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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里，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以廉洁俭朴著称。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作为“当家人”，更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恪尽职守，在廉洁奉公方面，不仅用自己的言行感染了身边工作人员，也以他高尚的品德操守和人格魅力，为后人树立了一面镜子，在历史上铸造起了一座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的精神丰碑。
杀敌惩奸扬威名
杨秀峰是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人，1897年出生，曾祖父、祖父都是秀才，父亲是清末举人，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曾赴法国留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秀峰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日、反内战的爱国宣传和运动当中，被青年学生亲切地誉为“红色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抗击日寇侵略，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指示，杨秀峰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他一面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发动群众抗日，一面组建冀西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大力惩办汉奸，寻找机会歼击日伪军，在冀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冀西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多人时，游击队也改称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杨秀峰任司令。
当时，一首歌颂和赞扬杨秀峰的歌谣，在冀西民间广泛流传：“杨秀峰，意志坚，组织民众来抗战；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全民总动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道，过平汉，打得敌伪心胆寒。”
廉洁从政身为先
在革命战斗中，杨秀峰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事务管理当中，他却从没有以一个特权人物自居，而是谦逊待人，严于律己，不以手中之权，为自己谋取一点儿私利，不假职务之便，贪占公家一点儿便宜。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妻子孙文淑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工作，担任秘书长。当时，孙文淑手里竟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为了方便工作和个人私用，她托人从北平买来一支新的钢笔，价钱12元。
可向人家支付代垫的钢笔钱时，孙文淑却犯难了。那个时候，冀南行政公署里的干部，每个月的生活津贴都在5元以下，每个月里，除去日常开支，都所剩无几，因此，这屈屈12元，可难倒了公署一堆人。
面对这笔平常人拿不出的“巨款”，有人向杨秀峰夫妇“献计”说：“可以先用公款垫支，然后再在每个月里，从你们二人的生活津贴中慢慢扣除，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杨秀峰一听，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实质上是“挪用公款”，立即反对，说道：“公款是用于抗战工作需要，哪能为了一己之私，随便挪用公款呢？身为革命干部，廉洁奉公，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结果，在杨秀峰夫妇拿不出这笔“巨款”，别人又拿不出钱来借给他们的情况下，杨秀峰没有起暂时挪借一下公款的念头，而是让人把那支钢笔又退了回去。
抗战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革命经费大多是通过征收税款的方式，好不容易筹集上来的。征收税款中，为了防止经手人营私舞弊，贪污挪占，1939年6月，杨秀峰带领冀南行署工作人员，制定并颁布了《冀南税务经征人员惩处暂行条例》，共10条，对征收税款中征多报少、私用小票、填写大头小尾票、隐匿罚金，以及其它方法侵吞税款和收受商人贿赂等营私舞弊行为，都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宣布成立（1942年2月，边区政府迁往涉县弹音村），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
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便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的施政纲领。1942年2月，杨秀峰又领导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处罚条例非常严厉，内中规定，凡有以下行为、贪污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l、吞没克扣公款公粮公产者；2、购买军用品、卫生器材及一切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卖公粮公物公产以自肥者；4、凭藉势力勒索、强占、敲诈财物者；5、以公用舟车马匹等运输力装运违禁物品或偷漏税物品者；6、手绘徇私包庇者。这一《办法》的颁布，不仅规范了边区各级抗日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行为，也提高了共产党抗日政府在太行山区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向社会树立了边区政府廉洁从政，依法办事的工作作风。
作为边区政府“当家人”，杨秀峰事务非常繁忙，管理的事情非常多，可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从不找任何借口，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谋待遇，搞特殊。
1937年，杨秀峰夫妇二人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前，出于抗战大局需要，为了便于革命工作，二人将两岁的儿子杨为民托付给了亲友照顾。1942年这一年，杨为民已经长到七岁，又被人从敌战区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和杨秀峰夫妻俩团聚。
杨为民的生日到了，这天，为了给小家伙庆祝生日，杨秀峰身边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找来二斤白面，包了一些素馅饺子，下到了饭锅里。当时根据地没什么好吃的，能吃顿饺子，也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事情。
杨秀峰正好从外面检查工作回来，赶上了儿子的生日，见到儿子，特别高兴，搂住杨为民问这说那。一会儿，工作人员便把饺子端了上来。
杨秀峰察觉出了差异，问道：“今天食堂吃的是饺子么？”
工作人员老实说道：“不是。”
杨秀峰说：“把饺子端走吧，我们今天不吃。”
可是，看到儿子望着饺子有些馋嘴的样子，做母亲的孙文淑有些心软了，说道：“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就让他吃了吧。”
杨秀峰却没有听从妻子的话，而是向妻子、儿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做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我怎么还能说服群众？”
最终，工作人员不得不听从杨秀峰的话，将饺子端走，送给根据地的伤员吃了。 因为是边区政府负责人，杨秀峰经常接见一些来宾、友人，及国内、国际的记者。在接待中，他公私分明，从不利用接待公务的便利，为自己谋私。
一些来访的客人有抽烟的习惯，而杨秀峰呢，也有抽烟的爱好，所以，他就时常准备了两种烟，一种是由边区政府机关供应的香烟，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客人来了，就拿出来，敬给客人，客人走后，就把公家剩下的香烟锁回抽屉里，另一种就是烟斗烟，他个人随身带着一个烟斗，口袋里装着一包烟叶，想抽烟了，就掏出烟叶，塞到烟斗里抽。对他来说，任何小事，都不能疏忽。
反贪惩恶不循私
杨秀峰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对普通百姓，他视若亲人，而对待那些贪污腐败，严重损害共产党抗战政府形象和革命利益的行为，他却非常痛恨，毫不姑息迁就，在查处中，不留情面，不循私情，严格依法、按律办事。
在冀西开展游击战时，杨秀峰严令部队，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不能因小失大，损害军民关系。一次，他带人路过一片农田，由于坐骑受惊，跑到农田里东冲西撞，踩坏了农民的庄稼，作为队伍领导人的他，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赔偿给了农田的主人。而在他的以身示范和严格要求下，身边的战士也不敢马虎。有一次，部队行军，借宿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名战士写东西，向房东借了一小截铅笔。第二天，队伍开拔，这名战士因为走得急，忘记了归还铅笔，等跟随部队走出村子十来里地远，才发现那截铅笔还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他又赶忙原路返回，将铅笔还给了主人。这件小事，也成为冀西游击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佳话。
冀南行政公署成立后，杨秀峰更是严格依规办事。1939年，日军一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晋县境内，该县县长借助职务便利，私下贪污了日本飞行员一些财物和贵重物品，没想到，这事很快被杨秀峰知道了。杨秀峰将这名县长调到了行署，审问清楚后，按照革命纪律，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而没有顾及到这位抗日政府县长的身份。
在冀南行政公署管理的人员中，有一名伙食管理员，向大家收取生活津贴，用于购买集体做饭用的粮食、蔬菜和物品，可这名伙食员利用外出购物的便利，从中贪污钱财；还有一个马夫，管理马匹，却借助给马喂料的便利，偷出马料卖给别人，损公肥己，这事被别人看出来，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和教育，可这个马夫并没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劣迹。杨秀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生气，说道：“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为了抗日，我们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宝贵的，他们不顾民族存亡，贪赃枉法，是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必须严惩。”之后，将这两人移交抗日司法机关审讯，依法进行了严办。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秘书处总务科有一个管理员，利用管理之便，贪污机关粮票，私贪所得按钞票金额折算，超过了500元。案发后，杨秀峰未讲私情，而是指示工作人员将其移送到涉县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审讯和处理。按照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这名管理员罪当处决，随后，又经边区高等法院核准，这名贪污犯被押回边区政府驻地涉县弹音村，公开执行了枪决。这件事情，极大震动了边区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想混水摸鱼的人，让他们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贪腐之念和手脚，在抗战工作中，不敢违法贪污和私占。
正是在杨秀峰等人以身作则，和边区政府的严格管理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旧中国时期少有的廉洁政府，受到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称赞、拥护和爱戴。
作风不改照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秀峰相继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在党员队伍中，由于党的政权巩固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些干部自认为对革命有功，便放弃了自我约束，开始追求吃喝享乐，贪图享受，以至有少数干部走上了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的道路，受到人民群众的痛恨。而在国家政府机关和部门里担任要职的杨秀峰，却和抗战时一样，一直保持着廉洁从政，憎恨贪腐的品德和作风。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建国初查处的两大贪污犯，刘青山是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是天津地区专员，两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利用手中职权和便利，大肆贪污营私。同时，两人在工作中，还不忘四处拉关系，套交情。
一次，张子善就给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杨秀峰送了一块手表，表示一下“意思”。杨秀峰收到手表后，有些生气，马上把张子善叫到身边，毫不客气地对他进行了一顿猛烈批评：“你这是干什么？干这些事！怎么能把旧社会的俗气也带来了，赶紧把东西拿走……”张子善唯唯诺诺，只得把“礼物”收回。
1951年，在国家“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因腐败问题，被人揭发，事情报到中央后，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严明法纪，河北省政府成立了由杨秀峰为负责人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对两人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取证。最终，这两名贪污犯也因贪污数目极大，罪恶深重，被法院判处死刑。
刘、张二人案发后，杨秀峰以非常沉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检讨工作不足的文章——《沉痛的责任，惨痛的教训》，在《人民日报》1952年1月18日刊发，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我们只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压抑民主的家长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这些话对当时的一些领导和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有力地鞭策和警示。
1954年9月，已是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被毛泽东任命为部长。这一年，杨秀峰的儿子杨为民也高中毕业了，和很多人一样，想被国家派到国外留学深造，而审批和派遣国内学生出国留学的事务，就是由教育部负责。
杨为民在考试中，分数很高，政治、为人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就是血压高了一点儿。有人说，不就是血压高了一点儿么，这也不算什么事，过两天就好了。所以，教育部的人在审批杨为民出国留学的事情上，一致通过了。
可是，这事让杨秀峰知道了，他找来学生司司长，问道：“我的孩子怎么搞的，血压高，怎么还让他出国留学？”
学生司司长觉得杨秀峰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儿苟刻，争辩说，杨为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完全够资格出国留学。
可是杨秀峰没有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偏袒儿子，而是恳切地说道：“别的孩子血压高，不让去，他为什么能去？不能搞特殊。”
就这样，杨秀峰一句话，把儿子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给击碎了。后来，杨为民就是在国内继续读的书。虽然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未能如愿，但他继承了父亲杨秀峰勤奋好学，廉洁从业的品质，通过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成为了我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和科技专家，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才华，为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杨秀峰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清廉执政，体恤百姓，乃至在他逝世前的遗嘱中，还不忘以身作则，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儿贡献，在他的遗嘱中，给家人留下三点要求：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留骨灰，三是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至今还令很多人感动。
1939年，129师政委邓小平在从冀南赶赴延安的途中，谈到了杨秀峰，他借用了南宋抗敌名将岳飞的一句名言，来评价杨秀峰：“‘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杨兼而有之！”
——而邓小平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杨秀峰为国家和人民廉洁从政，奉献一生的最高写照。
杀敌惩奸扬威名
杨秀峰是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人，1897年出生，曾祖父、祖父都是秀才，父亲是清末举人，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曾赴法国留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秀峰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日、反内战的爱国宣传和运动当中，被青年学生亲切地誉为“红色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抗击日寇侵略，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指示，杨秀峰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他一面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发动群众抗日，一面组建冀西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大力惩办汉奸，寻找机会歼击日伪军，在冀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冀西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多人时，游击队也改称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杨秀峰任司令。
当时，一首歌颂和赞扬杨秀峰的歌谣，在冀西民间广泛流传：“杨秀峰，意志坚，组织民众来抗战；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全民总动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道，过平汉，打得敌伪心胆寒。”
廉洁从政身为先
在革命战斗中，杨秀峰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事务管理当中，他却从没有以一个特权人物自居，而是谦逊待人，严于律己，不以手中之权，为自己谋取一点儿私利，不假职务之便，贪占公家一点儿便宜。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妻子孙文淑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工作，担任秘书长。当时，孙文淑手里竟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为了方便工作和个人私用，她托人从北平买来一支新的钢笔，价钱12元。
可向人家支付代垫的钢笔钱时，孙文淑却犯难了。那个时候，冀南行政公署里的干部，每个月的生活津贴都在5元以下，每个月里，除去日常开支，都所剩无几，因此，这屈屈12元，可难倒了公署一堆人。
面对这笔平常人拿不出的“巨款”，有人向杨秀峰夫妇“献计”说：“可以先用公款垫支，然后再在每个月里，从你们二人的生活津贴中慢慢扣除，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杨秀峰一听，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实质上是“挪用公款”，立即反对，说道：“公款是用于抗战工作需要，哪能为了一己之私，随便挪用公款呢？身为革命干部，廉洁奉公，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结果，在杨秀峰夫妇拿不出这笔“巨款”，别人又拿不出钱来借给他们的情况下，杨秀峰没有起暂时挪借一下公款的念头，而是让人把那支钢笔又退了回去。
抗战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革命经费大多是通过征收税款的方式，好不容易筹集上来的。征收税款中，为了防止经手人营私舞弊，贪污挪占，1939年6月，杨秀峰带领冀南行署工作人员，制定并颁布了《冀南税务经征人员惩处暂行条例》，共10条，对征收税款中征多报少、私用小票、填写大头小尾票、隐匿罚金，以及其它方法侵吞税款和收受商人贿赂等营私舞弊行为，都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宣布成立（1942年2月，边区政府迁往涉县弹音村），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
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便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的施政纲领。1942年2月，杨秀峰又领导边区政府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处罚条例非常严厉，内中规定，凡有以下行为、贪污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l、吞没克扣公款公粮公产者；2、购买军用品、卫生器材及一切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卖公粮公物公产以自肥者；4、凭藉势力勒索、强占、敲诈财物者；5、以公用舟车马匹等运输力装运违禁物品或偷漏税物品者；6、手绘徇私包庇者。这一《办法》的颁布，不仅规范了边区各级抗日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行为，也提高了共产党抗日政府在太行山区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向社会树立了边区政府廉洁从政，依法办事的工作作风。
作为边区政府“当家人”，杨秀峰事务非常繁忙，管理的事情非常多，可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从不找任何借口，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谋待遇，搞特殊。
1937年，杨秀峰夫妇二人前往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前，出于抗战大局需要，为了便于革命工作，二人将两岁的儿子杨为民托付给了亲友照顾。1942年这一年，杨为民已经长到七岁，又被人从敌战区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和杨秀峰夫妻俩团聚。
杨为民的生日到了，这天，为了给小家伙庆祝生日，杨秀峰身边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找来二斤白面，包了一些素馅饺子，下到了饭锅里。当时根据地没什么好吃的，能吃顿饺子，也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事情。
杨秀峰正好从外面检查工作回来，赶上了儿子的生日，见到儿子，特别高兴，搂住杨为民问这说那。一会儿，工作人员便把饺子端了上来。
杨秀峰察觉出了差异，问道：“今天食堂吃的是饺子么？”
工作人员老实说道：“不是。”
杨秀峰说：“把饺子端走吧，我们今天不吃。”
可是，看到儿子望着饺子有些馋嘴的样子，做母亲的孙文淑有些心软了，说道：“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就让他吃了吧。”
杨秀峰却没有听从妻子的话，而是向妻子、儿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做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我怎么还能说服群众？”
最终，工作人员不得不听从杨秀峰的话，将饺子端走，送给根据地的伤员吃了。 因为是边区政府负责人，杨秀峰经常接见一些来宾、友人，及国内、国际的记者。在接待中，他公私分明，从不利用接待公务的便利，为自己谋私。
一些来访的客人有抽烟的习惯，而杨秀峰呢，也有抽烟的爱好，所以，他就时常准备了两种烟，一种是由边区政府机关供应的香烟，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客人来了，就拿出来，敬给客人，客人走后，就把公家剩下的香烟锁回抽屉里，另一种就是烟斗烟，他个人随身带着一个烟斗，口袋里装着一包烟叶，想抽烟了，就掏出烟叶，塞到烟斗里抽。对他来说，任何小事，都不能疏忽。
反贪惩恶不循私
杨秀峰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对普通百姓，他视若亲人，而对待那些贪污腐败，严重损害共产党抗战政府形象和革命利益的行为，他却非常痛恨，毫不姑息迁就，在查处中，不留情面，不循私情，严格依法、按律办事。
在冀西开展游击战时，杨秀峰严令部队，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不能因小失大，损害军民关系。一次，他带人路过一片农田，由于坐骑受惊，跑到农田里东冲西撞，踩坏了农民的庄稼，作为队伍领导人的他，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赔偿给了农田的主人。而在他的以身示范和严格要求下，身边的战士也不敢马虎。有一次，部队行军，借宿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名战士写东西，向房东借了一小截铅笔。第二天，队伍开拔，这名战士因为走得急，忘记了归还铅笔，等跟随部队走出村子十来里地远，才发现那截铅笔还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他又赶忙原路返回，将铅笔还给了主人。这件小事，也成为冀西游击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佳话。
冀南行政公署成立后，杨秀峰更是严格依规办事。1939年，日军一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晋县境内，该县县长借助职务便利，私下贪污了日本飞行员一些财物和贵重物品，没想到，这事很快被杨秀峰知道了。杨秀峰将这名县长调到了行署，审问清楚后，按照革命纪律，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而没有顾及到这位抗日政府县长的身份。
在冀南行政公署管理的人员中，有一名伙食管理员，向大家收取生活津贴，用于购买集体做饭用的粮食、蔬菜和物品，可这名伙食员利用外出购物的便利，从中贪污钱财；还有一个马夫，管理马匹，却借助给马喂料的便利，偷出马料卖给别人，损公肥己，这事被别人看出来，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和教育，可这个马夫并没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劣迹。杨秀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生气，说道：“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为了抗日，我们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宝贵的，他们不顾民族存亡，贪赃枉法，是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必须严惩。”之后，将这两人移交抗日司法机关审讯，依法进行了严办。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秘书处总务科有一个管理员，利用管理之便，贪污机关粮票，私贪所得按钞票金额折算，超过了500元。案发后，杨秀峰未讲私情，而是指示工作人员将其移送到涉县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审讯和处理。按照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这名管理员罪当处决，随后，又经边区高等法院核准，这名贪污犯被押回边区政府驻地涉县弹音村，公开执行了枪决。这件事情，极大震动了边区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想混水摸鱼的人，让他们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贪腐之念和手脚，在抗战工作中，不敢违法贪污和私占。
正是在杨秀峰等人以身作则，和边区政府的严格管理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旧中国时期少有的廉洁政府，受到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称赞、拥护和爱戴。
作风不改照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秀峰相继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在党员队伍中，由于党的政权巩固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些干部自认为对革命有功，便放弃了自我约束，开始追求吃喝享乐，贪图享受，以至有少数干部走上了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的道路，受到人民群众的痛恨。而在国家政府机关和部门里担任要职的杨秀峰，却和抗战时一样，一直保持着廉洁从政，憎恨贪腐的品德和作风。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建国初查处的两大贪污犯，刘青山是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是天津地区专员，两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利用手中职权和便利，大肆贪污营私。同时，两人在工作中，还不忘四处拉关系，套交情。
一次，张子善就给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杨秀峰送了一块手表，表示一下“意思”。杨秀峰收到手表后，有些生气，马上把张子善叫到身边，毫不客气地对他进行了一顿猛烈批评：“你这是干什么？干这些事！怎么能把旧社会的俗气也带来了，赶紧把东西拿走……”张子善唯唯诺诺，只得把“礼物”收回。
1951年，在国家“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因腐败问题，被人揭发，事情报到中央后，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严明法纪，河北省政府成立了由杨秀峰为负责人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对两人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取证。最终，这两名贪污犯也因贪污数目极大，罪恶深重，被法院判处死刑。
刘、张二人案发后，杨秀峰以非常沉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检讨工作不足的文章——《沉痛的责任，惨痛的教训》，在《人民日报》1952年1月18日刊发，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我们只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压抑民主的家长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这些话对当时的一些领导和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有力地鞭策和警示。
1954年9月，已是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被毛泽东任命为部长。这一年，杨秀峰的儿子杨为民也高中毕业了，和很多人一样，想被国家派到国外留学深造，而审批和派遣国内学生出国留学的事务，就是由教育部负责。
杨为民在考试中，分数很高，政治、为人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就是血压高了一点儿。有人说，不就是血压高了一点儿么，这也不算什么事，过两天就好了。所以，教育部的人在审批杨为民出国留学的事情上，一致通过了。
可是，这事让杨秀峰知道了，他找来学生司司长，问道：“我的孩子怎么搞的，血压高，怎么还让他出国留学？”
学生司司长觉得杨秀峰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儿苟刻，争辩说，杨为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完全够资格出国留学。
可是杨秀峰没有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偏袒儿子，而是恳切地说道：“别的孩子血压高，不让去，他为什么能去？不能搞特殊。”
就这样，杨秀峰一句话，把儿子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给击碎了。后来，杨为民就是在国内继续读的书。虽然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未能如愿，但他继承了父亲杨秀峰勤奋好学，廉洁从业的品质，通过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成为了我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和科技专家，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才华，为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杨秀峰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清廉执政，体恤百姓，乃至在他逝世前的遗嘱中，还不忘以身作则，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儿贡献，在他的遗嘱中，给家人留下三点要求：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留骨灰，三是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至今还令很多人感动。
1939年，129师政委邓小平在从冀南赶赴延安的途中，谈到了杨秀峰，他借用了南宋抗敌名将岳飞的一句名言，来评价杨秀峰：“‘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杨兼而有之！”
——而邓小平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杨秀峰为国家和人民廉洁从政，奉献一生的最高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