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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多处提及“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归纳为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定位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并赋予其作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的历史重任。
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的浓墨重彩，以及本次大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将“一带一路”纳入其中，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决心和战略自信。与此同时，十九大再次重申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创更为稳定、友好的外部环境。报告还多次强调全面开放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这对于减少和降低“一带一路”海外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国内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指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报告在论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也重点提到了“一带一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是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在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一带一路”未来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对内对外双重功能的再次强调，即对内协调区域发展，对外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
2017年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统筹国内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之一。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不仅制定了“一带”与“一路”的国际路线图，而且以“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为专篇，对各省份主要对接的邻近国家与次区域进行布局，确定各省份在“一带一路”中具有的不同定位与担负的不同职能，意在引领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部的互动与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通过近年来对各省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的调研，笔者深切感受到，“一带一路”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发挥着统筹协调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在2014年下半年的调研中，笔者更多了解到的还是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如何根据本省份自身的经济与地理条件，谋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有利的定位。到2017年下半年，笔者在调研中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开始渗透到国内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企业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确定的重点合作领域中积极寻找商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角色则逐渐转化为政策咨询者和服务提供者，即通过开展聚集经贸信息、提供法律与金融保障、加强领事保护等方面的活动，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对于国内各种资源的统筹协调与优化配置作用得到不断释放。
关于对外推动全面开放，十九大报告提出“东西双向互济”，这就明确了“一带”和“一路”两个建设方向并重的基本方针。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经济欠发达，人口与市场规模有限，因此国内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及其所能产生战略效果的预期实际上是谨慎的。经过四年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相当进展。根据商务部2017年5月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发布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贸易总额约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相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未来，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所指出的，“仍应该坚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首先就是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延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此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是，2015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宣布，中新将正式启动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前两个为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这一次两国政府合作的重点不再是工业、生态，而是主打互联互通、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业，在中国西部搭建区域联网，促进经济活动、金融服务等。两国作此决定，就是看中了重庆的优越地理位置和辐射潜能。基于重庆几年来力推渝新欧等铁路班列开通及其产生的“铁空”“铁海”联运效应，一些新加坡政界、商界以及学界人士认为，重庆将会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非洲以及东盟的重要窗口，“一带一路”将焕发出巨大的商业潜能。
许多学者也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做出展望：“一带一路”把整个亚洲、欧洲、非洲大陆连接起来，将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内部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区，有助于中国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也更符合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安全和经济需求。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的成果中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在有关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任务论述中，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框架之下，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之初就涉及60多个沿线国家，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既以周边区域为优先发展方向，也覆盖亚欧非等广阔地域。共有130多个国家、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如果实现机制化，每两年召开一次，将成为讨论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关键性多边论坛，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发挥更多外交主动性的有力平台。此外，在诸如现有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一带一路”也受到更多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还被写入了联合国大会一些决议，联合国呼吁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认为这将有助于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
可以说，“一带一路”已经延展到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合作和多边主义的各个层次，与中国的外交布局高度契合，而以“一带一路”建設为核心，整合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资源，不仅能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国际制度塑造力的拓展。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实践场”。近年，“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纷纷制定、更新本国发展战略，从时间上看与“一带一路”的出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从内容上看多数也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本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等。这表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经济都处于一个深度调整、重寻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战略规划的相似性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
11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对外进行了十九大胜利结束后的首次出访，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越南和老挝。访问期间，中国与越南同意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合作文件，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与老挝同意加快“一带一路”与老挝的“变锁路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共建中老经济走廊，推进中老铁路建设，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与各国的战略对接，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关系的重头戏，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宏观层面，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路径的关切和疑虑，也期待借此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心理共鸣，而政治互信的夯实是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12届东亚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中国把自身发展同地区国家发展对接起来，把自身安全同地区国家安全融合起来，只会给东亚乃至世界发展繁荣带来机遇，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在微观层面，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创新科技的重要性，这对于降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安全风险具有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总体看，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处级阶段，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的能力不够强，非理性投资和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领域潜藏着风险隐患。对外投资既要鼓励，也要加强引导。 笔者在对国内某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调研中发现，科技创新将会大大提高企业在海外的安全保障。首先，高技术意味着强竞争力，使企业在与中外同行竞争中更具优势，并可减少恶性竞争。其次，高科技企业不与多数“一带一路”投资所在国的企业构成行业竞争，又能为当地国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而降低了投资所在国当地民众或社会组织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第三，高科技产业在投资所在国聘用的多是高级专业人才，更容易规避当地国家在用工制度上的歧视性保护措施，并且降低投资成本。第四，科技创新往往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程相衔接，有助于避免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保为名对中国企业发起指责。
提高科技创新，也是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逐渐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必由之路。如何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而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是对外开放工作必须把握的主攻方向。
在调研中，国内一家成功“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经验介绍令笔者印象深刻，他们说，企业现在“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他们当初面对的环境有天壤之别。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了，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安全保障，而更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合作，中国企业正在获得全面走出去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无论怎样，中国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冷静思考，重视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构建，加强对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应对，这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工程，松懈不得。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的浓墨重彩，以及本次大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将“一带一路”纳入其中，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决心和战略自信。与此同时，十九大再次重申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开创更为稳定、友好的外部环境。报告还多次强调全面开放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这对于减少和降低“一带一路”海外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
对内协调区域发展，对外推动全面开放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国内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指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报告在论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也重点提到了“一带一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是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在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一带一路”未来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对内对外双重功能的再次强调，即对内协调区域发展，对外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
统筹国内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之一。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不仅制定了“一带”与“一路”的国际路线图，而且以“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为专篇，对各省份主要对接的邻近国家与次区域进行布局，确定各省份在“一带一路”中具有的不同定位与担负的不同职能，意在引领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部的互动与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通过近年来对各省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的调研，笔者深切感受到，“一带一路”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发挥着统筹协调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在2014年下半年的调研中，笔者更多了解到的还是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如何根据本省份自身的经济与地理条件，谋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有利的定位。到2017年下半年，笔者在调研中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开始渗透到国内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企业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确定的重点合作领域中积极寻找商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角色则逐渐转化为政策咨询者和服务提供者，即通过开展聚集经贸信息、提供法律与金融保障、加强领事保护等方面的活动，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对于国内各种资源的统筹协调与优化配置作用得到不断释放。
关于对外推动全面开放，十九大报告提出“东西双向互济”，这就明确了“一带”和“一路”两个建设方向并重的基本方针。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经济欠发达，人口与市场规模有限，因此国内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及其所能产生战略效果的预期实际上是谨慎的。经过四年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相当进展。根据商务部2017年5月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发布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贸易总额约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相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未来，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所指出的，“仍应该坚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首先就是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延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此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是，2015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宣布，中新将正式启动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前两个为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这一次两国政府合作的重点不再是工业、生态，而是主打互联互通、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业，在中国西部搭建区域联网，促进经济活动、金融服务等。两国作此决定，就是看中了重庆的优越地理位置和辐射潜能。基于重庆几年来力推渝新欧等铁路班列开通及其产生的“铁空”“铁海”联运效应，一些新加坡政界、商界以及学界人士认为，重庆将会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非洲以及东盟的重要窗口，“一带一路”将焕发出巨大的商业潜能。
许多学者也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做出展望：“一带一路”把整个亚洲、欧洲、非洲大陆连接起来，将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内部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区，有助于中国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也更符合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安全和经济需求。
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相辅相成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的成果中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在有关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任务论述中，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框架之下，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之初就涉及60多个沿线国家，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既以周边区域为优先发展方向，也覆盖亚欧非等广阔地域。共有130多个国家、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如果实现机制化，每两年召开一次，将成为讨论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关键性多边论坛，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发挥更多外交主动性的有力平台。此外，在诸如现有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一带一路”也受到更多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还被写入了联合国大会一些决议，联合国呼吁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认为这将有助于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
可以说，“一带一路”已经延展到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合作和多边主义的各个层次，与中国的外交布局高度契合，而以“一带一路”建設为核心，整合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资源，不仅能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国际制度塑造力的拓展。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实践场”。近年，“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纷纷制定、更新本国发展战略，从时间上看与“一带一路”的出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从内容上看多数也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本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等。这表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经济都处于一个深度调整、重寻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战略规划的相似性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
11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对外进行了十九大胜利结束后的首次出访，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越南和老挝。访问期间，中国与越南同意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合作文件，促进地区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与老挝同意加快“一带一路”与老挝的“变锁路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共建中老经济走廊，推进中老铁路建设，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与各国的战略对接，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关系的重头戏，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一带一路”创建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宏观层面，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路径的关切和疑虑，也期待借此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心理共鸣，而政治互信的夯实是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12届东亚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中国把自身发展同地区国家发展对接起来，把自身安全同地区国家安全融合起来，只会给东亚乃至世界发展繁荣带来机遇，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在微观层面，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创新科技的重要性，这对于降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安全风险具有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总体看，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处级阶段，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的能力不够强，非理性投资和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领域潜藏着风险隐患。对外投资既要鼓励，也要加强引导。 笔者在对国内某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调研中发现，科技创新将会大大提高企业在海外的安全保障。首先，高技术意味着强竞争力，使企业在与中外同行竞争中更具优势，并可减少恶性竞争。其次，高科技企业不与多数“一带一路”投资所在国的企业构成行业竞争，又能为当地国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而降低了投资所在国当地民众或社会组织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第三，高科技产业在投资所在国聘用的多是高级专业人才，更容易规避当地国家在用工制度上的歧视性保护措施，并且降低投资成本。第四，科技创新往往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程相衔接，有助于避免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保为名对中国企业发起指责。
提高科技创新，也是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逐渐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必由之路。如何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而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是对外开放工作必须把握的主攻方向。
在调研中，国内一家成功“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经验介绍令笔者印象深刻，他们说，企业现在“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他们当初面对的环境有天壤之别。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了，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安全保障，而更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合作，中国企业正在获得全面走出去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无论怎样，中国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冷静思考，重视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构建，加强对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应对，这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工程，松懈不得。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