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的命名与怀疑
　　本山大叔驰骋春晚21年，从1990年的《相亲》，到2009年的《不差钱》（期间只有一年未上春晚），几乎都是好评如潮。他给人们带来的笑声无法用钱来衡量。正因此，他能花亿万巨资购置庞巴迪，也属劳动所得，并无人眼红。从当初拧着茅台酒去叩央视春晚的大门洒泪而归，到后来的央视春晚离不了他，赵本山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当春节临近，人们便会关心春晚有没有赵本山。有一篇《何必为难赵本山》的文章说：“对于春晚，每年所期待的也就是赵本山的出场，他出场前坐着观看节目，是为了等他出来，他演完了，春晚也就不看了。”这虽是作者自道，但持这种态度的恐怕为数甚巨。有个说法：“出了山海关，只看赵本山。”赵本山是东北人，在东北受欢迎并不奇怪，但我等是南方人，喜欢赵本山的程度似乎也不亚于东北人。他所塑造的徐老蔫、大忽悠、黑土等形象让人记忆深刻；经过他的小品，“太有才了”“忽悠”“相当”“不差钱”等成为流行语；他领着范伟、高秀敏、小沈阳、丫蛋上春晚，让他们一夜走红；他是获得春晚观众最喜欢节目最多的“小品王”……赵本山时代并非没有别的小品和演员，但这些小品和演员都被赵本山的阴影所笼罩，其影响远远不及赵本山。
　　不仅如此。赵本山所经营的影视娱乐帝国本山传媒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制作的刘老根系列、《乡村爱情》系列，其影响力让许多官办的电视台汗颜，当然也让许多官办的电视台轻轻松松在广告中插播刘老根、《乡村爱情》而挣了个盆满钵满。
　　赵本山，由一个黑土地上的草根、唱二人转的民间艺人，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王蒙2009年发表一篇《赵本山的“文化革命”》一文，对赵本山进行了充满激情的高度肯定，认为他代表的是与主流文化、殿堂文化、经典文化相并行的农民文化、民间文化、外省市场文化，“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夸大一点说，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王蒙在分析小品《不差钱》时说：“尤其是‘不差钱’的反复宣称，既表达了对于城市的宰人商业的抗议，也反映了不那么差钱以后的农民弟兄今非昔比，腰杆渐硬，进一步有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觉自为。”其评价之高、分析之理性、态度之严肃，实属少有。这可以看作是主流文化的人们对于土得掉渣的赵本山小品的正式认可。
　　潘采夫有一篇《赵本山是不是文化英雄》的短文，在概述了赵本山的巨大成功之后说：“赵本山是不是一个文化英雄？写到这里，好像已经不需要回答。但我心里总还有一点疑问，一个财富广阔的英雄，一个接近权力的英雄，能不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英雄呢？”这里作者似乎想肯定，但又在表达怀疑。
　　笔者以为，问题也许出在关于“文化英雄”的标准或内涵上：是单有文化（艺术）成就和影响的人才称得上“文化英雄”，还是既有文化（艺术）成就和影响又有钱有势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文化英雄”呢？也许，人们更希望的是前者，更认同的是“纯粹”的文化（艺术）。这一点从王蒙的论述中也可看出。他所称道的“文化英雄”，并非有着巨大财富和巨大权力的人物，而是创造了一种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化的人物。在这方面，“英雄”可以与“文化”搭配，但不可以与“财富”或“权力”组词。但不巧的是，赵本山不仅在文化的表演上取得了成功，还在财富的创造上取得了成功，甚至还在权力的获得上取得了成功。集明星、商人于一身，怎么能与人们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挂上钩呢？但他的小品以及电视连续剧确实是很多人所喜爱的作品，他又确实发了财，在他的本山传媒帝国他确实是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力者——这种复杂的身份，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确实让人们感到迷惑。同样令人感到迷惑的还有：一方面无数的观众对赵本山充满期待，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进行激烈的批评，甚至对他进行“劝退”（如，有人认为赵本山垄断或霸占央视春晚近20年，是一种“文化霸权”，因此赵本山应当退出央视春晚）。
　　批评的背后
　　随着本山时代的延续，随着人们对其表演的熟悉，人们越来越感到其表演手法的单调重复。于是有人感叹：本山技穷了；本山老矣！特别是他《捐助》中的表现，很不尽人意。人们感到，这里的本山已无搞笑的激情与灵性，显得甚是木讷迟钝，与《卖拐》中的忽悠，与《不差钱》中的爷爷差距很大。平心而论，《捐助》若放在别的场合，若是别人表演并且达到同样的水准，也算中上乘作品了。但因为是赵本山的作品，大家也就不免挑剔起来。
　　这里有“审美疲劳”的问题。再有天才的艺人，其表演看多了也不免令人生厌。于是人们就希望他提供更新更奇更强更烈的娱乐刺激或享受。对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艺人，人们爱之捧之以至视作偶像，对于不能满足这种娱乐要求的艺人则冷之厌之以至不屑一顾。艺人若要成功，就得把握观众的喜好，尽力满足它们，否则一辈子也别想红别想火。但人们的口味又总是在变，老一个调子、老一套路数就不免令人疲劳而逃不脱被人冷落抛弃的命运。可以说是，成也套路、败也套路；或者说，成也观众，败也观众。
　　但这里又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人们批评《捐助》的问题，往往集中在其“真实性”上。“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人，刚收到大家的捐款就买来昂贵的国窖1573送礼，这不是做广告胡说八道吗？”人们看到，在这个作品中夹杂有三个广告（国窖1573、搜狐、搜狗），人们还看到了“一拖四”（领着四个徒弟上春晚），表现了强烈的商业性。作品的商业意图一旦被人窥破，观众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显的商业因素，对作品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引起作品完满性、自足性的消解，以及观众对于作者创作态度、创作方式的怀疑乃至不满。
　　与“真实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还有人反感于《捐助》对主流意识的表达。《捐助》以助人为乐、扶危济困为主题，通过失误、误解、误会造成喜剧冲突。在躲避崇高、反感严肃、消解价值、逃离意义的语境下，人们只想纯粹地娱乐，任何沉重的东西这时都显得不合时宜，任何“寓教于乐”的企图都会遭到反对。《捐助》因为有着明确的主题，于是遭到那些只想纯粹娱乐的人的反感。这种反感也通过其对于对于好人好事的怀疑体现出来。 　　人们批评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捐助》对弱势群体的作践和歧视，“给寡妇挑水”“给寡妇捐款”之类噱头遭到人们的炮轰。虽然这种批评有点“上纲上线”，但也似乎表明赵本山成为人们不能不看、不能不说的对象：有井水处即说“赵本山”。这可以从两个对立的“调查”结果得到印证。
　　“最烂的”与“最喜爱的”的对立
　　时间回到2010年。这年春节前网友热评“春晚不想看的10张脸”，赵本山名列第一。节后凤凰网发起“春晚最烂小品”评选，赵本山的小品《捐助》高居榜首。看起来人们已经厌恶赵本山到了极点。但在央视“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捐助》仍然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两个结果完全相反，孰真孰假？也许人们会更相信来自民间媒体的评价。但在我看来，两个评价都真，但又都假。两种结果都是观众真实态度的体现，但两种结果又都是片面的，都只是体现了部分观众的态度。之所以造成这种看起来对立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这种评选方式。
　　当网上进行“最烂”小品评选的时候，它只能表达一部分观众认为“最烂”小品的评价，而不能表达另一部分观众认为“最好”小品的评价，其结果，“最好”小品的评价被遮蔽、被过滤，“最烂”小品的评价被表达、被显现；而谁能夺得这个“最”呢？那自然是谁影响最大、谁传播最广，谁就最有可能“幸运”当选；加上评选时候网民的相互感染、恶作剧的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即使不统计，估计也会是赵本山当选。同样，评选“最喜爱”的方式则遮蔽掉了、过滤掉了“最烂”的评价态度，而只呈现“最喜爱”的评价态度。这样，凭着赵本山的人气，凭着他的高人一筹的表演，他也会名列第一。这种评选方式只及一点、不计其余，其片面性不言而喻。如果改变一下评选方式，让观众同时评选“最烂”与“最喜爱”的小品，估计赵本山将会同时当选，其结果将与凤凰网站和央视分别评选的结果相同。这样，事实上就将观众分成了两个族群：喜爱他的与厌烦他的。
　　理性地讲，一种态度不应当干涉另一种态度，如果自己喜欢，不能强迫别人也去喜欢；自己厌烦，也不应强迫别人也去厌烦。特别是厌烦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口诛笔伐去恶心那些百看不厌的人。两种极端的态度不应相互否定。西方早有“趣味无争辩”的说法，不同的审美趣味本没有高下之分，这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喜欢赵本山的固不必说，奇妙的是，那些厌烦赵本山的人大可不去理会他就得了，却为什么又要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厌烦情绪呢？这就涉及所谓“纯粹娱乐精神”。
　　纯粹娱乐精神
　　在当下，文化娱乐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强烈欲望，但这种文化娱乐又似乎与其他目的相对立、不可融合。生活紧张忙碌，需要放松、需要娱乐；衣食无忧了，也需要与之相应的轻松娱乐活动。现在文化娱乐精神发展到空前自觉的程度，以至人们不愿看到在娱乐中掺杂非娱乐的因素。不想被利用，不想被愚弄，不想被当成弱智，更不想被教育。寻求一种自在的、自由的、无目的、无功利的娱乐，这对于大众来说似乎已成一种本能。湖南卫视之所以这么红火，“天天向上”与“快乐大本营”那么得人心、有人气，就是这种“纯粹娱乐精神”的体现。“纯粹娱乐精神”的背后又是现代后现代社会人们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前所未有的高涨。这种意识的高涨甚至还体现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对于煽情的拒绝。人们一方面感到社会生活缺少温情，呼唤真情的回归，期盼被感动，但另一方面又拒绝感动、拒绝煽情，各种抒情叙事都有可能被视为虚情假意、表演作秀。这种矛盾，其实正体现了当下人的社会性与主体性、共通性与独立性的矛盾。
　　赵本山创造了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的成就又并非没有根由。表演什么，怎么表演，其实不是赵本山所能左右的。赵本山的成功，除了其个人的表演才艺，更重要的是其表演与大众娱乐欲望的契合。他的小品，贴近百姓生活，夸张而微妙地模仿各种卑微而可笑的农民，让他们自身呈现出各种乖谬错讹，从而让任何一个看了的人发笑，产生优越感。但随着“纯粹娱乐精神”的高涨，人们越来越感到赵本山小品与这种精神的不合、错位。人们发现，《捐助》表现了两种功利性，一种是商业功利，一种是道德功利。有着“纯粹娱乐精神”的人们，一方面期求“纯粹的娱乐”，一方面讨厌无处不在的商业炒作、逃避任何形式的严肃说教。当你能契合其娱乐欲望的时候，你就是偶像；当你不能契合其娱乐欲望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人们需要偶像，也塑造偶像，但也会无情地打碎偶像、抛弃偶像。当有人批评赵本山垄断春晚舞台、几乎将春晚舞台变成刘老根大舞台的时候，其所体现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审美需求问题。像王蒙那样发掘其“微言大义”的，正是这种娱乐精神所不愿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对“纯粹娱乐”需求，是迎合还是超越？这是赵本山所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