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三员没编，教室一间破烂，经费三千靠捐……”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基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真实写照。30年过去，已有了长足发展的农民教育培训事业，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新阶段和关键时期，如何走出符合国情特点之路？《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从立法高度，为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指引了方向。
　　用条例解决组织保障难题。在拥有13亿人口，且过半数仍居住在乡村的中国，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富民强国的关键，这也决定了农民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性。据统计，在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还有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这是与现代农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基本国情。建设新农村，一方面需要提高数亿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数以百万计的种植大户、养殖专业户；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预计未来30年农村人口将下降至4亿，大量农民将转移到城市居住和就业，他们更需要有适应城市生活的观念和技能。农民教育培训的核心就是如何为“留下来”和“走出去”的农民服好务。这并不是一些热心农民教育的人、几个热衷农民工培训的企业或团体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各部门各自为政的“齐抓共管”能长期解决的，而需要一个坚强的组织保障——农民教育培训应是以法律为依据的政府行为，通过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形成长期广泛的社会参与、资源共享来实施。《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审查规划，统筹安排资金，指导协调、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立法保障，各级政府须依法行政，农民教育培训组织保障的难题将在条例落实中逐步得以解决。
　　用条例解决体系建设难题。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农民有的居住在大山深处，有的游移于江河湖海。这也形成了农民教育培训具有薄弱性、艰巨性、多样性的特点。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和流动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实践性与季节性，使其难以采取传统的校园办学模式，在有些地方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便成了可有可无的设置，体系建设难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专门进行了阐述，要求建立健全布局合理、资源共享、协调发展的农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让农民能就近就地参加学习培训。条例为解决体系建设难题奠定基础。
　　用条例解决资金落实难题。农民教育培训是公益性事业，资金投入是长期开展教育培训的保障，也是长期困扰的难题，《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对此明确：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加。这就清楚地表明，农民教育培训具政府行为特性，政府是投入主体。有法可依，就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落实了资金投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将由“救急水”变成“长流水”，形成长效机制。
　　在探索符合国情的农民教育培训道路上，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规范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建设师资队伍，提升教师理论教学水平和实践指导能力；如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使培训更具实效而不流于形式……《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为各地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让我们握紧法律之利剑，指向工作症结，农民教育培训中的难题终将在实践中被一一破解。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