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中国城市社区围绕教育资源的竞争正在兴起，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借助于优质教育资源来提高其开发的房产的价值，在名校周边建设楼盘，或者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以此加剧居住档次的分化。目前天津居住区争夺教育资源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新的房产项目在名校学区范围内，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作为其“卖点”，如在中营小学学区内的富力城楼盘，靠近南开中学的伊顿玫瑰项目等。这些楼盘地理位置好，本身价格就不菲，同时又依托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了房价。另外一种是一些势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因其项目周边并无名校，于是与名校合作，由开发商出资金建造校舍，由名校提供师资，共同办学。例如梅江居住区的南开中学民办校——翔宇学校、东丽湖万科城的实验小学分校。这些居住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引入，居住档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居住区对于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需求，但也加剧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教育配套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分异的结果，富有或有实力的社区在资源竞争中具有优势，富人社区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了所在居住社区的使用价值，进而增加了住宅的交换价值，这样一来，低收入人群很难购买得起该社区的房屋，富人区通过提高价格限制了低收入人群向高档社区迁居，向更高端发展，再集聚有钱人；低收入社区则没有增加住宅价值的教育资源，维持原貌。
三、居住分异固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
学校服务于一定社区，招收辖区内的学生，学校的学生群体特征与所在居住空间社会群体的属性紧密相关。
城市人口分布密度与土地价值规律密切相关，在这种经济规律的制约下，随着土地使用的有偿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城市居住空间必然要分化与分离。在中国城市中，“由于中心商务区功能的强化，促进了中心地区向外扩张，使原先中心商务区周围居住环境条件较差的居住地区，也逐步通过旧城改造转化为中高收入阶层居住地带。”[6]较高的房价决定了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拥有这里的住宅，现阶段高收入人群正在向城市中心区聚集，中心区高收入阶层的数量大大高于其他阶层。天津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导致天津中心城区中小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层以上家庭的孩子。对于学生家庭情况的了解是本文调研的重要内容，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重要指标，同时由于重点中小学大部分位于中心城区，因此，选择重点小学进行调研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通过职业、文化程度、收入三项指标对天津市中心城区的重点小学学生家庭背景的进行调查分析，最后得出，在中心城区重点小校中，来自“上层和中上层”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高达61%，来自中层家庭的学生比例为30%，来自下层家庭学生的比例为9%。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专业人员等中上层家庭的学生比例显著。
由于郊区地价便宜，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多位于城区边缘。“住房价格分化以后，低收入阶层自然而然向住房价位低的地带流动。天津市住房价位低的地段多分布在第三环带离中心区较远的区域。”[7]这样，市郊的学校大多招收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例如，位于天津北辰区刘家房子地区的青光镇，外来务工人员多聚集于此，他们的子女被全部安置在杨嘴小学和周边的三所学校，其中杨嘴小学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全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学校中的学生都是随父母在天津市暂时居住的、6～15周岁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农民工子女上学流动性较大，每学期都有不少学生入学和退学，学校只能尽力为学生提供好的教育，但不能期望这些学生和市内的学生一样，进入更好的更高一级的学校读书。这种办学目标也使得招收农民工的学校不可能成为优质小学。
就近入学使学校招收辖区内的学生，不同的居住区的社会群体属性与所属学校中学生的家庭背景是一致的，表现出一定的均质性。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里的居住分化和社会隔离。学校的运行需要多方面要素，生源是重要的方面。布尔迪厄、帕斯荣、伯恩斯坦等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和方面来研究社会阶层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都得出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十分强烈地影响其孩子在学业方面的成就。中国学者刘精明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子代受教育的机会、学业成绩、教育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和权力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学业成绩。
在城市中，由于土地价格的分化，同一阶层的家庭逐集中于某一区域，这时，家庭对于学生学业的影响，就直接反映在居住区对于学校生源的制约，生源质量的高低又从一个方面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居住分化促使“与良好学校效能有关的所有特征更多地聚集在‘有利’阶层学生就读的学校”[8]。居住区域的划分和隔离促使教育资源形成等级模式，由于居住分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外在的社会性因素便限制教育资源自身的调整。
四、新兴的富裕居住区分散优质教育资源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工作和居住从传统的城市中心向郊区和城市边缘分散，教育作为公共设施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教育资源存在着差别，而富裕社区在城市资源的竞争和争夺中终将会获益，因此，随着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复杂和多样化，在富裕社区周边增加的教育设施都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可以说，富裕社区的增加使社会结构复杂化，也使优质教育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
随着天津城市化的进行，城市中心区外围逐渐发展起来，吸引了一批中上阶层的人到此定居，如位于天津梅江居住区。梅江居住区兴建于20世纪90年代，位于天津市的南部，地处河西区、津南区和西青区的交汇处。居住区中的分居民主要是公务员、高级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国企或外企工作人员、律师、记者、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在非市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个“富人区”，随着社区的日益成熟，为了满足居民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梅江居住区于1994年引入南开中学的教育资源，成立南开翔宇学校。 家庭争夺教育资源的途径是迁居，而一定的富有和权力的邻里则通过将优质教育引入社区实现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这也是城市中日益兴起的“教育地产”，即开发商与名校合作，由发展商出资兴建校舍，名校派出老师，学校还由当地教育部门管理，这是一种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协作的崭新体制。现在很多居住层次较高的社区内引进的优质中小学，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居住区的居民子女入学，一般会有两方面的优先权：一是收费优惠，二是优先入学或降低录取分数线。居住区内的居民成为受益者，占有优质教育资源，为下一代赢得了成功的先机。
在城市的扩张中，区域的大规模发展会形成城市的“副中心”，这些新兴城市副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比较高。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新区内没有优质的学校，为了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新区会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以及政府力量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如1988年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建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是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随着区域内居住人口的增多，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关键时期，教育的需求日趋强烈，2010年滨海新区引入基础教育名校资源，让新区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教育，南开中学、天津一中、天津市实验小学等一系列名校的分校陆续进驻新区。随着城市居住区的增多以及区域的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化，这也是城市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五、结语
公共设施情况一直是人们选择住宅的重要指标。教育作为一种居住设施配套，其配置的不均衡可以加剧居住空间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居住分化的情况。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结果会导致居住隔离和极化现象，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缓解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情况，均衡公共设施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另一方面，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只是教育发展本身的问题。学校所在区位的社会群体属性、政治力量，以及利益集团，深刻地制约着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因此，美国社会学者科尔曼指出，“由于存在着差别性校外影响，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都不可能实现。”[9]城市教育公平的接近性实现，依赖于社会阶层分化的缓和、城市居住社区发展的差距的缩小等外部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2.
[2]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419.
[3] 津教委[2010]48号文件.2010年天津市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Z].2010-04-20.
[4] 吴启焰.现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论研究[J].人文地理，2002，（3）：26-30.
[5] 天津市内六区部分学区房价格一览[N].城市快报，2010-03-05（9）.
[6] 李植斌.中国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J].人文地理，1997，（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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