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不能不回顾三十年代社会学的中国化。吴文藻、孙本文等人为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的提出别出心裁。直至今日，我们将“adaptation”译为“适应”，而潘先生早在那时就对这一译法提出置疑，他认为，这种译法只强调了主体或个体对环境对历史的被动顺应，而忽视了其积极主动的一面。所以，他提出一个“位育”概念代替适应这种译法，由此，我们应该看到，位育不仅仅是一个译词，而是一种思想。这一概念出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注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不仅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协调，也体现了静态与动态的协调。位，即静态的位置；育，即动态的发育。这使我们很容易地想起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奥古斯特·孔德，孔德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科学，以此将社会学区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位和育恰好与这种区分相对应。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找概念，以区别于西方的理论，这是潘先生的独到之处。
　　今天，我们过多地关注西方社会学家在社会结构(structure)与个体行动(agency)二元对立的消解中所做的努力，却忽视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的成果。潘先生早就说过：“到了人类，个体与群体同样的存在，同样的邀自觉的认可，而几千年的生活经验，更证明两者是同样的重要，很难贱彼贵此。一个健全的社会，一种革新社会的尝试，在理论上应当承认个群两体的不可轩轾的存在。”(《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四月)潘先生毕生尽力于寻求中国的位育之道，他的研究小起个体心理(如《冯小青》)，大至民族性。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纲六目思想：个人之纲包括通性、性别、个性三目，社会之纲包括的三目与个人之纲的三目对应，依次为社会秩序、种族绵延、人文进步，如果一个社会忽视了其中任何一纲一目，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他的点线面体的比喻是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富有趣味的解释。点，指的是社会生活的个体；线，指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面，指的是各种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体，“引进时间的概念”，从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社会。
　　因此。我们敢于大胆地说，位育之道至少超越了以下几种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动态与静态的对立，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传统与西方的对立。对学术大家们在建国前的思想进行梳理，可以挖掘出新的东西，这样不仅给予我们新的启示，也会激发我们学术上的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