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中国其实还远没到全面失败的程度，毕竟只是在沿海一带跟英军的一支舰队交过手，泱泱中华还有广袤的国土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常备军，一向痛恨洋人的道光皇帝为什么宁愿赔款割地，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呢？

强硬禁烟

　　提起道光皇帝，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太好：昏庸无能、出尔反尔，任用小人、迫害忠臣，开启了丧权辱国的近代历史……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却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次子，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继位，时年38岁。此时，大清国已由盛转衰，从经济上看，嘉庆皇帝单单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就花费了2亿两军费，相当于朝廷5年多的财政收入，漕运问题、八旗问题以及西北回部问题、官员贪污和不作为问题等都日益凸显，道光皇帝接手的可以说是个烂摊子。
　　但道光皇帝颇有奋发图强之志，登基后改组军机处、整顿漕运和河防，颁布了许多制度严查贪污，取缔部规陋习、强化吏治，修改盐法、允许开矿，在节流的同时大力开源，朝廷的财政状况有所改观。道光皇帝登基的第六年，清军出兵西北，平定了回部张格尔叛乱，因为这些成绩，道光皇帝获得了“小康熙”的美誉。
　　乾隆年间，鸦片流入中国，嘉庆时已有泛滥之势，对于鸦片的社会危害和经济危害，道光皇帝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即不断下令严禁。登基当年，道光皇帝接到广东方面的报告，报告中说到查获了澳门屯户叶恒澍贩卖鸦片一事。道光皇帝亲自过问，下令断绝澳门与黄埔间的交通。
　　当时外商来中国只能在广州做生意，要到广州，第一关是澳门，第二关是黄埔，断绝二者之间的交通，意味着广州海关对外贸易的中断，也意味着整个中国官方对外贸易的中断，此次中断长达两个月之久。叶恒澍一案最后得到彻查，负责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受到了严厉追究，朝廷重新颁布禁烟谕旨，规定开烟馆者将处以绞刑，贩卖鸦片者判充军，吸食鸦片者处杖刑，刑罚较前代大为升级。
　　除了登基第一年就严令禁烟外，其后各年，道光皇帝又不断颁布谕旨，一再重申对鸦片必须予以禁绝；第二年，严禁海上稽私的水师官兵私放鸦片船及偷漏银两；第三年，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重申偷漏卖放禁令；第九年，颁布《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程》，命两广总督等妥议截禁鸦片来源及严禁洋钱流通；第十年，颁布《查禁鸦片分销程》，命内阁通谕各地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第十一年，颁布《严禁种卖鸦片章程》，命两广总督彻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第十三年，命各省督抚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第十四年，命闽浙总督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之策……总之，在对外事务尤其是在鸦片问题的处理上，道光皇帝是一名强硬派。
　　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清政府内部进行过一次关于如何禁烟的大讨论，出现两种观点：一是主张严禁，手段要硬要狠；二是主张弛禁，认为不能太极端，甚至认为可以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来增加税收。
　　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道光皇帝曾把严禁派官员黄爵滋的奏折发往各省督抚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让他们发表意见。结果收到29条反馈意见，赞成严禁的仅有8条，反对的有21条，但道光皇帝毅然采纳了少数派的意见。在林则徐去广东之前，道光皇帝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就召见了他19次，商谈禁烟事宜。正是由于道光皇帝的大力支持，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才得以用霹雳手段在广东等地查禁鸦片。
　　1839年（道光十九年）5月12日，林则徐领导的民间缴烟完成，拘捕吸毒者和贩烟者1600多人，收缴鸦片46.15万两、烟枪4.3万杆、烟锅212口。5月18日，鸦片收缴全部完成，包括英国商人在内，共收缴各国商人的鸦片共计1.9万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万斤。林则徐奏请将这些鸦片运京，在北京销毁，道光皇帝批准。但随后有人向道光皇帝建议，数百万斤鸦片往北京运，耗费人力物力巨大，且不安全，不如就地销毁。
　　道光皇帝于是给林则徐下诏，鸦片“毋庸解送来京”，改为就地销毁，同时要求销烟活动公开举行，“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当虎门销烟的情况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禁烟成绩非常满意，在诏书中指林则徐等人“为朕亲信大臣”，进一步表明支持禁烟的态度。1839年8月30日是林则徐的55岁生日，道光皇帝御笔题写了“福”“寿”二字赐给他，并题字“愿卿福寿日增，永为国家宣力”。
　　对禁烟可能引起的冲突，道光皇帝并非没有想过，但他不怕。当时，清政府上下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许多大臣认为，仅凭“天朝声威”就可以“慑服夷人”，甚至误传“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有人提出“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完全不把洋人放在眼里。

不堪重负的财政

　　紧接着，英国舰队大举入侵，这支舰队的主力是16艘战舰、500多门舰载炮，以及不到数千人的陆军。
　　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到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双方共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役12次，清军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万人，英军最多时不过7000人，但英军以少胜多，在北至天津、南到广州的数千里海陆如入无人之境。
　　战后统计，清军共战死约3100人、伤约4000 余人，英军战死71人、伤400余人，英军因疾病、食物中毒、船只倾覆等非战斗死亡2000多人，战斗死亡人数不足人员损耗总数的4%。

　　即使这样，中国方面的损失仍然是有限的，死伤合计不到1萬人，对于80多万常备军来说，尚谈不上重创，更何况还有4亿多人口可以动员，而战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英军的战术基本是打了就走，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外，英军并没有占据多少领土。 　　对于一场国与国的全面较量来说，打到这种程度只能勉强算是个开头。对于英军来说，虽然所向披靡，但出动区区不到万人就想全面征服中国，估计他们也没作过这种打算。然而，道光皇帝继续往下打的决心越来越动摇，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战事一开，各地要钱的奏折就如同雪片般飞向道光皇帝的御案。在收复定海的战役中，浙江方面提出从藩库临时支出10.5万两，不到几天，又报告说这笔钱不够用，要求将原本协济云南和上解户部的96.28万两截留作为临时军费，为了应急，朝廷只得批准。
　　英军第二次炮击厦门，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从藩库、监道库中再拨银15万两，朝廷诏准。琦善赴广州主持军政事务后，道光皇帝指示：“所需军费，无论地丁关税，准该大臣酌量动用，作正开销，倘有不敷，迅即奏闻请旨。”琦善不客气，立即回奏：“查得各库贮堪以动用之款，现尚堪敷支，惟防夷久暂难以预料。”军情紧急，道光皇帝下令户部从广东邻近省份临时拨银300万两给广东。
　　清朝军费支出实行奏销制，花钱先报计划，批准后才能支用，这是平时的情况，紧急事态下就得皇帝“特批”了，所以要钱的大臣个个理直气壮。然而，管钱的人却如坐针毡，如果放在乾隆朝，有8000万两的库存白银在手，这个家谁来都好当。但现在，朝廷财政仅能勉强维持，能做个“月光族”就算好的了，实在没有余钱可支，再按这样的节奏花下去，问题就大了。
　　道光皇帝一开始对军费奏请还比较大方，后来就越来越谨慎了。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敕部筹备银300万两，内200万两迅速解闽以副支用，其余100万两容臣察看情形，如果必须应用，再行奏咨。”奏折先到户部，户部打了个对折，准备拨给150万两，呈请道光皇帝朱批时，又被减少50万两。
　　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福建方面急请拨款300万两，道光皇帝索性不准。当时，清军自知在海上打不过对手，于是改在重要江海要塞防守，由于不知道英国舰队的进攻方向，只得处处设重兵死守，人就不够用了，只得从相邻省份调兵。军队开拔不是小事，需要钱饷，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军队移防需支付整装银、盐菜口粮、车粮行船路费等，比如要调东三省满营出征，军官整装银就得按80两至350两的标准发放，士兵为30两，盐菜口粮银的发放，满州旗人士兵每月2.2两，绿营士兵每月1.3两。
　　清军平时的军费只是人头费和简单的日常训练费，不包括“开拔费”，按几万人调防来计算，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无奈签约

　　不给钱还要人家动身去打仗，的确没道理。道光皇帝还不算昏庸，没有硬逼将士们饿着肚子去上阵，他的用兵方针是能不调动就不调动、能早些撤防就早些撤防。
　　1840年9月，英国舰队从天津退往山东海面，道光皇帝赶紧命令沿海各省撤防，“以节糜费”。但三个月后，广东局势再报危急，只得又下令增防。1841年7月，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道光皇帝没有核实真伪，迫不急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攻，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吃了大亏。
　　撤了布、布了撤，贻误了不少战机，增加了不少伤亡。但说起来，还真不是道光皇帝指挥水平的问题，而是经费困住了他的手脚。鸦片战争期间，经道光皇帝之手批出去的军费超过2000万两，加上其它方面的投入，清政府额外的军费支出超过7000万两。据《清实录》的记载，1842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3714万两。
　　这就是道光皇帝最后选择求和的根本原因，而英国人本来也没有打算就此占领或灭亡中国，所以也愿意接受。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幕僚张喜在《抚夷日记》中说，英国人开始提出的赔款是3000万银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2100万银元，这里指的是西班牙银元，每枚含银约0.72克，2100万银元折合白银约1470万两。
　　英国人为了打这场仗花了多少钱呢？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5月，英国政府曾就在中国的战争花费问题接受过议会质询，留下了一份对华战争的账单。根据这份账单，其总费用是421.5万英镑，按照当时广州海关货币兑换的行情，1英镑約等于3两，英国远征舰队的军费支出约为1263万两。
　　从常识来说，似乎有点不通：花1200多万两军费去打仗，尽管打得很顺手，但毕竟也损失了那么多人，要求1400多万两的赔偿，不符合“侵略逻辑”。后来八国联军侵华，法国只派了800人参加，付出了微小的伤亡代价，但不仅劫掠了大批宝藏财富，战后还分了7000多万两赔款；俄国派了4000人，分去了1.3亿两。
　　究其原因，英国人知道此时的道光皇帝最关心什么——如果赔款要得太多，道光皇帝不仅心疼，而且还实在拿不出来，恐怕要死战下去。英国人有比钱更看重的东西，那就是香港的割让，以及通商口岸的扩大。
　　道光皇帝关心的，并不是英国人最在意的；英国人最想要的，道光皇帝似乎也不太关心。《南京条约》在清政府内部有个“万年和约”的称呼，道光皇帝希望这份条约能就此永远结束噩梦。然而，噩梦没有结束，《南京条约》打开了一个魔盒，中国从此开始了上百年的屈辱史。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