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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让很多人自由地行走，我们能
看到一样的风景，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嘉宾的选择标准有哪些？
董卿：谁来读，读什么，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不是说所有当红的我都要你来，它有一个选择标准。我觉得除了他对这个社会有一定贡献，有影响力之外，他还必须真正具有个人魅力。个人魅力这四个字你别看它很简单，可是节目播出之后你也能感受到有些人就格外有魅力，你跟着他就心潮澎湃。
像许渊冲先生，他就这么摇晃着从那个门里进来的时候我眼睛就已经湿润了。他的步态是老人的，笑容是孩子的，一颗心是壮年的。我觉得这种人是极富个人魅力的，他永远有颗赤子之心。我们说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用滥了，可是你看到他就知道什么叫真善美。许先生也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新闻周刊：邀请许渊冲先生来《朗读者》，担心过观众的接受度吗？
董卿：最初我在列名单的时候是有疑问的，九十六岁，年龄偏大，翻译家，这个观众能接受吗？现在年轻人都不爱看这些。但是说句实话，这次做《朗读者》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对我当初的一个判断感到暗自庆幸，我一直说，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和他们的智商。他们是在一个更加富裕的、更加强大的、更加安定的、更加开放的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见识和更多的思考。你不要以为他们只看什么节目，把他们给定性了，他们很幼稚，他们很浅薄，绝对不会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给到他们，你给到了他就会接受，他和你一拍即合。
我始终认为，年龄一定不是什么代沟。就像我做这个节目，我已经四十岁了，那看我们节目的好多是二十岁的人，许先生都九十岁了，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很强大的代沟是无法逾越的。但有一点是，你怎样通过电视工作的手段，通过你的经验和方法，去把所有沟沟坎坎给填平了。你要让很多人自由地行走，我们能看到一样的风景，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年轻人的这种判断力来自于哪里？
董卿：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社会就会孕育不一样的群体。我去美国上课，我有时候也选本科的课去听，我是要拿着这个（本子）记的，我听到身边是嗒嗒嗒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还这样的，我不是不可以，可不知道为什么不习惯那样去记录。我就是习惯了，一旦认真起来就必须拿着本子。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
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朗读者》最初也考虑过全名人阵容，后来为什么放弃了？
董卿：对，最早考虑的是全名人阵容。说句实话，明星可能有号召力，可真正大开大合，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还是在一些普通人身上。他们有着一种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命运，那种命运是特别触动你的。而作为明星，特别是年轻明星，他们相对来讲是比较一帆风顺的，他可能凭借自己比较好的天分啊，资质啊，上了艺术学院，当了演员。好多人，我都觉得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坎坷，可能也就是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曾经被别人轻视过孤立过，后来又怎么样，最多就是这样。可是人生的所谓生离死别，这四个字，我们在更多的素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在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之后所作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最后决定星素结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内心更倾向于普通人吗？
董卿：其实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名人，还是倾向于你有很真挚的感情和有一定的思想性。光有感情呢也不太够，因为这个世间不缺少眼泪而是缺少眼泪过后的态度，以及你从这次哭泣当中所体悟到的一些思想和一些成长。像徐静蕾读《奶奶的星星》，其实我要大家知道，所有活过的人到最后都化为了一颗星星，给现在还活着的人照个亮。还是希望有一些价值观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价值观的东西是出于你个人的责任感？
董卿：是有一点，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使命的，可能很多人现在对使命感这个词有点抵触，或者觉得不是什么褒义的词。这个词有错吗，每个人生来都有使命，只是有些人没有发现，或者没有一个机会，找到它。有些人很幸运找到了。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我早就说过，你看了我的节目你也不能涨工资，你也不能换更大的房子，我也没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你对这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你觉得更好一些了，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更聪明一些了，我觉得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播出后收到的反响超出你此前的预期了吗？
董卿：我原来以为会有一部分人喜欢，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后来也在想为什么，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其实我觉得除了现在大家提到的对文化的渴望啊，对纯粹的文艺节目回归的认可啊，之外你还要看到一点就是，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它还是有电视制作规律在其中的。《中国诗词大会》也很好看，但是它好看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参与者，我知道，从百人团选手的选拔，四个点评嘉宾的选拔，主持人定位，考题，赛制，场景，大屏幕，后期制作，每一个主持人和嘉宾提到的古诗词的出处，一定有标注。刚才康震老师说了句什么，从哪引的，什么出处，立刻屏幕上就会打出来，作者是誰，出自哪首诗或者词，你会发现它用心之良苦。
文化本来就不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大家开始推崇像《朗读者》这样所谓的“清流综艺”，开始喜欢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整个社会有一种“文艺复兴”的苗头，你怎么看？
董卿：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去看现在阅读习惯比较好的国家，看它们的电视，能看到更多的访谈节目，当整个社会和国民的整体素质开始不断提高以后，人们势必会对我所说的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东西会有更多的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朗读者》这样的热度能持续多久？
看到一样的风景，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嘉宾的选择标准有哪些？
董卿：谁来读，读什么，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不是说所有当红的我都要你来，它有一个选择标准。我觉得除了他对这个社会有一定贡献，有影响力之外，他还必须真正具有个人魅力。个人魅力这四个字你别看它很简单，可是节目播出之后你也能感受到有些人就格外有魅力，你跟着他就心潮澎湃。
像许渊冲先生，他就这么摇晃着从那个门里进来的时候我眼睛就已经湿润了。他的步态是老人的，笑容是孩子的，一颗心是壮年的。我觉得这种人是极富个人魅力的，他永远有颗赤子之心。我们说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用滥了，可是你看到他就知道什么叫真善美。许先生也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新闻周刊：邀请许渊冲先生来《朗读者》，担心过观众的接受度吗？
董卿：最初我在列名单的时候是有疑问的，九十六岁，年龄偏大，翻译家，这个观众能接受吗？现在年轻人都不爱看这些。但是说句实话，这次做《朗读者》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对我当初的一个判断感到暗自庆幸，我一直说，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和他们的智商。他们是在一个更加富裕的、更加强大的、更加安定的、更加开放的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见识和更多的思考。你不要以为他们只看什么节目，把他们给定性了，他们很幼稚，他们很浅薄，绝对不会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给到他们，你给到了他就会接受，他和你一拍即合。
我始终认为，年龄一定不是什么代沟。就像我做这个节目，我已经四十岁了，那看我们节目的好多是二十岁的人，许先生都九十岁了，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很强大的代沟是无法逾越的。但有一点是，你怎样通过电视工作的手段，通过你的经验和方法，去把所有沟沟坎坎给填平了。你要让很多人自由地行走，我们能看到一样的风景，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年轻人的这种判断力来自于哪里？
董卿：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社会就会孕育不一样的群体。我去美国上课，我有时候也选本科的课去听，我是要拿着这个（本子）记的，我听到身边是嗒嗒嗒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还这样的，我不是不可以，可不知道为什么不习惯那样去记录。我就是习惯了，一旦认真起来就必须拿着本子。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
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朗读者》最初也考虑过全名人阵容，后来为什么放弃了？
董卿：对，最早考虑的是全名人阵容。说句实话，明星可能有号召力，可真正大开大合，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还是在一些普通人身上。他们有着一种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命运，那种命运是特别触动你的。而作为明星，特别是年轻明星，他们相对来讲是比较一帆风顺的，他可能凭借自己比较好的天分啊，资质啊，上了艺术学院，当了演员。好多人，我都觉得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坎坷，可能也就是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曾经被别人轻视过孤立过，后来又怎么样，最多就是这样。可是人生的所谓生离死别，这四个字，我们在更多的素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在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之后所作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最后决定星素结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内心更倾向于普通人吗？
董卿：其实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名人，还是倾向于你有很真挚的感情和有一定的思想性。光有感情呢也不太够，因为这个世间不缺少眼泪而是缺少眼泪过后的态度，以及你从这次哭泣当中所体悟到的一些思想和一些成长。像徐静蕾读《奶奶的星星》，其实我要大家知道，所有活过的人到最后都化为了一颗星星，给现在还活着的人照个亮。还是希望有一些价值观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价值观的东西是出于你个人的责任感？
董卿：是有一点，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使命的，可能很多人现在对使命感这个词有点抵触，或者觉得不是什么褒义的词。这个词有错吗，每个人生来都有使命，只是有些人没有发现，或者没有一个机会，找到它。有些人很幸运找到了。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我早就说过，你看了我的节目你也不能涨工资，你也不能换更大的房子，我也没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你对这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你觉得更好一些了，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更聪明一些了，我觉得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播出后收到的反响超出你此前的预期了吗？
董卿：我原来以为会有一部分人喜欢，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后来也在想为什么，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其实我觉得除了现在大家提到的对文化的渴望啊，对纯粹的文艺节目回归的认可啊，之外你还要看到一点就是，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它还是有电视制作规律在其中的。《中国诗词大会》也很好看，但是它好看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参与者，我知道，从百人团选手的选拔，四个点评嘉宾的选拔，主持人定位，考题，赛制，场景，大屏幕，后期制作，每一个主持人和嘉宾提到的古诗词的出处，一定有标注。刚才康震老师说了句什么，从哪引的，什么出处，立刻屏幕上就会打出来，作者是誰，出自哪首诗或者词，你会发现它用心之良苦。
文化本来就不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大家开始推崇像《朗读者》这样所谓的“清流综艺”，开始喜欢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整个社会有一种“文艺复兴”的苗头，你怎么看？
董卿：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去看现在阅读习惯比较好的国家，看它们的电视，能看到更多的访谈节目，当整个社会和国民的整体素质开始不断提高以后，人们势必会对我所说的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东西会有更多的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朗读者》这样的热度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