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陷入了“政冷经冷”的局面。4月2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对新冠肺炎疫情源头开展独立调查，澳政府还抛出要针对疫情开展“独立国际审议”，但澳方所谓“审议”在国际上应者廖廖。此后数月，澳大利亚接连在香港、台湾、南海等问题上攻击中国。澳方还公然对中国公民、机构、企业大搞选择性、歧视性执法。澳议会12月8日通过《外交关系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可以阻止各州、地方议会、机构等与外国政府达成协议。媒体评论称，该法案实为限制中澳地方、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包括“一带一路”合作。澳方一系列行径致使中澳关系跌入低谷，给双方经贸合作也带来消极影响。中澳双边经贸关系日益趋紧。

贸易争端涉及的领域

　　2020年5月，因标签、检验检疫、健康证明等要求，中国开始禁止从澳大利亚四家牛肉加工企业进口牛肉;5月20日，商务部宣布根据双反调查，裁定对自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73.6%、反补贴税6.9%，征收期限为五年;11月，由于澳昆士兰州出口的12批原木被检测出存在有害生物，中国决定暂停从澳昆士兰州进口木材;11月28日、12月11日，商务部分别发布公号，认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倾销和补贴，国内相关葡萄酒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商务部宣布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就中国对澳出口的大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澳大利亚于2020年12月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时任商务部部长钟山2020年5月曾表示，中国裁定对自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是依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他还强调，中澳建交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这一起，而同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00起，其中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就发起了三起。
　　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动物产品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几种出口产品，2019年出口额分别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62.4%、6.6%和5.8%。煤是澳大利亚仅次于铁矿石的第二大出口商品。2019年，澳大利亚煤、煤砖、煤球等类似固体燃料出口额达447.9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额约为140亿美元。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业出口市场，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2019年，澳大利亚牛肉对华出口30亿吨，出口额达14.8亿美元，对华出口占其牛肉总出口额的24.4%;澳葡萄酒出口总额29.1亿澳元，其中对华出口12.8亿澳元，占其葡萄酒总出口额的43%;澳对华出口棉花9亿澳元，占其棉花总出口额的70%;澳对华出口大麦6亿澳元，占其大麦总出口额的54%;澳对华出口龙虾7.5亿澳元，约占其龙虾总出口额的60%;澳对华出口木材约为2.4亿澳元，占其木材总出口额的67%。
　　目前，中澳贸易争端涉及140亿美元煤炭贸易，约占2019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的13.5%;农产品涉及贸易金额累计约为43亿美元，约占2019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的4.2%。不过，澳大利亚各类产品对华出口极不均衡。2019年，仅铁矿砂及其精矿一项，就占澳对华出口总额的53.34%，达551.74亿美元。矿产品、特别是铁矿砂的出口表现基本决定了澳对华出口的整体表现，目前铁矿砂贸易未受阻，这有助于维持中澳双边贸易“基本面”的稳定。此外，澳大利亞40%的机电产品、62%的运输设备与90%的日用产品，都是自中国进口。从中国的出口看，机电产品如电话机、声音图像等数据用的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没有受到反制措施影响。因此，中澳经贸关系趋紧，但影响范围仍属可控。

对澳大利亚的冲击更甚

　　中澳经济高度互补，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2019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国、第五大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7亿美元，增长10.9%，澳对华贸易顺差488.3亿美元。中国是澳2019年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之一，仅次于英国。
　　中澳经贸关系趋紧是一把“双刃剑”，但对澳大利亚的负面冲击更甚。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约7700万吨，占总进口量的26%，而澳对华出口的煤炭数额占其总出口量的31.26%。201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占总进口额的35%，而澳对华出口的葡萄酒占其葡萄酒总出口额的43%。也就是说，在同类产品中，中国的进口份额低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份额，加之中国经济体量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进口依存度低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
　　同时，从服务贸易角度看，中澳关系跌入冰点将直接导致中国赴澳游客和留学生减少。澳大利亚每年旅游业直接收入达440亿澳元，其中140亿澳元来自中国游客;2019年中国内地在澳大利亚留学人数达26.1万人，占比27.3%，排名第一，澳每年从中国留学生学费中获得的直接收益超过120亿澳元。相关研究报告预测，如果出现中澳贸易额减少95%的极端情况，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6%。
　　如果中澳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是铁矿石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约62.1%来自澳大利亚。受制于全球铁矿石市场寡头垄断格局，中国的铁矿石进口缺乏定价权，可替代的进口来源不多，仅有巴西。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已经开始呈现，从2018年的82亿澳元下降到2019年的34亿澳元，降幅为58%。2020年3月和7月，澳大利亚两次修改外商投资法，将需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外商投资额度门槛降至零澳元，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敏感行业的监管规定，特别引入国家安全测试，扩大执法部门的权力，加大处罚力度。未来中国企业进入澳大利亚将面临更加严苛的审查措施。

改变当前局面的关键在澳方

　　展望2021年，一方面，中澳经贸关系很可能仍将处于低谷。澳方已经就中国对其大麦加征关税向WTO提起诉讼，下一步很可能就煤炭出口受阻同样诉诸于WTO，中澳贸易趋紧态势未见延缓。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短期内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中澳经贸关系仍具有向好的有利因素。第一，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融入亚洲是其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便提倡融入亚洲，1989年其时任总理霍克首次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15年，中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20年，中国、澳大利亚及其他13个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见，未来澳大利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更短”的区域价值链将超过全球价值链，亚洲地区价值链作用将更加凸显，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大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第二，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是中澳的共同诉求。2020年，澳大利亚经济近30年来首次陷入衰退，第二季度GDP同比减少7%。预计随着疫苗逐步推广、各国解除边境封锁、人员交流逐渐恢复，中澳双边经贸合作也可寻找到更广的领域，届时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也将促进政治互信。第三，美国总统换届为中澳缓和关系腾挪了空间。作为澳大利亚的战略盟友，美国始终是中澳关系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因素”。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存在一定的过渡期，中澳双边关系面临的外部干扰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无论如何，只有澳大利亚改变对华政策、切实改善两国关系，才能扭转中澳经贸关系趋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