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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屋之法——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檐方心，相去远近，分为三分，从檐方背至脊背举起一分，如瓦厅堂，即四分中举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
——《营造法式·看详》
盖房子，中国自古讲究营造法式，各种营造法式的遵循及变换是可以筑造出各种建筑意象的。屋顶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了，就似戴在人头上的帽子，或相当于人的发型，外人对它的审视是直观的，它反映出建筑的个性，所以我对屋顶的样式选择就格外留意了。
解放前，大户人家房屋是带房脊的，屋顶是两坡的。解放后，由于沧州地区屡受水灾、风灾、震灾的破坏，如果房屋倒塌后重盖新房，一般人家以建土房为多，建版筑墙、土坯墙的，屋顶则是平顶式的，稍微前倾，属“一坡”，也叫“一出水”。平顶房方便了农家在屋顶晒粮食，晒红枣，但不方便之处是屋顶容易积存雨雪。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家盖房子大都是砖瓦房了，许多房屋的屋顶起了脊，具有了两坡的屋面。当今，随着建筑材料的丰富，一些人家盖起了小楼、别墅，有的对屋顶采取了更时髦的做法，甚至有建成了四坡、六坡、八坡的，参照了英国的乔治版本、法兰西式和美国的维多利亚风格。不过，有个别人家仍然喜欢平顶房，只是在屋顶四周筑起了女儿墙，在女儿墙的斜面上再挂瓦。这是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变通，说它属于“新古典主义”也合适。
我选择了两坡、有屋脊的屋顶样式。在确定屋面坡度是直线或带凹面的问题上，负责施工的表弟多次提醒我：“要不要‘囊’？” 关于这个“囊”，中式的房屋都有。“囊”是在屋顶下往上看时的圆肚状，是曲线形的，是本地泥瓦师傅的建筑土语。据《考工记》所载：“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远”，也就是说，工匠们从车顶篷排水的经验中获得灵感，于是将屋顶设计得陡峭些，而下部分平缓些，这样雨水就能快速下泻，并且排水会依屋顶的曲线像抛物线一样甩出去，不会形成垂直下淌而侵蚀了房基和台基及木构件，从而达到排水快中有缓的效果。“囊”其实所说的也是这件事。我真惊叹古人，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将这个精妙的办法给总结出来了。
但是，要不要“囊”的问题依然难住了我。我所盖的屋顶是混凝土浇筑的，如果刻意要这个“囊”，浇筑混凝土的木模板必须也要有曲线。可斜面屋顶中间一旦有了凹曲，结构力学上的强度就势必弱减了。经了解，我才明白，古人制作凹曲的“囊”原本是用不着刻意制作的，过去的屋顶结构都是木架构，斜面屋顶到了下半部分需要凹曲时刚好有相应的梁、檀、柱承接，以此转换过渡正合适。而现代的浇筑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则没有了这个方便。由此我只得以安全实用为第一，舍弃了“囊”，采取了斜面直线的方法。
然而，对于舍弃“囊”另搞一套的我，好像有人觉得予以教训的还不够深刻，于是乎又故意的将“囊”这个“包裹”慢慢地层层打开，接下来又给我补上了一课。
到了该给屋顶铺瓦的时候，施工的表弟又问我：“要不要在屋顶铺铜丝？”我一了解才知道，我选用的屋瓦是灰蓝色的大块状“S瓦”，也叫“西瓦”——西式瓦的简称。在陡峭的斜面屋顶一层一层地铺瓦，上层堕压下层，特别是时间一长，风吹日晒雨淋雪压以后，水泥胶和减退、咬合松动那是肯定的，屋瓦是很容易下滑坠落的。屋瓦坠落可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坠瓦砸着人那可不得了！所以铺瓦时就要在屋顶横向上预埋多条铜线，好让每趟瓦与铜线系联以增强锚固，就像串铜钱一样。表弟向我解释说，这是“西瓦”铺设施工中的标准做法。真麻烦！自作聪明的我万万没想到，在浇筑了混凝土屋顶后又选用了“S瓦”，竟然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此时，我不由地怀念起“囊”来了。又经了解，我才知道，如果屋顶是中式的，有了“囊”，基本上就不会发生此类问题。中式的屋顶可铺中式的布瓦或筒瓦，其型制适中，摆布灵活，也没有“西瓦”沉重，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囊”，屋顶斜面到了下半部分已缓冲，垂直坠力顿减，不易发生坠瓦现象。即使发生坠瓦意外，瓦片最多也只是残留在房檐处，不会掉落到地面，不仅砸不着人，甚至连坠瓦都不会被摔碎——真高！
原本为了安全着想，不曾想为了安全却又滋生出了另一个安全隐患，我也只有自认愚笨了。此时此境，我总感到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在一直盯着我，他一再地逗着我玩，拿我找乐，可我就是看不见他……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看得见的了。我的房子盖好后，从远处看明显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屋顶是直坡，又铺了“S瓦”，就像是一个头戴英格兰鸭舌帽的人蹲在了一群戴草帽的人中间，好不奇怪！
这种窘况，完全缘于自己内心想法的矛盾，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不一致造成的。同时，它再次证明了所谓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并不是靠简单的拼接混合就能达成的，两者之间常常并不是能够水乳交融的，有些时候两者的关系更像是水和油。
恐怕我是真的要顶着那顶帽子在乡野之间蹲上一段时日了。好在这只是在自家院子里盖房，既不是景观，也没有社会公议，丑俊自知，权当一次教训了。
我想，在城市里盖房子就不该这么随意了吧，对于房地产商、开发者、城市规划者，是不是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感？但体制所形成的现实并不完全这样。
大约是在房子盖好后，我又数次乘飞机来回于北京、深圳。有几次是坐在飞机左舷临窗的位置，每逢飞机将要徐徐降落，或是飞机起飞后不久，我便会往左俯看北京城区。只要天气晴好无云，就常常能在城区中央看到一个有折射反光的圆形物体。这可是新景物，以前从未见过的，噢，莫不就是传说中的“大剧院”？
从远处看，它像是在黏稠的沫液中泛起的一个气泡，也像是农民种菜的“透明塑料大棚”——经常在城郊见到的那种。我揣摩着，把这异样的物体放在城市中央、城区中枢，是迎合了近年来城里人时兴把乡下的东西往城里搬的趋向吗？好像又不是，据说这剧院跟农民无关，也无菜农参与，是外国人设计的。也难怪，现在又时兴把国外的东西往国内搬了。一说“外国人”，我又狐疑了，不知这件事审查了没有，那透明的反光物不就是现成的导航“指示器”、摆在地上的“坐标仪”吗？那附近地带可是我们的心脏，那条街可是我们的文脉呀！不过，后来又听人家说了，那设计漂亮极了，寓意可多了。因为我没去看，所以半信半疑。
从天上看北京城只能看到一些醒目的建筑。如果在城市、郊区内行走，那就能看到许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建筑了。如果说我们国家重要的大城市建设规模已接近了国际化大都市水平，那么我们是睁着眼看着它们进入现代化的。有的城市街区时隔一年再回去一看，变化之大足以让你恍如隔世，这也着实令人兴奋。
但也有让人感到刺眼的，最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莫过于那些毛糙、急躁之下构筑的建筑了，这些败笔之作、砖石垃圾，每日总会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生硬地成为了街景，强迫性地成为了你生活的背景。
这几年，我常往来于京、津、深、穗、沪等大城市，有时游走于城市主要干线，在街道两侧，仅凭极不专业的眼光就能发现一两处由极不负责任的发展商开发的极其恶心的房地产项目，它简直就像是随地大小便后扬长而去，最终给城市留下了固体排泄物一样；而烂尾楼就像仓促得连屁股都没擦净，并且不提裤子，不穿衣服，赤裸裸地在那一站就是几年、十几年，每天让人从上到下看个遍！这些不讲卫生的人和排泄物是怎么混到街上来的？
有可能是家庭生活水平窘迫的原因，会影响到一些人儿童期过得不顺利，对“积木游戏”、“拼图玩具”的情结发育得不健全。但如果未经补养，任由这些“孩子”当设计师，你便总能看到胡搭乱盖、堆砌而成的幼稚“图形”，你看到的总是永远长不大的“作品”。
喝过洋墨水就算了，不能连大脑都被注入了牛奶，给房子起名子怎么把人家的“温莎”、“罗马”、“第五大道”、“左河沿”、“白宫”，全往咱家里搬！做“富贵梦”也不能僭越擅动“皇”家的东西呀，那也是文物的外延部分呀。给房子贴上“皇”、“王”、“帝”呀，“御”、“圣”、“宫”呀的标签就等于有了躺在故宫龙床上的感觉了？
有专家说建筑具有象征性、指示性的功能，有暗喻人类形体的倾向，我起初认为这说法有点玄。可当我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旋转望塔观览时，我信服了。其中有一类型的建筑物就非常突出，并且体量巨大，其形体伟拔挺举，这些建筑楼顶都带着装饰性的帽子、顶子！看得多了，逼真了，不得不感叹专家的论断，也觉着这些建筑物都更像是佛洛伊德先生布置指导后设计的产物。
现在又渐渐进入了理性的时期，阴性思考、阳盛阴衰下以柔对刚的调和又多了，于是类似于乳房的“半圆形”的建筑物也多了，甚至基于女性的“薄、透、露”的玻璃幕墙、通体透明的建筑也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仅以男性对偷窥、裸癖的热衷来解释，如果不过分过滥，它也确是人性的关怀，时代的召唤。
最近发现这个势头还有变异，明明应该是“一对”的东西，偏要建成“仨”；看那物状本该是“一个”的，非要弄成“双子”。是“刚”上加“刚”，还是“负负”为阳？男不男，女不女，看什么像什么的东西又多了起来。我也有机会从地面上接近了那折射反光的圆形物体，噢，我没有怀疑自己的眼睛，原来竟是一件半球状的“硅胶透明体”扣在那儿！还是人造的，怎么只留下一个，另一个哪去了？
我们是一个擅于营造的民族。宋朝的《营造法式》是为了防贪污、防冒领、防偷工减料而订立的规范，其保留的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是世上无人能及的，其保留下来的各种建筑意象也成了外国人设计灵感的源泉。丹麦建筑设计师伍重设计了悉尼歌剧院，那独特、浪漫的帆状屋顶已成为澳洲人的骄傲，而伍重也获得了2003年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但这全源于他喜爱《营造法式》，研究《营造法式》，常将《营造法式》置于左右。其实，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就是创造性地把中国建筑中“大屋顶”演绎化，将“大屋顶”直接建筑在台基、地面平台上的结果，伍重以中国的“大屋顶”为自己赢取了丰碑。而为什么今日我们的大剧院反要请别人来帮忙了呢？我们的“营造法式”枯竭了吗？我们的《营造法式》是可以变生出无数法式的啊，不能再一味追求英式、美式、法式了！
——《营造法式·看详》
盖房子，中国自古讲究营造法式，各种营造法式的遵循及变换是可以筑造出各种建筑意象的。屋顶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了，就似戴在人头上的帽子，或相当于人的发型，外人对它的审视是直观的，它反映出建筑的个性，所以我对屋顶的样式选择就格外留意了。
解放前，大户人家房屋是带房脊的，屋顶是两坡的。解放后，由于沧州地区屡受水灾、风灾、震灾的破坏，如果房屋倒塌后重盖新房，一般人家以建土房为多，建版筑墙、土坯墙的，屋顶则是平顶式的，稍微前倾，属“一坡”，也叫“一出水”。平顶房方便了农家在屋顶晒粮食，晒红枣，但不方便之处是屋顶容易积存雨雪。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家盖房子大都是砖瓦房了，许多房屋的屋顶起了脊，具有了两坡的屋面。当今，随着建筑材料的丰富，一些人家盖起了小楼、别墅，有的对屋顶采取了更时髦的做法，甚至有建成了四坡、六坡、八坡的，参照了英国的乔治版本、法兰西式和美国的维多利亚风格。不过，有个别人家仍然喜欢平顶房，只是在屋顶四周筑起了女儿墙，在女儿墙的斜面上再挂瓦。这是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变通，说它属于“新古典主义”也合适。
我选择了两坡、有屋脊的屋顶样式。在确定屋面坡度是直线或带凹面的问题上，负责施工的表弟多次提醒我：“要不要‘囊’？” 关于这个“囊”，中式的房屋都有。“囊”是在屋顶下往上看时的圆肚状，是曲线形的，是本地泥瓦师傅的建筑土语。据《考工记》所载：“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远”，也就是说，工匠们从车顶篷排水的经验中获得灵感，于是将屋顶设计得陡峭些，而下部分平缓些，这样雨水就能快速下泻，并且排水会依屋顶的曲线像抛物线一样甩出去，不会形成垂直下淌而侵蚀了房基和台基及木构件，从而达到排水快中有缓的效果。“囊”其实所说的也是这件事。我真惊叹古人，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将这个精妙的办法给总结出来了。
但是，要不要“囊”的问题依然难住了我。我所盖的屋顶是混凝土浇筑的，如果刻意要这个“囊”，浇筑混凝土的木模板必须也要有曲线。可斜面屋顶中间一旦有了凹曲，结构力学上的强度就势必弱减了。经了解，我才明白，古人制作凹曲的“囊”原本是用不着刻意制作的，过去的屋顶结构都是木架构，斜面屋顶到了下半部分需要凹曲时刚好有相应的梁、檀、柱承接，以此转换过渡正合适。而现代的浇筑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则没有了这个方便。由此我只得以安全实用为第一，舍弃了“囊”，采取了斜面直线的方法。
然而，对于舍弃“囊”另搞一套的我，好像有人觉得予以教训的还不够深刻，于是乎又故意的将“囊”这个“包裹”慢慢地层层打开，接下来又给我补上了一课。
到了该给屋顶铺瓦的时候，施工的表弟又问我：“要不要在屋顶铺铜丝？”我一了解才知道，我选用的屋瓦是灰蓝色的大块状“S瓦”，也叫“西瓦”——西式瓦的简称。在陡峭的斜面屋顶一层一层地铺瓦，上层堕压下层，特别是时间一长，风吹日晒雨淋雪压以后，水泥胶和减退、咬合松动那是肯定的，屋瓦是很容易下滑坠落的。屋瓦坠落可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坠瓦砸着人那可不得了！所以铺瓦时就要在屋顶横向上预埋多条铜线，好让每趟瓦与铜线系联以增强锚固，就像串铜钱一样。表弟向我解释说，这是“西瓦”铺设施工中的标准做法。真麻烦！自作聪明的我万万没想到，在浇筑了混凝土屋顶后又选用了“S瓦”，竟然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此时，我不由地怀念起“囊”来了。又经了解，我才知道，如果屋顶是中式的，有了“囊”，基本上就不会发生此类问题。中式的屋顶可铺中式的布瓦或筒瓦，其型制适中，摆布灵活，也没有“西瓦”沉重，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囊”，屋顶斜面到了下半部分已缓冲，垂直坠力顿减，不易发生坠瓦现象。即使发生坠瓦意外，瓦片最多也只是残留在房檐处，不会掉落到地面，不仅砸不着人，甚至连坠瓦都不会被摔碎——真高！
原本为了安全着想，不曾想为了安全却又滋生出了另一个安全隐患，我也只有自认愚笨了。此时此境，我总感到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在一直盯着我，他一再地逗着我玩，拿我找乐，可我就是看不见他……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看得见的了。我的房子盖好后，从远处看明显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屋顶是直坡，又铺了“S瓦”，就像是一个头戴英格兰鸭舌帽的人蹲在了一群戴草帽的人中间，好不奇怪！
这种窘况，完全缘于自己内心想法的矛盾，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不一致造成的。同时，它再次证明了所谓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并不是靠简单的拼接混合就能达成的，两者之间常常并不是能够水乳交融的，有些时候两者的关系更像是水和油。
恐怕我是真的要顶着那顶帽子在乡野之间蹲上一段时日了。好在这只是在自家院子里盖房，既不是景观，也没有社会公议，丑俊自知，权当一次教训了。
我想，在城市里盖房子就不该这么随意了吧，对于房地产商、开发者、城市规划者，是不是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感？但体制所形成的现实并不完全这样。
大约是在房子盖好后，我又数次乘飞机来回于北京、深圳。有几次是坐在飞机左舷临窗的位置，每逢飞机将要徐徐降落，或是飞机起飞后不久，我便会往左俯看北京城区。只要天气晴好无云，就常常能在城区中央看到一个有折射反光的圆形物体。这可是新景物，以前从未见过的，噢，莫不就是传说中的“大剧院”？
从远处看，它像是在黏稠的沫液中泛起的一个气泡，也像是农民种菜的“透明塑料大棚”——经常在城郊见到的那种。我揣摩着，把这异样的物体放在城市中央、城区中枢，是迎合了近年来城里人时兴把乡下的东西往城里搬的趋向吗？好像又不是，据说这剧院跟农民无关，也无菜农参与，是外国人设计的。也难怪，现在又时兴把国外的东西往国内搬了。一说“外国人”，我又狐疑了，不知这件事审查了没有，那透明的反光物不就是现成的导航“指示器”、摆在地上的“坐标仪”吗？那附近地带可是我们的心脏，那条街可是我们的文脉呀！不过，后来又听人家说了，那设计漂亮极了，寓意可多了。因为我没去看，所以半信半疑。
从天上看北京城只能看到一些醒目的建筑。如果在城市、郊区内行走，那就能看到许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建筑了。如果说我们国家重要的大城市建设规模已接近了国际化大都市水平，那么我们是睁着眼看着它们进入现代化的。有的城市街区时隔一年再回去一看，变化之大足以让你恍如隔世，这也着实令人兴奋。
但也有让人感到刺眼的，最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莫过于那些毛糙、急躁之下构筑的建筑了，这些败笔之作、砖石垃圾，每日总会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生硬地成为了街景，强迫性地成为了你生活的背景。
这几年，我常往来于京、津、深、穗、沪等大城市，有时游走于城市主要干线，在街道两侧，仅凭极不专业的眼光就能发现一两处由极不负责任的发展商开发的极其恶心的房地产项目，它简直就像是随地大小便后扬长而去，最终给城市留下了固体排泄物一样；而烂尾楼就像仓促得连屁股都没擦净，并且不提裤子，不穿衣服，赤裸裸地在那一站就是几年、十几年，每天让人从上到下看个遍！这些不讲卫生的人和排泄物是怎么混到街上来的？
有可能是家庭生活水平窘迫的原因，会影响到一些人儿童期过得不顺利，对“积木游戏”、“拼图玩具”的情结发育得不健全。但如果未经补养，任由这些“孩子”当设计师，你便总能看到胡搭乱盖、堆砌而成的幼稚“图形”，你看到的总是永远长不大的“作品”。
喝过洋墨水就算了，不能连大脑都被注入了牛奶，给房子起名子怎么把人家的“温莎”、“罗马”、“第五大道”、“左河沿”、“白宫”，全往咱家里搬！做“富贵梦”也不能僭越擅动“皇”家的东西呀，那也是文物的外延部分呀。给房子贴上“皇”、“王”、“帝”呀，“御”、“圣”、“宫”呀的标签就等于有了躺在故宫龙床上的感觉了？
有专家说建筑具有象征性、指示性的功能，有暗喻人类形体的倾向，我起初认为这说法有点玄。可当我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旋转望塔观览时，我信服了。其中有一类型的建筑物就非常突出，并且体量巨大，其形体伟拔挺举，这些建筑楼顶都带着装饰性的帽子、顶子！看得多了，逼真了，不得不感叹专家的论断，也觉着这些建筑物都更像是佛洛伊德先生布置指导后设计的产物。
现在又渐渐进入了理性的时期，阴性思考、阳盛阴衰下以柔对刚的调和又多了，于是类似于乳房的“半圆形”的建筑物也多了，甚至基于女性的“薄、透、露”的玻璃幕墙、通体透明的建筑也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仅以男性对偷窥、裸癖的热衷来解释，如果不过分过滥，它也确是人性的关怀，时代的召唤。
最近发现这个势头还有变异，明明应该是“一对”的东西，偏要建成“仨”；看那物状本该是“一个”的，非要弄成“双子”。是“刚”上加“刚”，还是“负负”为阳？男不男，女不女，看什么像什么的东西又多了起来。我也有机会从地面上接近了那折射反光的圆形物体，噢，我没有怀疑自己的眼睛，原来竟是一件半球状的“硅胶透明体”扣在那儿！还是人造的，怎么只留下一个，另一个哪去了？
我们是一个擅于营造的民族。宋朝的《营造法式》是为了防贪污、防冒领、防偷工减料而订立的规范，其保留的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是世上无人能及的，其保留下来的各种建筑意象也成了外国人设计灵感的源泉。丹麦建筑设计师伍重设计了悉尼歌剧院，那独特、浪漫的帆状屋顶已成为澳洲人的骄傲，而伍重也获得了2003年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但这全源于他喜爱《营造法式》，研究《营造法式》，常将《营造法式》置于左右。其实，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就是创造性地把中国建筑中“大屋顶”演绎化，将“大屋顶”直接建筑在台基、地面平台上的结果，伍重以中国的“大屋顶”为自己赢取了丰碑。而为什么今日我们的大剧院反要请别人来帮忙了呢？我们的“营造法式”枯竭了吗？我们的《营造法式》是可以变生出无数法式的啊，不能再一味追求英式、美式、法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