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电影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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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我23岁,组织要选几位能吃苦的人去农村放电影,我名列其中。首场电影是在皖赣交界的昭潭镇放映的《南征北战》。从此,我肩挑背扛放映机,一干就是40多年。
  电影队去山乡放电影比戏班子受欢迎,尤其是放映《地道战》、《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影片的时候。农民接待得比姑爷上门还客气,端来洗脸水,递上大碗茶,土菜野味上桌,凭票供应、六毛钱一斤的山芋干白酒,先把电影队师傅的肠胃灌满填足。
  那时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通电,我们带的小发电机一响,大家就到露天大礼堂看电影了。人山人海,那个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20世纪60年代末,不少地方开始通电。东至(安徽)革命老区原西坑人民公社社长请我们去放电影庆贺。我们放了《鸡毛信》和《白毛女》。电影还没结束,一位哭得伤心的老汉跑到我们跟前,紧握电影队长的手说:“我恨不得从电影幕上把狗地主黄世仁揪下来,狠狠揍几下。”大队长也前来哀求,请我们到西坑深山沟放一场《白毛女》。队长说:“片租你们交得起吗?每场20元。”“能!每家每户捐5个鸡蛋不就解决了么!”大队长自豪地说。
  西坑村要放电影的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从没看过电影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太阳还没有落山,学校提前放学,学生排队入场,农户搬来板凳,摆得整整齐齐,有的孩子连晚饭都乐得吃不下去,有的爬到树枝上,有的站在木梯上……
  到了七八十年代,电影队又到西坑村放映被禁了几十年的黄梅戏《女驸马》和《天仙配》。放映前,电影队长拿起话筒,强调场地秩序:学校四周筑起的土围墙不能爬,要注意安全;为搞活经济,卖票,大家要自觉凭票入场。老社长接过队长的话筒:“乡亲们,不买票者捉到不准看电影,还要罚钱,现在不要鸡蛋了,我亲自守门收票……”接着老社长趁队长不备,又将那些靠掏鸡屁股为生的农户子女放进场内。
  九十年代末,再进西坑村放映,电影院座无虚席,场场爆满。这回我们不用肩挑电影机,也不用板车拖,而是坐小汽车载着电影机驶进村文化室。也不卖票了,只见大幅广告标语写着:今晚放映香港故事片《三笑》、科教片《农民的老师》,村里包场,农户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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