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长大，从小喜欢读书。
　　慢慢在小镇里上了中学，发现自己更喜欢读“古时候的书”，比如《论语》，比如《道德经》，还有《李白诗选》《古诗三十六首》这样的集子。小镇安逸，资源却少，身边并没有同好，只靠着摸索，能在书店遇到一本《论语》已是万幸，出版社、版本什么的，根本没这些意识。书里的内容，很多地方都在半懂不懂间，看了注释反倒更迷糊了，也找不着人请教，加之性子疏懒，背不下来，要怎么读下去呢？只好想了个偷懒的笨办法：抄书。
　　我中学的时候，抄过《论语》《道德经》。坐在书桌前，正儿八经地裁好白纸，想象着古时候线装书页的样子，自己画上线，然后从右往左，竖着抄。
　　然而我终究没有在这段时期读好它们，反而对读过的诗印象深刻，不需要注释也能猜到大概，仿佛自己从诗中看到诗人，听到他的声音，明白字词背后的幽微。
　　人总是忍不住手痒，读着读着就想写。那时也不懂平仄押韵格律，只是一个感觉，大致平仄相间就对了，但“平仄”又是什么呢？可能是普通话里一二声属于平声、三四声属于仄声？然而读得越多越迷茫，常发现在应该仄声的位置是个第一声或第二声的字。这么说来，难道不需要讲究平仄吗？好像也不对。自己写的东西，好像是“诗”，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中学时代，一直找不到答案，关于诗的心思渐渐就沉下去了，轻易不会泛起涟漪。直到上了大学，遇上召南诗社的师兄，在兄长的指引下，才真正开始读书。也直到这时，才明白以前自己写的都不是“诗”。
　　所谓“真正开始读书”，首先是系统地去进学。最初接触到的，是中华书局的《四书章句集注》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杜诗镜铨》，两个都是繁体竖排，我曾幻想过它们的样子，拿到手时，不自觉捧着轻轻翻开，整个人都严肃起来，决定要一口气读完它们，但事实并没那么配合。
　　繁体字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很多字我都连蒙带猜，估摸着它们“翻译”成简体的样子。其次最难受的是竖排，以前自己抄的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在享受这种“与众不同”带来的快感，真轮到自己来看这些书，眼睛一时都不知道搁哪才好，读了上行找不到下行。
　　这种处处卡壳的状态，让人很不舒服，忍不住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但它很容易适应：配合《古汉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硬着头皮读下去，不知不觉间就习惯了。
　　对于四书，我只在《论语》用过力气。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好友方润生发信息跟我说：最近在家帮爸妈干活，体会到他们的艰辛，才渐渐读懂了《论语》。我正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看到这句话忽然想仰天长啸一声，那瞬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夫子在《论语》里面说的，都是需要我们去身体力行、一一印证的，而非空头的大道理。
　　《孟子》并没有多读，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不喜欢辩论。总觉得道理是即是，非即非，不以辩论结果为转移，虽然孟子感慨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但《孟子》多长篇辩论，终于是缺少缘分读进去。至于《大学》《中庸》，用力则更少了。
　　說到《论语》，后面还读了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那时于白文记得不牢，只好重新用老办法，继续抄书。不过具体的做法有所调整：繁体竖排无句读、只抄白文，抄完再回头断句。
　　人渐渐接触世事，心就容易躁，抄书常常走神，不时有抄错的，随手划掉接着抄。一天忽然想：既然要抄书，心不在焉到连篇错字，时间精力岂非虚掷？若连抄书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应该是白读书了。从此抄书前便洗干净手，静下心来再开始，慢慢就好了很多。
　　直到现在我仍保持着抄书的习惯，不过近年来抄得更多的是前人的诗集。上了大学开始学诗，虽从《杜诗镜铨》开始，但自觉并未读进去。可能是年纪还小，涉世未深，而老杜的诗句常如玄铁重剑，沉是沉了，却得不到相感。后来读陈沚斋先生选的黄庭坚、黄仲则诗，及吾粤诗宗黄节先生的诗，受到很大震动，原来唐代诗人之外，宋代、清代及民国的诗人，作品写得如此好。或瘦劲或深情，或兼有风神骨力，让我眼界大开，仿佛在跨过平仄这道门槛后，直接就被领进了恢弘雄奇的世界里。
　　这时单纯的背诵抄写，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开始学着分春馆的调子拥鼻吟哦，甚至放声讽咏。走在路上时常常会恍惚，直不知今是何世、身是何人。这么说似乎玄了，但确是我的个人体验。此后再下笔去写，笔下的诗句，也渐渐有了样子。
　　不知觉间，岁月已如冰底之水，自我第一次碰到《论语》及《李白诗选》至今，二十来年的光景，悄然就流走了。年少时的幻想，早如烟云般消散殆尽，但从读书中获得的力量，却一直支撑着我坚定地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