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小说，有原始的遗风，人性都是本色调的，极少杂然地存在。《边城》、《丈夫》、《萧萧》都有苦楚的盘绕，却内含清秀的美，不幸的生活与真爱的人情集于一个舞台上，人的精神终还没有粗糙下去。
　　有感于城市人生活的堕落，沈氏便以乡下人的纯性灵与之做个较量。他写湘西农村，以诗意的笔触为之，不太注意当时的社会斗争。但从人性的角度去猜想社会深层次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个视角。他觉得都市生活和人们的生存本质有些距离，便做了牧歌的片断，把清新的风吹来，文化的乡土气，便有了别样的寄存。他的作品也具備了小夜曲的美妙，一唱三叹的余韵很足。
　　有一两个如沈氏这样的人物在别的路径上慢行，留下另类的文本，实在是文化生态的幸事。
　　他也写了乡下的悲剧，甚至还很惨烈。比如《菜园》描述国民党的杀人，都颇惊恐。不过，他不主张放大小说里的血色，以为那会影响对人性的判断。所以，他的许多小说，有人性的本然所散发的魅力。
　　即便面对最阴暗的东西，他内心依然保持静谧的神色。他觉得以诗意的光泽照着周边的黑暗，也有价值的吧。这个看法，被朱光潜等人所认可。以静心写出世间冷热，可能亦是走进人性隐秘的一条小路。通往精神圣殿的通道，绝非一条。
　　沈氏生前谈小说写作，认为自己在建筑希腊的小庙。他认为是希腊文化的精神静观的一面，产生了哲学与史诗。所以，尽管他或许不十分懂得希腊文化的本质，但对那种静观的意象是向往的。
　　汪曾祺对沈氏的气质、精神走向以及文体、审美特点多有迷恋，说过许多好话。汪曾祺以为沈氏的文字有六朝之气，那些文白相间的词语，造成一种空灵美妙的氛围。六朝文学和希腊文学，根底也许不同，但确有接近的地方。
　　巴金也欣赏沈氏，说他宁静从容，此言恰当。但巴金走的是激进主义之路。一个激进文人，能与宁静从容的崇拜者为伍，证明那非冲动的情思尚在，亦有特定的精神价值。
　　沈氏认为超功利的静观多于急躁的思想，平和多于激进，就能客观反思己身。这类思维方式，最不易得。冷静的思考，跳出个体恩怨的纠缠，大难之事也。他觉得保持一分心静与平和是一剂解药，可以医治流行文化的病。沈氏注重自己的经验，那里有激进文人所缺少的东西。
　　在一篇文章里，沈氏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不过是“情绪的体操”，比喻得颇为有趣。“我的文章并不骂谁讽谁，我缺少这种对人苛刻的兴味”。他这种平和态度，遭到许多人误解。据说聂绀弩对此就不以为然，且施以批评，微词颇多。后来两人见面，前嫌尽释，还成了好朋友。
　　我读沈氏的文字，看到他对人性的本然、超功利的静观与平和所持的敬意表述，就有一种感动。他用另类的文字致力于建造那样的精神庙堂，文字起落之间有奇气暗来。鲁迅之后，在小说上别具一格的大作家不多，沈氏可算一位。
　　现在的作家，难得有那样的修养。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候，沈从文的选择，倒是可以警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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