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羽尧/口述 李菁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报父仇，近距离刺杀罪恶累累的大军阀孙传芳，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而施剑翘儿子的回忆让读者了解了真实情况。
　　
　　外祖父被斩首
　　施剑翘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在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并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示众。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父亲反悔誓言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
　　母亲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她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心情：“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母亲带着外祖母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往来；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母亲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大舅施中诚身上。但他劝母亲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母亲性子也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但父亲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她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一番精心准备
　　也许是天意，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母亲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
　　没想到，这一送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年黑色轿车。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下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近距离行刺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
　　下午3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政府赦免母亲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
　　（摘自《上海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