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至汉初的这段历史内，所有的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战争进行的，而这些战争的发生和进行正是社会内部问题在有秩序的历史进程中协调、整合和解决所不可缺少的环节。秦末的战争及秦王朝的迅速崩溃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整，促使以后的汉帝国形成了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运作秩序。
　　社会稳定运作的基础是具体的时期、具体的地区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认可的社会资源分配程度，中国古代帝国的稳定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反秦战争起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要求与现实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
　　综观秦汉之交的整段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帝国的统治正是被陈胜吴广起事反秦行为所引发的秦末反对秦帝国统治的战争推翻的。如果我们单就陈胜吴广和他们所率领的九百名戍役者起事反秦的出发点而论，他们所面临的情形应当是：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生命及其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秦廷苛刻的法令对逾期者进行斩杀带给他们失去生命的威胁。这两方面情形引发的矛盾迫使他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继续赶往渔阳，在那里因为误期而被政府斩杀；要么起事反抗秦廷对他们生命的威胁。通过对比，他们认为纵使在反抗中战死，也算死得其所，比毫无反抗地丢掉性命有价值。
　　这样看来，他们应当非常清楚秦廷法令的残酷性，以及对这些刑罚执行的严格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种秦廷冷酷、秦法残忍的行为表现和民众对之抵触与反抗的情绪在秦帝国统治下的关东地区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否则的话，陈胜吴广在谋划反秦的时候就不会说出“天下苦秦久矣”的话。虽然他们认为假借公子扶苏、楚将项燕的名声来倡导天下起事反秦应该会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但实际上，秦帝国所推行的法令及对这些法令严格的实施所造成的关东地区民众的痛苦，就足以促使他们响应陈胜吴广起事反秦了。
　　这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帮助秦国强大，并最终建立起秦帝国的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国家法令观念，到了秦末却成了引起反抗最直接的原因呢？也就是说，一种在秦国经过很长时间才培养起来的，且对秦国强大成为霸主乃至最终建立帝国有极大帮助的国家法令观念，却被帝国统治的关东地区的民众认为是让他们痛苦的苛暴源泉，并最终引发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强烈反抗呢？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陈胜吴广及他们率领的九百名戍役者作为当时秦帝国统治的社会下层小人物，没有贵族血统和政治背景，他们从事着最基本、最基层的社会性生产，承担着国家规定的甚至是强行指派的戍役任务，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对国家要求的租赋和戍役任务有不满的情绪，他们也不会“敢为天下先”。问题是，他们的行为活动因触犯了国家法令而面临着国家对他们的处罚甚至斩杀。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举事反秦的道路；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活动得到了民众的响应，这些地方的民众竭力攻杀秦帝国的郡守县令，原因应是他们把秦之地方长吏视为最为直观、具体的秦暴政化身。
　　在此形势的鼓舞下，陈胜在陈召集了有三老和豪杰参加的军事会议，并在这些人的拥护下建权称王，定国号为张楚。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并无任何政治遗产可以凭借的陈胜何以能够称王？认为这应该与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功德论”有关，陈胜有起义反秦的首事之功和恢复楚国的复国之德，怪不得推举陈胜为王的三老豪杰皆说：“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楚地称王”是陈胜着手建立军事行政集团的开始，也有理由相信陈胜试图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权威。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陈胜的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基本原因是响应反秦者大都与陈胜吴广等人所属的社会群体不同。《史记·陈涉世家》对当时响应陈胜反秦者有说明：一部分是直接参军的张耳、陈余、周文、蔡赐、武臣等人，一部分是在陈地参加议事的三老、豪杰，他们或是六国旧吏，或是关东旧贵，或是在某地区有一定背景和影响力者，或是与以上三种人士有某种联系的人。他们与陈胜吴广等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在当时之所以出现反秦目标上的一呼百应，应缘于秦帝国对关东地区各阶层的统治有着相似的压迫，压迫下的他们聚集起来，形成了反秦的力量集团。但这个集团从形成之初就存在着很大的离心力。
　　陈胜在从起事反秦到被手下杀害的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集团，更没有留下任何对于未来社会构建的思考。至于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以他们的“皇权思想观念”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秩序；或许陈胜根本就没有时间、机会甚至是能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然而这不仅没有对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构成威胁，相反，这些结论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认识：陈胜吴广只是引起了战争，但并没有通过战争形成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来对这场战争在当时社会造成的结果负责，而自己所开创的“平民王政”局面也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陈胜起事反秦所造成的关东混乱局面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回复到先前的秩序中，而关东地区起事反秦的直接目标——推翻秦廷的统治——也并没有被完成。艰巨的任务被一群实际上各自为政的由关东六国旧贵故吏、盗匪流民组合而成的反秦军事力量联合体承担了。当然，即便是在秦帝国还有军事能力对他们这些人的反抗斗争进行镇压的时候，组成这个松散联合体的每一部分应该都存在着这样的思考：推翻秦王朝之后应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分配秩序。通过分析和思考《史记》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我认为，这些人当时的认识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推翻秦帝国的信心，另一方面存在着对秦帝国军事进攻的恐惧。他们的信心来自于关东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因社会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而对秦帝国强制推行的法令政策坚决抵制的力量和勇气；他们的恐惧存在于他们对自己力量不足以对抗秦帝国的担心和对其他诸侯能够支援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位能够使他们团结起来﹙哪怕是暂时地团结也行﹚的核心人物。
　　很明显，陈胜并不是理想的人选。在他们的观念里，理想的人选必须有着和他们一样的社会观念，而且能够在推翻秦帝国之后将他们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秩序的构想——分封——付诸实施，最起码也要在社会资源分配秩序的构建中体现出来自于他们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项羽和刘邦相继成为呼风唤雨的“时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