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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写作”是近几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从2002年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至今，在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由微至显的过程：2002年，“底层写作”零星出现，如刘庆邦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等。2004年，“底层叙事”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大量涌现，至曹征路的《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发表，底层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同年，在人文界颇负盛名的《天涯》刊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辑，此后并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上海文学》与之遥相呼应。2005年，“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底层”和底层关怀变成一个主流的叙述，并以积极的民生意识显示了它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底层写作”成为文学界的主题。但随着“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潮流、随着相关文学作品的增多，其主流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凸显，由此带来了人们对这一文学现象更深层的讨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对底层文学主题意义的探讨，对这一写作现象的审视由最初几乎一致的提倡转向了赞赏与质疑并存。面对众多今昔相悖的论断，我们有必要从这一文学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重新审视其文学意义与发展方向。
“底层写作”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
“底层写作”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响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引起了关于民生问题的广泛思考。1996年，《读书》刊发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动。此后，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出版)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为“底层写作”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2003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明确表现出救济贫困阶层的努力。跟着这种形势，文学创作合流了“底层关怀”主张，以“三农”、“民生”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并引起关注，很多权威性的文学杂志都有意识地开始刊登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其间一些著名小说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意识，其民间关怀的书写策略迅速得到认同与响应，由“底层写作”而生的“底层文学”的渐成潮流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其次，除了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作品中的直接投射，“底层写作”现象的出现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学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慢慢地远离了大众的视野，占据主流地位的“纯文学”创作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而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这一潮流下的文学作品中，“底层”或者完全缺失，或者是模糊的概念，或者完全沦为承担某种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文学作品中被一厢情愿的作家符号化了的百姓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难以隐藏的，人们对“纯文学”文学意义的反思由此产生。2001年，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发表《漫说“纯文学”》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的追求志向进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扬现实批判意识。“反思纯文学”由此不断深入，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要重新回到表现并挖掘现实的起点上，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真正体恤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贴近时代情境下的民生疾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底层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承担这种功能的“应运而生”。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底层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出现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底层写作”的文学成就及意义
当前，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最重要的群落，关于它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方面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征用。
回顾一下这一文学叙事形式迅速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写作”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2004年，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行走在土里的鱼》，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等。此外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专门对当前社会中“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进行全面的揭示与思考。这些创作使人们关注到了以往视而不见的社会群体，同时也以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思想探索上看，底层文学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以面向社会、面向当下的审视态度进行创作。如小说《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①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还提出了“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书写了一曲时代悲歌。
从艺术性的追求上看，底层写作立足于中国当下现实，摒弃“纯文学”无病呻吟的流弊，同时远离“商业化文学”的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在叙事模式、表现方法的扩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这里仅以罗伟章的小说《变脸》为例，它书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作品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但作家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
当前“底层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特征的底层写作虽然以对社会底层群体进行真实解读为根本出发点，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主流化进程中也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思想资源的匮乏、“精英意识”的限制、受众对象的局限等，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性写作”之时，因不同叙述主体对这种创作内涵的“异化”，“底层写作”有时被衍变成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确的“功利叙述”，这种异化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令人对整个底层写作的正当性产生怀疑”。②近时期，“底层”一词带给人们的多是悲凉与困扰，附庸苦难成为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表现，苦难和正义甚至画上了等号——文本内的主人公因为苦难而不被追究行为的合理性，有些作品甚至只停留在叙述或者宣泄的层面上。这种仅止于苦难的创作必然带来大量的模式化的叙述方式，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捉襟见肘。还有一些人利用“底层”这个热点，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卖点。这一切无疑会使底层写作偏离底层关怀的积极取向，使底层文学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底层写作”前进的方向
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的崛起，极大地扭转了“先锋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情况，然而当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令很多人对“底层文学”提出了质疑，有的说它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有的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包括赞同者，都认为底层只是“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级的，等等。应该说其中一些问题在“底层文学”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进行全盘否定。这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我们可借此对底层写作进行一次清醒的审视，找到其前进的艺术方向。
首先，从创作思想上看，不能将“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底层写作”是有意义的，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文学不能缺乏良知，文学也不能缺乏思想。这是底层写作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所以，如果在写作中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以其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认为只要写了底层就是具备了“底层关怀”，在粗糙的叙述中失去对“人性之谜”的挖掘和深思，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
其次，从艺术追求上看，不能认为底层文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应该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应该更新锐，更有想象力，成为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③虽然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有不同的路向，但“底层写作”不能完全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因为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对文学作品的肯定，人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进行的。“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因而，“底层写作”在进行公正、平等和正义的思想追求时，绝不能降低在美学上的追求。
再次，从“文学如何底层”的层面上看，“底层写作”要克服思想上的狭隘意识，使自己的思考为“底层”接受。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已在对底层写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向度中进行了解答。就目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创作者与受众对象局限性的状况来看，“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描写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服务对象，这个层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前文提到的“受众对象受限”的问题：当前很多底层文学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海外)市场，并没有真正通向底层，为底层所阅读、欣赏、认同。因而，进行“底层写作”的创作者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将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底层文学”能够真正为底层民众认可、接受，能对自身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自身。如此才能发挥“底层文学”应有的社会意义，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本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XSK060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李云雷：《评曹征路<那儿>中篇》，《北大评刊》，2004年。
②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网站，2006年2月6日。
③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0)。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底层写作”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
“底层写作”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响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引起了关于民生问题的广泛思考。1996年，《读书》刊发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动。此后，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出版)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为“底层写作”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2003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明确表现出救济贫困阶层的努力。跟着这种形势，文学创作合流了“底层关怀”主张，以“三农”、“民生”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并引起关注，很多权威性的文学杂志都有意识地开始刊登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其间一些著名小说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意识，其民间关怀的书写策略迅速得到认同与响应，由“底层写作”而生的“底层文学”的渐成潮流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其次，除了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作品中的直接投射，“底层写作”现象的出现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学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慢慢地远离了大众的视野，占据主流地位的“纯文学”创作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而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这一潮流下的文学作品中，“底层”或者完全缺失，或者是模糊的概念，或者完全沦为承担某种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文学作品中被一厢情愿的作家符号化了的百姓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难以隐藏的，人们对“纯文学”文学意义的反思由此产生。2001年，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发表《漫说“纯文学”》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的追求志向进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扬现实批判意识。“反思纯文学”由此不断深入，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要重新回到表现并挖掘现实的起点上，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真正体恤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贴近时代情境下的民生疾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底层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承担这种功能的“应运而生”。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底层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出现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底层写作”的文学成就及意义
当前，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最重要的群落，关于它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方面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征用。
回顾一下这一文学叙事形式迅速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写作”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2004年，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行走在土里的鱼》，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等。此外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专门对当前社会中“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进行全面的揭示与思考。这些创作使人们关注到了以往视而不见的社会群体，同时也以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思想探索上看，底层文学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以面向社会、面向当下的审视态度进行创作。如小说《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①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还提出了“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书写了一曲时代悲歌。
从艺术性的追求上看，底层写作立足于中国当下现实，摒弃“纯文学”无病呻吟的流弊，同时远离“商业化文学”的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在叙事模式、表现方法的扩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这里仅以罗伟章的小说《变脸》为例，它书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作品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但作家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
当前“底层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特征的底层写作虽然以对社会底层群体进行真实解读为根本出发点，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主流化进程中也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思想资源的匮乏、“精英意识”的限制、受众对象的局限等，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性写作”之时，因不同叙述主体对这种创作内涵的“异化”，“底层写作”有时被衍变成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确的“功利叙述”，这种异化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令人对整个底层写作的正当性产生怀疑”。②近时期，“底层”一词带给人们的多是悲凉与困扰，附庸苦难成为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表现，苦难和正义甚至画上了等号——文本内的主人公因为苦难而不被追究行为的合理性，有些作品甚至只停留在叙述或者宣泄的层面上。这种仅止于苦难的创作必然带来大量的模式化的叙述方式，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捉襟见肘。还有一些人利用“底层”这个热点，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卖点。这一切无疑会使底层写作偏离底层关怀的积极取向，使底层文学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底层写作”前进的方向
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的崛起，极大地扭转了“先锋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情况，然而当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令很多人对“底层文学”提出了质疑，有的说它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有的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包括赞同者，都认为底层只是“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级的，等等。应该说其中一些问题在“底层文学”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进行全盘否定。这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我们可借此对底层写作进行一次清醒的审视，找到其前进的艺术方向。
首先，从创作思想上看，不能将“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底层写作”是有意义的，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文学不能缺乏良知，文学也不能缺乏思想。这是底层写作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所以，如果在写作中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以其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认为只要写了底层就是具备了“底层关怀”，在粗糙的叙述中失去对“人性之谜”的挖掘和深思，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
其次，从艺术追求上看，不能认为底层文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应该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应该更新锐，更有想象力，成为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③虽然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有不同的路向，但“底层写作”不能完全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因为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对文学作品的肯定，人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进行的。“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因而，“底层写作”在进行公正、平等和正义的思想追求时，绝不能降低在美学上的追求。
再次，从“文学如何底层”的层面上看，“底层写作”要克服思想上的狭隘意识，使自己的思考为“底层”接受。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已在对底层写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向度中进行了解答。就目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创作者与受众对象局限性的状况来看，“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描写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服务对象，这个层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前文提到的“受众对象受限”的问题：当前很多底层文学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海外)市场，并没有真正通向底层，为底层所阅读、欣赏、认同。因而，进行“底层写作”的创作者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将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底层文学”能够真正为底层民众认可、接受，能对自身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自身。如此才能发挥“底层文学”应有的社会意义，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本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XSK060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李云雷：《评曹征路<那儿>中篇》，《北大评刊》，2004年。
②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网站，2006年2月6日。
③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0)。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