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是头放任的大象；我们的“智”，是具备掌控能力的骑象人，它们往往意见相左、各行其足，于是我们离快乐越来越远。这两个分裂的部分，造成人们常陷于理智与非理智的思想争战中。《象与骑象人》的作者提出了人类如何可以寻找到快乐与生命的意义，帮助自己在人际关系、心理层面与道德层次成长。
　　
　　人类需要用比喻来思考。我们对新事物或复杂事物的理解，是借助于已知的事物与前者间的关联。譬如，一般来说，我们很难用空泛的角度思考人生，但如果用“人生有如一段旅程”这样的比喻，我们就能得出一些结论：走这段旅程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地形，选好方向，找几位好旅伴，如此才能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因为走到旅途的尽头，可能什么都没有。同样，我们也很难思考何谓“心理”，但是一旦我们找到适当的比喻，顿时就会豁然开朗。翻开历史，人类一直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也一直想操控动物，于是，古代人便拿动物做出种种比喻。例如，佛陀便将人的“心理”比喻为野生大象。
　　 柏拉图认为，人类的某些情绪及热情是好的（比如荣誉感），因为它们可以将自我导向正途；有些情绪却是有害的（比如欲望及贪念）。2300年以后，弗洛伊德提出相关的模型。他指出，人格分成三个部分：自我（ego，即有意识、理性的自我）、超我（superego，道德良心，有时会过于拘泥于社会规范）以及本我（id，即享乐的欲望，各种欲望，总想及时行乐）。每每我讲课说到弗洛伊德时，我会以马和马车来比喻人的心理，马车夫（自我）为了驾驭饥饿、贪婪又不听话的马儿（本我），总得经过一场激烈奋战；同时，马车夫那坐在后座的父亲（超我）却还一路对他说教。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化自我，让自我能更好地控制本我，并摆脱超我的束缚。
　　 在弗洛伊德、柏拉图和释迦牟尼的时代，生活中有许多驯化后的动物。人类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有办法将个人意志施加在这些身形庞大的动物身上，个中艰苦，他们知之甚详。然而进入20世纪后，汽车逐渐取代马，而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对外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控制力。所以现代人在寻找比喻时，开始把心理比喻为汽车驾驶，或是驱动电脑的程序。而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潜意识，早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于是现代人只研究思考及决策机制。近3／4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就是朝这样的方向在迈进：社会心理学家们创造出“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用来解释所有从偏见到友谊等种种人类生活形态。经济学家则创造出“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s），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所有社会科学口径一致地主张：人类是理性的个体，会利用手边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及资源，恰当地设定目的达成目标。
　　 但是，为什么人类还是会控制不了自己，老是做出自知会对自己不利的事呢?就以我自己为例，面对菜单上出现的甜点我绝不动心，但看到放在桌上的甜点我却无法抗拒。我可以体会为何柏拉图会把不乖的马形容成“聋得像根柱子似的”。面对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决定，我真的开始对有些事感到无力。我明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甚至也告诉朋友我会这么做，但我自己却隐约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罪恶感、贪欲或恐惧通常会战胜理智。（相反地，类似情况发生在朋友身上时，我就会讲出一番大道理，告诉他们怎么做才对。）
　　 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及信息加工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意志的软弱。古代人驾驭动物的比喻则十分有用。当我在思考自己为何老是那么软弱时，我所联想到的自我形象就是我是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人。我手里握着缰绳，只要动动缰绳，我就可以指挥大象转弯、停止或往前走。但是只有在大象没有它自己的欲望时，我才指挥得了大象。一旦大象真的想做什么，我根本斗不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