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兄弟终于返回了阔别几十年的澳门，回到了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贾伯乐提督街76号。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朋友盛情款待了我们。我们还参观了我们的出生地——澳门镜湖医院和曾经就读的培正学校。
　　澳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原来居住的房子，一眼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家。记得那时，家门前是宽阔的马路，环境非常安静。我们住的是两层的洋房，前面有一个园子，园子里还有一棵很高大的榕树。父亲经常和我们在园子里捉迷藏、玩打仗的游戏，或在榕树下给我们讲故事、拍照片。现在大榕树没有了，门前车水马龙，房子完全被高楼大厦包围。儿时眼里高大、有气魄的家，现在却显得那样的小。
　　提起父亲为什么会在澳门生活，这还得从头说起。
　　父亲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23岁就到漳州从军当了少校参谋，并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在孙中山总统府当警卫团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父亲奋不顾身掩护宋庆龄脱险登上永丰舰，受到孙中山的特别奖励。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后，26岁的父亲也离开了广州，到了澳门。在澳门期间，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李秀文，母亲和双亲当时就住在提督街76号。外祖父李少村曾在清朝朝廷做官，家里比较富有，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老人。大革命时他曾掩护过周恩来和聂荣臻，在经济上一直资助父亲，为革命作过贡献。外祖父膝下只有两个爱女，母亲是小女儿，就读于师范学校，生得端庄美丽，有风度，有教养。父亲年轻英俊，富有朝气，两人一见钟情。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只是个贫农的儿子，且母亲年龄尚小（父亲比她大11岁），所以外祖父要求父亲事业有成，才能将小女许配。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大本营时，父亲离开澳门出任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继续护卫孙中山。1924年，国民党改组，父亲因对现状不满，经孙中山同意，并得廖仲恺帮助，第一个以国民党党员的资格去苏联学习，与聂荣臻、王若飞等同班，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在这段时间，父亲只好和母亲暂时分开了。1925年8月，父亲奉命回国，11月出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外祖父看到父亲的确年轻有为、才华横溢，遂答应了他的要求，让芳龄18岁的母亲到独立团驻地肇庆，和父亲结为夫妇，从此他们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由于父亲戎马倥偬，生活极不安定，他把家安在澳门，这样他们的子女便可由母亲的双亲照顾。
　　1927年，父亲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父亲任军事总指挥，后来又被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的很多正确主张都没被既不懂打仗，又非常主观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采纳，事后反而受到无情打击。周恩来说了公道话：广州起义失败后，你父亲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你父亲申冤。
　　其实事实还远不止如此。1960年暑假，周恩来伯伯专门对我讲了爸爸一生的历史，在讲到广州起义时，周伯伯说：你父亲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没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广州起义纪实》，向你父亲身上泼污水。你父亲也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出党。周伯伯认真地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写“越飞”二字，并向我介绍其人。周伯伯继续说：“由于某些原因，这事一直不便对外讲。就这样，叶挺很委屈、很痛苦地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活，直至我们请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他到延安第一件事，就是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回到党内。但当时十分困难，因为蒋介石的心目中，新四军的军长是陈诚，但我们不同意。蒋介石坚决反对由共产党员出任新四军军长。由此，这军长的职务只有你父亲出任最合适，他有军事才能、有威望，双方都能接受。毛主席和我只好向他讲明抗日统一战线在当时的重要性，向他明确指出：‘在当前，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工作方便。’没有接受他回到党内的要求，你父亲只好服从。”
　　流亡期间，父亲在母亲的陪伴下到过德国、法国等地考察和学习军事。
　　虽身在异国，他仍时刻惦记着祖国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父亲即以满腔的义愤乘外轮经香港，回到了澳门。
　　当时正值国民党向苏区发动的三次“围剿”均遭到失败，蒋介石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听闻父亲到了澳门，认为父亲是北伐名将，有极强的军事才能，现在在共产党内又失去了地位，过着流亡的生活，随即派陈诚专程到澳门见父亲，企图以高官厚禄利诱，让父亲做他的反共工具。广东军阀陈济棠亦派人劝说父亲，出任陈的将领。这些均遭父亲严词拒绝，他说：“由于政府和国民党还在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我既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也不为他们工作。”

　　有一天，父亲的堂侄叶钦和来了，父亲很关心地询问了他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当叶钦和说到由于几度失业，迫不得已曾到国民党一基层政府混饭吃时，父亲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没有饭吃，不会去跳海！你不如回家靠自己种田，这样不更干净吗！”最后他鼓励叶钦和：“你不如到江西找红军去吧！”
　　父亲虽与妻儿子女在澳门团聚了，但心情并不舒畅。回到澳门他便急着找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党已转入地下。他虽然听说香港设有地下组织——南方局，负责人是廖承志，但多次设法，也没联系上。1933年春，父亲终于知道阳翰笙在上海的地址。阳曾是他手下一个师的党代表，他就给阳写了封信，希望阳能来澳门一叙。
　　阳翰笙收到父亲来信，喜出望外，知道父亲在主动找党，便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的朱镜我同志，由于斗争形势紧张，阳翰笙没能成行，组织通知另派人去。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父亲的情况和要求，终于在1935年，正式委派张云逸（后任新四军参谋长）前往澳门，与父亲取得了联系；后来又派郑德（广东航空学校毕业，是我党难得的航空员）来往于港澳之间，与父亲保持接触；1936年又派宣侠父与父亲联络。宣侠父和郑德因出色的革命活动，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后来都被特务秘密逮捕，杀害于西安。
　　父亲曾计划在澳门开办书店，想利用出售进步书籍的机会来接触进步力量，但未能实现。后来他又和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频密接触，支援他们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并极力主张：“如果你们要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抗日，不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是不行的。”可惜后来在蒋介石的镇压下，也由于当时党内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没能接纳李济深等要求联合的主张，使他们建立的福建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终于失败了。
　　父亲在澳门生活期间，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贞操。
　　我们全家在澳门团聚的这一段日子，对我们孩子们来说，是一段最值得回忆和最愉快的日子，也是我们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贾伯乐提督街76号，原来是外祖父的房产，外祖父一家一直住在这里。姨母结婚后，外祖父在柯高路亚利亚架街给她另外买了一栋二层楼房居住。这样外祖父就把贾伯乐提督街的房子送给了我母亲。我们9个兄弟姐妹中有7个就是在澳门出生的，这栋房子从外祖父到我们住过三代人（外传是朋友赠送父亲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外祖父，因为外祖父有钱，他最疼爱我们的母亲和最理解女婿的处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彬公”的大师傅做饭，孩子们基本上都是靠吃奶妈的奶。父亲那时还养了条大狼狗看门，后来也给特务毒死了，父亲为此还很生气。外祖父那时送给母亲很多首饰。后来离开澳门时，就主要靠变卖这些首饰过活；父亲出任新四军军长后，母亲还变卖了一批首饰，买了3600条短枪送给了新四军。
　　父亲对我们既风趣，又非常严格。他经常带领全家到路环野餐、游泳、拍照。我们脱了衣服，躺在软绵绵的沙滩上，沐浴着阳光，吸着海风吹来的新鲜空气。他总爱站在海边遥望远方，后来我们才懂得他心里在想多灾多难的国家。
　　他把自己的心血，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他总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要把我们培养成为不怕困难的人。记得我大哥才9岁时，正读小学四年级。有一次学校初中部组织野营，要到郊外住三天。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了，父亲特意找校长商量，要我大哥也参加野营，最后校长被说服了。大哥从未离开过家，平日胆子比较小，但他怕不去父亲会生气，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在野营中，最初大哥很害羞，不敢和高年级的同学说话。但到了肚子饿的时候，慢慢地就和同组的大同学说起话来。第二天，人家能做的事，他都跟着去做。慢慢地学会了洗米、切菜、架帐篷……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雨，大哥回来时淋得像落汤鸡似的。父亲笑了，他顾不得儿子全身水淋淋的，一下子把他抱起来，问长问短……
　　直到1937年父亲出任新四军军长，才离开澳门。我们仍住在那里，中间父亲回来，那便是孩子们最大的乐事。皖南事变后，战事越来越紧张，那时外祖父去世了，听说父亲、母亲和扬眉被押送到桂林。我们便只好跟随姨母一家离开了澳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桂林，和父母又“团聚”在一起，从此开始了艰苦的生活。
　　贾伯乐提督街76号过去曾当过澳门学联会址，现在是澳门妇联第二托儿所。看着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我们儿时和父母在此生活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摘自《记忆中的父亲叶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