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穷则思变”？基于中国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宋铁波、钟熙、陈伟宏 本文节选自《管理评论》2019年第2期

　　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符合本国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需要的利益即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将国家作为道德的最终载体，国家是一切善的终点，国家之外则被视作非道德区域，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道德垄断与“承认的政治”语境下正在形成的国际道德场域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
　　当一国政府面对重大政策选择之时，国内进程未必是压倒性的因素，因为“承认的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是对国家利益在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双重肯定。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承认缺口”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进而在一国国家利益与它所需要的国际承认之间制造更大的鸿沟。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列颠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重新控制边界、减少对欧盟的财政义务—在欧盟层面寻求承认失败的结果。
　　“承认的政治”算不上“皇帝的新衣”，但却是一件难以脱下的紧身衣。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得政治单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受到诸多外力的制约。“承认的政治”挑战了特殊主义的政策基础，而这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事实上，民族主义以独特性为着眼点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一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法律和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
　　然而，独特性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落入例外论的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并不等同于当前国际体系公平性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不同国家在“承认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总是与物质力量直接相关。手握不对称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承认问题实施隐秘的干涉行为，使得“承认的政治”沦为权力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承认的政治”语境下主权形态的嬗变和干涉主义的走向应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