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东南端阿森皮提艾尔边境小镇郊外坐落着一个农场。几年前，农场主的祖父买下这块地之后，农场主带过来了一头奶牛，奶牛生下了一对小牛。他认为这对小牛象征着好运，是上帝的圣物，因此他把这块地命名为帕蒂卡戴幽（意为“圣物之地”）。
　　农场西邻一条尚未铺完的公路，东临川流不息的派迪梅尔斯河，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相邻。农场中间是一片牧豆树小树林。资金紧张时，农场主就会到这里砍树，卖些木炭。然而，每砍一棵树都会让农场的生产力下降，资金就更为紧张。最后，树林里几乎没剩下几棵树，风一吹，松动的表层土壤就会形成沙尘暴，弥漫在空中。
　　
　　去年夏天，一群人来到了农场里泥泞不堪的窝棚，这些人会说海地克里奥尔语，但却夹杂着多米尼加口音。据说，他们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政府要把所有海地后裔驱逐出境，如果必要，可能使用武力。他们描述了治安队端着枪拿着刀的场景。这样的威胁使他们想起了祖辈1937年的经历：当时多米尼加军人大规模屠杀边境上所有相貌和口音与海地人类似的人。一位难民说道：“只要是驱逐出境，就会有屠杀。”
　　农场主同意难民们在他的土地上安营扎寨。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很快回家。然而他们并没有离开，而且每天还有更多人来到这里。再往北一些，很多难民仍然在跨越边境往海地内陆地区逃亡。但在最南方边境小镇阿森皮提艾尔周围，陡峭的山路尤为难过，因此这些移民只能在海地境内不远处安营扎寨。这些人要么是乘坐大巴汽车来到这里，要么就是步行至此，带着锅碗瓢盆以及睡垫，头上稳稳地顶着行李箱。他们用树枝做框架搭建临时避难所，屋顶则是就地取材制作而成。有一家人用XXL尺寸的李维斯牛仔裤搭建了一堵墙。还有一家人把脏兮兮的毛毯衣平铺在“墙”上，毛毯衣的左袖子就像一个松软的风向袋一样悬在空中。有人发现了一张巨大的印有多米尼加国会候选人笑脸的黑胶唱片海报，就把它当防水屋顶使用了。
　　到了秋天，帕蒂卡戴幽地区已经住了2000人。如此规模的集聚地已经足够去推选社区领导，并搭建柳条墙教堂和学校了。然而这位农场主却对此毫无兴趣，他仍旧继续售卖木炭。
　　11月的一个清晨，皮埃·简和密尔·蓝莫尔一起坐在他们坐落在帕蒂卡戴幽避难所的家门口。他们家的结构和邻居家是一样的，都是用纸片和短棍搭建而成。蓝莫尔找到了一床被褥做成了屋顶，屋顶顶端还有一个布娃娃的脑袋一直凝望着天空。这对夫妻轻声地交谈着——身处陋室的人们如果不想被别人听到自己的隐私，就只能学会这样做。皮埃·简35岁，然而他那沙哑苍老的嗓音听起来却像70岁。蓝莫尔33岁，她喜欢把头放在自己的手中遮挡面容。但是这个动作在帕蒂卡戴幽却很难做到——她戴的豹纹头巾已经在阳光下开始磨损，她的指甲里藏污纳垢，上一次修剪指甲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的话题像往常一样是关于钱。这对夫妻在帕蒂卡戴幽没有工作，他们只好靠变卖财产——床单、盘子甚至是她的镜子——来换取食物。他们最初带来了两个睡垫供6个人睡觉，现在不得不卖出去一个。“我实在是撑不住了。”蓝莫尔筋疲力尽地说道。他们说的语言混杂着海地克里奥尔语和西班牙语。他们出生在海地，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度过的。高兴时，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跟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多米尼加的巴恰塔舞。他们的7个孩子也出生在多米尼加的土地上，有些孩子真的是在土地上接生出来的，就在多米尼加西南部洛斯波托斯小镇郊外的一个农场棕榈木小屋里——一直到去年春天灾难来临前，他们都生活在那里。
　　2015年夏季，一批超载渔船在地中海翻船，大量无家可归的叙利亚难民向北跨越欧洲。当时美国总统辩论正在为难民定量以及拉丁美洲移民问题争论不休，而恰逢此时多米尼加陷入移民危机，但这与叙利亚难民不是同一种危机，海地的难民问题是由国家自身原因导致的。
　　
　　目前，海地后裔是多米尼加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但是对其具体数量的估计，各方看法不尽相同。在多米尼加1040万人口中，有人说有50万海地人，有人则称有100多万。一些海地后裔出生在多米尼加，一些是移民过去的，还有一些是在未标明且无人守卫的边境上来回游走的。在多米尼加移民体系中，这些人都被看作是海地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处在多米尼加社会底层，构成了多米尼加体力劳动的主力军，有些人从事农场工作，还有人做保洁、盖房子、建造摩天大楼，另外一部分人在各个度假胜地打工。
　　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一样，海地人常常被歧视。但是去年6月，在20多万海地后裔多米尼加人被临时剥夺公民权之后，政府官员仍然威胁月底之前要把几千名海地人赶出去，这让原本紧张的局势升级，形成了社会骚乱。
　　多米尼加移民官员摆出了新大巴以及“新收容中心”用于处理那些即将被驱逐的海地人。在一个对海地人有着零星暴力史的国家中，每年都会有几起私刑被记录在案——这些报告让整个多米尼加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海地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2008年的一起诉讼案件，诉讼人是朱丽安娜·得古斯·皮埃尔，她是多米尼加的海地后裔，而多米尼加中心省会蒙特普拉塔的民事登记部门却拒绝给她发国民身份证。得古斯称，一些官僚人士对她海地人身份标志的黑皮肤和法语名字有歧视。此案件最终上诉到了2010年为诠释宪法所创立的立宪法院。法庭于2013年裁定得古斯从一出生就永远不能成为多米尼加公民，因为她父母在她出生之前没有足够的文件材料证明他们的合法居住权。
　　同样的道理，法庭判决任何未经登记的移民父母所生的孩子都不能成为公民，且废除了1865年多米尼加宪法中“与生俱来的公民权”这一条款。所有新来的外籍人士以及没有登记的移民必须到政府部门做登记，遵守政府的“调整规划”，否则就要被驱逐。几乎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是海地后裔。2013年那次裁定的结果已经为公众所知。 　　洛斯波托斯是位于多米尼加巴拉奥娜半岛沿线公路上的一个小镇，与两国边境的距离要比与多米尼加首都的距离近很多。一座与天空低矮云朵唯美相连的雄伟山峰和众多商店及小型宾馆并排而立，在山腰处那茂密的森林中，农场随处可见。这对夫妇就是在这幽美的地方，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皮埃·简盖了一栋棕榈木小屋，以棕榈毛为屋顶。夫妻俩开辟了一个花园，用于种植食物。皮埃·简说，这片地是一个多米尼加人的，他的名字叫盖比瑞拉，他把那块地送给了他们夫妻二人且承诺不会赶他们走。作为报答，皮埃·简为盖比瑞拉在农场种植牧豆、谷物和西葫芦。蓝莫尔说道，在丰收季节，她会去打扫盖比瑞拉的房间以及山脚下出租给海滩游客的临时住房。皮埃·简说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实际上他们是以粮代租的佃农。
　　到了1994年，由于外部压力、多米尼加国内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大好的经济形势，海地后裔在多米尼加有了足够大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有黑人血统的多米尼加海地后裔约瑟·弗朗西斯科开始认认真真地竞选总统。但是他的竞选也仅仅证明了反海地势力仍然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时任总统巴拉古尔是多基洛扶持起来的，他用电视广告暗示大众，约瑟·弗朗西斯科信仰巫毒教并且会把整个多米尼加拱手让给海地。
　　
　　那时，简和蓝莫尔的第一个孩子本应获得多米尼加的公民权。因为多米尼加的法律承认在其境内出生的婴儿享有公民权。但此规定有两个例外：外交官的孩子和“过境”者的孩子。几十年来，多米尼加一直以“过境者”为由拒绝给海地后裔合法公民身份，无论他们在境内生活了多长时间。十几年来，法律规定不断变化。
　　2010年，费尔南德兹总统通过了一项决定，判定任何“非法居留在多米尼加”的人的子女不能获得公民权。这时，夫妻二人已经有了5个孩子，每个孩子出生时的身份注册政策各不相同，他们只有通过流言和广播来了解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他们害怕一旦自己成了非法移民，就会遭到驱逐。他们的孩子会不会被政府机构或是边境看守收养？
　　多米尼加境内传开了即将驱逐海地人的消息，简最喜欢听的广播台中，主持人在音乐播放间歇，戏谑地说：“大巴停在那儿了，你们也该准备好了。”
　　去年2月，海地人亨利·克劳德·让被发现吊死在多米尼加圣地亚哥一所医院对面的树上，手脚被捆。第二天，多米尼加电视台播放了他的尸体吊在树上晃动的镜头。据警方调查，两个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海地人因为一张中奖彩票，谋杀了亨利。亨利被害的当晚，3英里外的公园里，一群人燃烧了海地国旗，叫嚣着“海地人，滚吧！”
　　3月的一天，简白天收工回来，被一辆卡车拦在了洛斯波托斯镇外的小路上。穿着卡其色制服，看起来像边境安全部队的人，让他出示身份证明。他没想到6月身份注册截止日期之前就会有人来查证。在他表示没有证明后，卡车把他带到了海地境内，距离边境50米的地方，并给他拍了几张面部照片。等到卡车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时，他才出发回家。他跋山涉水抄小路，避免被人发现。走了整整两天，终于看见了他们的小木屋。蓝莫尔和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待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看见简，都飞奔过来拥抱他。然后一家人收拾行李，离开了小木屋。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