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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悦长，1911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李太乡(今红安城关镇)上程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接见，1957年在北京治病期间。毛主席到医院去看他并深情地对他说：“程悦长同志，你很爱兵，你对部队很有感情。我们的军队能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亲密团结，共同对敌。你是新四旅的，新四旅跟我在延安好多年，后来王胡子(指王震同志)把你们带到新疆去了，见不到你们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很激动。随后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并要求医院全力治疗。临别时，毛主席紧紧握住程悦长的手，再一次情深意重地说：“现在你身体有病，要好好治病，既来之、则安之。病治好了，才能工作，你在北京要养好病，回去以后，代我向同志们问好。”程悦长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成……”同时还立下遗嘱，逝世后把遗体献给国家，作为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他是英年早逝的开国将星，解放后他先后两次回过故乡，作者将其回乡的情景整理成文，以示对将军的怀念。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黄安县境，中共黄安县委、政府于4月7日进驻县城。一封落款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师部的信从甘肃飞到了黄安……
少年的程悦长在两个哥哥程福长、程喜长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大革命运动兴起后，他们兄弟3人全部参加了革命。福长、喜长参加了赤卫军。悦长则参加了少先队。程家的屋后有一个地窖，通常是保藏红苕，但它实际上是赤卫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悦长便经常为赤卫军站岗、放哨、送文件。1927年程家兄弟3人一同参加了黄麻起义，由于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福长和喜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而悦长则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福长和喜长惨遭杀害，其父悲伤成疾，不久便离开了人世。1929年10月程悦长便瞒着母亲和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1932年元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排长牺牲了，他勇敢地顶替上去，带着战士们冲上敌人的阵地，消灭了敌人的一个连，受到团首长的奖励，当即被升为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排长，不久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连长。同年10月，随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1933年，在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战斗中，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被调到九十三师政治部，先后任宣传干事、组织科科长。1935年3月，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他历任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政委、师部医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1936年10月，胜利达到陕北。写有《记陕北三战三捷》和《难忘的教诲》等文章流传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六旅七七二团卫生指导员，后随开赴晋东南建立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任营教导员。进而挺进华北开辟冀南平原根据地，任新编第一团政委。1939年2月参加了有名的香城固战斗，此战先由兄弟部队将日寇引出笼后，新一团发起攻击，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歼敌200多人，烧毁8辆汽车，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香城固战斗是一次出色的平原歼灭战，作为光辉战例载入了八路军史册，朱德总司令嘉奖新一团为“模范青年团”，程悦长被三八六旅选为出席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5月，程悦长抵达延安，先后进入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2月，新编第四旅在延安成立，他升任该旅十六团团长，驻守在甘泉县傅村川开展大生产，保卫延安的南大门。他每天开荒一亩多，成为全团学习的榜样。1945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七大”会议。同年8月，国民党见日军如秋后蚂蚱，乘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举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夺取了边区南部爷台山及周围数十座村庄。党中央命令予以坚决反击，十六团主攻爷台山。8月8日晚，一枪未放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次日天明，直攻主峰。进攻中他身先士卒，把帽子一甩，举起手枪冲出战壕，带着战士们冲向敌碉堡，全歼守敌一个营部和5个连。接着配合兄弟部队收复全部失地，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党中央。1946年6月，他任新四旅副旅长。此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的各个著名战役。
1947年10月，新四旅与教导队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他任新四旅旅长。1948年4月，六纵队随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师凤翔地区发动西府战役，不料，青海马匪抄后路将六纵队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程悦长闻讯立即率部跑步30余里，赶到屯子镇解围。在严密的包围圈上，硬是砍开一个缺口接应出六纵队，但新四旅却陷入了重围。他亲自端着机关枪，带着突击队在前面开路，战至天黑，大部突围而出，但250多名伤病员身陷重围。程悦长集中部队所有的绑腿。结成300米长的绳索，深夜从悬崖上缒下，终于救出了全部伤病员，实现了突围的彻底胜利。纵队政委在总结西府战役时说：“没有新四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主力和总部的安全转移。新四旅领导同志的风格，值得全军学习。”
1949年1月，全军大整编，新四旅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程悦长任师长。5月率部协力解放西安。7月参加扶眉战役，全歼敌胡宗南部4个整军。8月参加兰州战役，解放兰州后，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便给故乡写了第一封家书……
程悦长投身革命后一直没有音讯，家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他大哥福长的儿子程方珍、程方玉还在福长和喜长的墓侧替他修了一座坟墓，以示对细父的怀念。程悦长的母亲得知黄安全境解放后，便天天叫方珍上县打听儿子的消息，可当方珍兄弟收到了悦长离家20多年后的来信。知道细父还活在世上并做了大官时。悦长的母亲却离开了她日夜思念的儿子……
饮马凉水井，泪洒双亲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率部进人新疆。兼任迪化(现乌鲁木齐)城防司令和北疆地区防务，后又兼迪化地委书记，负责北疆12县的建党建政、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工作。1952年2月任第六军军长，1954年10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当年。程悦长的侄儿们收到了细父的家书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当即请先生写了回信，告知奶奶病逝的消息。等待将军的再次回音。回信发出一个多月后没见来信，方珍兄弟又急了，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后，又一封书信从新疆飞来……
方珍、方玉侄：
见信如面。
首封书信发出后，我便率部进入了新疆。由于剿匪在急，没即时回信，望谅解。见你们兄弟二人已长大成人，心中甚慰。自与你们的父亲和二叔参加革命至今，弹指之间已有20余年，20年来，我常悲痛于两 位兄长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亦悲愤骨肉分离，相隔天涯……我已成家而又不能要家，参加红军后，就把生命置之度外，忆当年秘密从军时，你们母亲溘然而去，万般无奈靠我母亲带着你们乞讨为生，每想至此，叔父常于静夜心酸至极而无法入眠。泪如雨下……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我九死一生，能幸存下来，与两位侄子谈心，又高兴得彻夜难眠，得知我的母亲，你们的祖母故去的噩耗，我一周茶饭不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懂其故，我便把家信给他们看了。眼前蒋匪余党横行，安定新疆任务繁重，叔父不能脱身。等待时机，由组织批准后回乡来祭拜你们的祖母和看望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提前写信告知你们……
1950年农历9月初一，一行人马在深夜悄悄进入红安县境，他们是程悦长将军和夫人胡子曼(广州人)、儿子程延文、程七大(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七大召开而取名)及女儿程小保、警卫员陈光明等6人。过了红安县城后，离将军的湾子不足10公里，但乡里已吃了中饭，将军归心似箭。不觉来到了“凉水井”。“凉水井”是一个顾名思义的小湾子，在将军的湾子上程家的前面，与“凉水井”隔冲相望。将军在“凉水井”停了下来，取下“脚鱼壶”到井里去灌水。警卫员急忙上前制止并对将军说：“这井水小孩用手就可以摸着，怕不能喝呀首长。”将军就地盘坐下来对警卫员解释说：“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这口井里的水清凉可口，方圆数里闻名。我16岁参加了革命，当上了交通员，送信渴了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喝水，这里的水真甜啦!长征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几天几夜没吃没喝的，当时我总想起了这口水井。后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斗争多么残酷和惨烈，想起了两个哥哥带着我啃了红苕，喝饱了凉水，冲向了战场，跟我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我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警卫员劝将军说：“您这不已经安全地回来了咧。”
将军一行回到上程家湾时，天已黑静了。乡亲们知道他回来了，男女老少蜂拥而来，把二堂兄程华长的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堂屋里的梓油灯被娃娃们挤泼了。见此，华长吩咐内人把隔壁几家的油灯全部借来了。将军的夫人连忙给乡亲们递烟撒糖果。坐下来后。华长的内人去给将军一家弄吃的。慌乱之中灶头上的油灯又掉到了灰槽里……将军连忙起身对嫂嫂说：“今晚你就不要弄饭了，我们带有干粮，你多烧点开水，两家人都吃一顿干粮吧。”华长说：“也可以，免得屋内都是烟。我明早再把窗户上塞的几个稻草把子拿掉，悦长弟大难不死，做了大官，必有后福，再肯定不会象你从前在家里和我们现在蹲在两头穿的茅坑里用稻草擦屁股……”将军眼泪出来了，接着又笑着对乡亲们说：“如今我们能安定坐在一起就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啊!家乡这个样子我又不是不晓得。还有些地方没有解放咧!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好日子在后头，不过，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共同艰苦奋斗。你们看看，我象个做官的样子和料子吗?”乡亲们仔细看了看将军的衣着和打扮，穿的是一套学生蓝的制服，打了上lO个补钉。剃个平头，脸色苍白……
第二天，也是将军母亲的忌日，将军夫妇上山祭拜父母。三拜之后，将军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推弹上堂，仰天开枪……以示对父母的怀念。 ’将军回乡的消息迅速在十乡八里传开。人们都跑来看他。诸亲六眷每户带来了上10个鸡蛋，他每家给了10块钱，亲戚对此有意见，认为将军把亲戚看外了。将军笑着解释说：“我回来的时候是想给你们带点什么，但路途遥远确有诸多不便，如果这点心意你们也不接受，那我也不好想啊!”
将军回乡后的第三天，堂兄华长对他说：“你的前妻杨氏尚在人间，是你走后的第七年才改嫁到离我湾3里多路的李德湾的。”将军低头不语，没有回答堂兄。次日吃了早饭后，将军对堂兄说：“我给20块钱，你代表我们夫妇去看看她，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能不能到我家来作客。”杨氏也不回避，心想到，一日夫妻百日恩，况且将军是为了革命，又不是嫌弃她……当即就借了上10个鸡蛋和自拣的一小篮干红苕叶子随华长到来了上程家，午餐时，将军夫妇专吃红苕叶子和稀饭，杨氏也不肯吃鸡蛋，专门夹给将军夫妇的几个孩子，并不时地转过头去擦眼泪。见此，将军夫妇放下了碗筷……
首次探亲，将军一行在红安呆了10天左右。
病危思故乡，高官献低薪
将军长期驻守在新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带领部队踏冰卧雪，追剿土匪，屯垦开荒，兴修水库，兴建农场，发展经济，安定市场，为建设新疆日夜操劳。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克勤克俭，终于积劳成疾，于1952年春住进了兰州陆军医院。4年后又住进了北京医院。程方珍兄弟得知后，由村里和乡亲们筹措路费200多元前去探望。并带去了乡亲们从牙缝里挤出的几斤花生油，将军次次拒收。他坐在病床前耐心地对侄儿们说“我就是再没油吃，国家每月要供应4两至半斤，而你们要是遇到了荒年连沾锅的油都没有啊!我又不是什么大病，估计一两年也走不了……等你们的日子过好了，我喜欢吃你们种的什么，再跟你们联系。你们没吃的，让给我吃，我实在是吞不进啊!”“那未必叫我们带转去不成?”见此，将军的夫人掏出了300块钱。将军吩咐说：“你们带回去交给队里处理。”上程家生产队纳入了分值计算，每个劳力分得了3元6角8分钱。
将军从兰州陆军医院出院不久。便和夫人第二次回到了故乡。他带病回来不为别的，是为了方便乡亲们的生活，把湾里的碾屋改造改造。原来碾屋没有后墙，房顶上百孔千疮，下雨时，外面大落，屋内小落，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首次探亲问及原因时，村长告诉他：“后墙做了好几次，但做起来又倒了，阴阳先生说‘这个碾屋里有阴兵，活人白天做墙，死人晚上推倒，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所以就干脆不修了。”所谓阴兵是乡间的一种传说，也略带迷信色彩，即湾里死于非命人的灵魂。将军虽说是个无神论者，但也知道不是一两句话能对乡亲们解释清楚，只是笑着说：“是不是墙脚挖浅了?全部用石头行不行?不过也没钱啊!我下次回来再想想办法。”将军这次回来掏出了实行工薪制以来的1400元积蓄，安排碾屋和自家的老屋各用600元，另200元口叫侄儿送给了前妻杨氏。他亲自带头挖地基，夫人上前制止。其实，将军是患的“肝腹水”，需要休息。但将军还是笑着对夫人说：“如果现在我连一张反锄都拿不动，那不就已经完了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夫人拿他没办法。乡亲们按照将军的指点，挖了一米多深的墙脚，再把烂了的小行条全部换掉……改造后的碾屋使用了30多年……
第二次探亲将军在故乡呆了个把星期。后只身去了广州探望岳父岳母便迅速回到了新疆，夫人胡子曼在上程家大约住了半年。
度荒年月，三年困难时期，将军已经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想到再回故乡的机会没有了。便托夫人再次寄回300块钱用于改善社员的饮水条件。
1961年5月1日程悦长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竟不到50岁。5年后爆发了“文革”，将军的次子程七大大学毕业后就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造反派提出了“打倒程悦长，活捉程七大”的口号。程七大只身跑到北京，通过父亲的战友将情况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程七大由新疆调到了湖南……
将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建国以后把生命的全部交给了党和人民。1953年，他因多年的肝病发展为肝硬化(后确诊为肝癌)而再次病倒，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曾要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谢绝了组织的关怀，抱病指挥部队剿匪。为安定边疆，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将军逝世后，中央军委组成治丧委员会，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市各界军民在乌鲁木齐举行追悼会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的事迹王玉胡同志撰写的《艰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一文，刊登在《解放军报》、《新疆日报》等报刊上，还被编为解放初“三反”、“五反”运动的教材，号召全军、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程悦长将军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接见，1957年在北京治病期间。毛主席到医院去看他并深情地对他说：“程悦长同志，你很爱兵，你对部队很有感情。我们的军队能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亲密团结，共同对敌。你是新四旅的，新四旅跟我在延安好多年，后来王胡子(指王震同志)把你们带到新疆去了，见不到你们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很激动。随后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并要求医院全力治疗。临别时，毛主席紧紧握住程悦长的手，再一次情深意重地说：“现在你身体有病，要好好治病，既来之、则安之。病治好了，才能工作，你在北京要养好病，回去以后，代我向同志们问好。”程悦长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成……”同时还立下遗嘱，逝世后把遗体献给国家，作为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他是英年早逝的开国将星，解放后他先后两次回过故乡，作者将其回乡的情景整理成文，以示对将军的怀念。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黄安县境，中共黄安县委、政府于4月7日进驻县城。一封落款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师部的信从甘肃飞到了黄安……
少年的程悦长在两个哥哥程福长、程喜长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大革命运动兴起后，他们兄弟3人全部参加了革命。福长、喜长参加了赤卫军。悦长则参加了少先队。程家的屋后有一个地窖，通常是保藏红苕，但它实际上是赤卫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悦长便经常为赤卫军站岗、放哨、送文件。1927年程家兄弟3人一同参加了黄麻起义，由于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福长和喜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而悦长则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福长和喜长惨遭杀害，其父悲伤成疾，不久便离开了人世。1929年10月程悦长便瞒着母亲和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1932年元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排长牺牲了，他勇敢地顶替上去，带着战士们冲上敌人的阵地，消灭了敌人的一个连，受到团首长的奖励，当即被升为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排长，不久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连长。同年10月，随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1933年，在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战斗中，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被调到九十三师政治部，先后任宣传干事、组织科科长。1935年3月，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他历任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政委、师部医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1936年10月，胜利达到陕北。写有《记陕北三战三捷》和《难忘的教诲》等文章流传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六旅七七二团卫生指导员，后随开赴晋东南建立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任营教导员。进而挺进华北开辟冀南平原根据地，任新编第一团政委。1939年2月参加了有名的香城固战斗，此战先由兄弟部队将日寇引出笼后，新一团发起攻击，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歼敌200多人，烧毁8辆汽车，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香城固战斗是一次出色的平原歼灭战，作为光辉战例载入了八路军史册，朱德总司令嘉奖新一团为“模范青年团”，程悦长被三八六旅选为出席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5月，程悦长抵达延安，先后进入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2月，新编第四旅在延安成立，他升任该旅十六团团长，驻守在甘泉县傅村川开展大生产，保卫延安的南大门。他每天开荒一亩多，成为全团学习的榜样。1945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七大”会议。同年8月，国民党见日军如秋后蚂蚱，乘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举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夺取了边区南部爷台山及周围数十座村庄。党中央命令予以坚决反击，十六团主攻爷台山。8月8日晚，一枪未放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次日天明，直攻主峰。进攻中他身先士卒，把帽子一甩，举起手枪冲出战壕，带着战士们冲向敌碉堡，全歼守敌一个营部和5个连。接着配合兄弟部队收复全部失地，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党中央。1946年6月，他任新四旅副旅长。此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的各个著名战役。
1947年10月，新四旅与教导队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他任新四旅旅长。1948年4月，六纵队随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师凤翔地区发动西府战役，不料，青海马匪抄后路将六纵队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程悦长闻讯立即率部跑步30余里，赶到屯子镇解围。在严密的包围圈上，硬是砍开一个缺口接应出六纵队，但新四旅却陷入了重围。他亲自端着机关枪，带着突击队在前面开路，战至天黑，大部突围而出，但250多名伤病员身陷重围。程悦长集中部队所有的绑腿。结成300米长的绳索，深夜从悬崖上缒下，终于救出了全部伤病员，实现了突围的彻底胜利。纵队政委在总结西府战役时说：“没有新四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主力和总部的安全转移。新四旅领导同志的风格，值得全军学习。”
1949年1月，全军大整编，新四旅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七师，程悦长任师长。5月率部协力解放西安。7月参加扶眉战役，全歼敌胡宗南部4个整军。8月参加兰州战役，解放兰州后，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便给故乡写了第一封家书……
程悦长投身革命后一直没有音讯，家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他大哥福长的儿子程方珍、程方玉还在福长和喜长的墓侧替他修了一座坟墓，以示对细父的怀念。程悦长的母亲得知黄安全境解放后，便天天叫方珍上县打听儿子的消息，可当方珍兄弟收到了悦长离家20多年后的来信。知道细父还活在世上并做了大官时。悦长的母亲却离开了她日夜思念的儿子……
饮马凉水井，泪洒双亲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率部进人新疆。兼任迪化(现乌鲁木齐)城防司令和北疆地区防务，后又兼迪化地委书记，负责北疆12县的建党建政、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工作。1952年2月任第六军军长，1954年10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当年。程悦长的侄儿们收到了细父的家书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当即请先生写了回信，告知奶奶病逝的消息。等待将军的再次回音。回信发出一个多月后没见来信，方珍兄弟又急了，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后，又一封书信从新疆飞来……
方珍、方玉侄：
见信如面。
首封书信发出后，我便率部进入了新疆。由于剿匪在急，没即时回信，望谅解。见你们兄弟二人已长大成人，心中甚慰。自与你们的父亲和二叔参加革命至今，弹指之间已有20余年，20年来，我常悲痛于两 位兄长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亦悲愤骨肉分离，相隔天涯……我已成家而又不能要家，参加红军后，就把生命置之度外，忆当年秘密从军时，你们母亲溘然而去，万般无奈靠我母亲带着你们乞讨为生，每想至此，叔父常于静夜心酸至极而无法入眠。泪如雨下……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我九死一生，能幸存下来，与两位侄子谈心，又高兴得彻夜难眠，得知我的母亲，你们的祖母故去的噩耗，我一周茶饭不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懂其故，我便把家信给他们看了。眼前蒋匪余党横行，安定新疆任务繁重，叔父不能脱身。等待时机，由组织批准后回乡来祭拜你们的祖母和看望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提前写信告知你们……
1950年农历9月初一，一行人马在深夜悄悄进入红安县境，他们是程悦长将军和夫人胡子曼(广州人)、儿子程延文、程七大(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七大召开而取名)及女儿程小保、警卫员陈光明等6人。过了红安县城后，离将军的湾子不足10公里，但乡里已吃了中饭，将军归心似箭。不觉来到了“凉水井”。“凉水井”是一个顾名思义的小湾子，在将军的湾子上程家的前面，与“凉水井”隔冲相望。将军在“凉水井”停了下来，取下“脚鱼壶”到井里去灌水。警卫员急忙上前制止并对将军说：“这井水小孩用手就可以摸着，怕不能喝呀首长。”将军就地盘坐下来对警卫员解释说：“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这口井里的水清凉可口，方圆数里闻名。我16岁参加了革命，当上了交通员，送信渴了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喝水，这里的水真甜啦!长征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几天几夜没吃没喝的，当时我总想起了这口水井。后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斗争多么残酷和惨烈，想起了两个哥哥带着我啃了红苕，喝饱了凉水，冲向了战场，跟我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我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警卫员劝将军说：“您这不已经安全地回来了咧。”
将军一行回到上程家湾时，天已黑静了。乡亲们知道他回来了，男女老少蜂拥而来，把二堂兄程华长的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堂屋里的梓油灯被娃娃们挤泼了。见此，华长吩咐内人把隔壁几家的油灯全部借来了。将军的夫人连忙给乡亲们递烟撒糖果。坐下来后。华长的内人去给将军一家弄吃的。慌乱之中灶头上的油灯又掉到了灰槽里……将军连忙起身对嫂嫂说：“今晚你就不要弄饭了，我们带有干粮，你多烧点开水，两家人都吃一顿干粮吧。”华长说：“也可以，免得屋内都是烟。我明早再把窗户上塞的几个稻草把子拿掉，悦长弟大难不死，做了大官，必有后福，再肯定不会象你从前在家里和我们现在蹲在两头穿的茅坑里用稻草擦屁股……”将军眼泪出来了，接着又笑着对乡亲们说：“如今我们能安定坐在一起就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啊!家乡这个样子我又不是不晓得。还有些地方没有解放咧!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好日子在后头，不过，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共同艰苦奋斗。你们看看，我象个做官的样子和料子吗?”乡亲们仔细看了看将军的衣着和打扮，穿的是一套学生蓝的制服，打了上lO个补钉。剃个平头，脸色苍白……
第二天，也是将军母亲的忌日，将军夫妇上山祭拜父母。三拜之后，将军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推弹上堂，仰天开枪……以示对父母的怀念。 ’将军回乡的消息迅速在十乡八里传开。人们都跑来看他。诸亲六眷每户带来了上10个鸡蛋，他每家给了10块钱，亲戚对此有意见，认为将军把亲戚看外了。将军笑着解释说：“我回来的时候是想给你们带点什么，但路途遥远确有诸多不便，如果这点心意你们也不接受，那我也不好想啊!”
将军回乡后的第三天，堂兄华长对他说：“你的前妻杨氏尚在人间，是你走后的第七年才改嫁到离我湾3里多路的李德湾的。”将军低头不语，没有回答堂兄。次日吃了早饭后，将军对堂兄说：“我给20块钱，你代表我们夫妇去看看她，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能不能到我家来作客。”杨氏也不回避，心想到，一日夫妻百日恩，况且将军是为了革命，又不是嫌弃她……当即就借了上10个鸡蛋和自拣的一小篮干红苕叶子随华长到来了上程家，午餐时，将军夫妇专吃红苕叶子和稀饭，杨氏也不肯吃鸡蛋，专门夹给将军夫妇的几个孩子，并不时地转过头去擦眼泪。见此，将军夫妇放下了碗筷……
首次探亲，将军一行在红安呆了10天左右。
病危思故乡，高官献低薪
将军长期驻守在新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带领部队踏冰卧雪，追剿土匪，屯垦开荒，兴修水库，兴建农场，发展经济，安定市场，为建设新疆日夜操劳。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克勤克俭，终于积劳成疾，于1952年春住进了兰州陆军医院。4年后又住进了北京医院。程方珍兄弟得知后，由村里和乡亲们筹措路费200多元前去探望。并带去了乡亲们从牙缝里挤出的几斤花生油，将军次次拒收。他坐在病床前耐心地对侄儿们说“我就是再没油吃，国家每月要供应4两至半斤，而你们要是遇到了荒年连沾锅的油都没有啊!我又不是什么大病，估计一两年也走不了……等你们的日子过好了，我喜欢吃你们种的什么，再跟你们联系。你们没吃的，让给我吃，我实在是吞不进啊!”“那未必叫我们带转去不成?”见此，将军的夫人掏出了300块钱。将军吩咐说：“你们带回去交给队里处理。”上程家生产队纳入了分值计算，每个劳力分得了3元6角8分钱。
将军从兰州陆军医院出院不久。便和夫人第二次回到了故乡。他带病回来不为别的，是为了方便乡亲们的生活，把湾里的碾屋改造改造。原来碾屋没有后墙，房顶上百孔千疮，下雨时，外面大落，屋内小落，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首次探亲问及原因时，村长告诉他：“后墙做了好几次，但做起来又倒了，阴阳先生说‘这个碾屋里有阴兵，活人白天做墙，死人晚上推倒，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所以就干脆不修了。”所谓阴兵是乡间的一种传说，也略带迷信色彩，即湾里死于非命人的灵魂。将军虽说是个无神论者，但也知道不是一两句话能对乡亲们解释清楚，只是笑着说：“是不是墙脚挖浅了?全部用石头行不行?不过也没钱啊!我下次回来再想想办法。”将军这次回来掏出了实行工薪制以来的1400元积蓄，安排碾屋和自家的老屋各用600元，另200元口叫侄儿送给了前妻杨氏。他亲自带头挖地基，夫人上前制止。其实，将军是患的“肝腹水”，需要休息。但将军还是笑着对夫人说：“如果现在我连一张反锄都拿不动，那不就已经完了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夫人拿他没办法。乡亲们按照将军的指点，挖了一米多深的墙脚，再把烂了的小行条全部换掉……改造后的碾屋使用了30多年……
第二次探亲将军在故乡呆了个把星期。后只身去了广州探望岳父岳母便迅速回到了新疆，夫人胡子曼在上程家大约住了半年。
度荒年月，三年困难时期，将军已经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想到再回故乡的机会没有了。便托夫人再次寄回300块钱用于改善社员的饮水条件。
1961年5月1日程悦长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竟不到50岁。5年后爆发了“文革”，将军的次子程七大大学毕业后就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造反派提出了“打倒程悦长，活捉程七大”的口号。程七大只身跑到北京，通过父亲的战友将情况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程七大由新疆调到了湖南……
将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建国以后把生命的全部交给了党和人民。1953年，他因多年的肝病发展为肝硬化(后确诊为肝癌)而再次病倒，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曾要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谢绝了组织的关怀，抱病指挥部队剿匪。为安定边疆，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将军逝世后，中央军委组成治丧委员会，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市各界军民在乌鲁木齐举行追悼会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的事迹王玉胡同志撰写的《艰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一文，刊登在《解放军报》、《新疆日报》等报刊上，还被编为解放初“三反”、“五反”运动的教材，号召全军、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程悦长将军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