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巴金的作品多次多篇入选了中学教材，是广大中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绕不过的光辉典范。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巴金多彩的人生，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巴金生平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在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文学创作生涯。1922年冬，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3年到上海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译工作。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思念着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他怀着这份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内外的普遍关注。1928年12月，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在这期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国文学、思想文化作品；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春》、“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参与《文学季刊》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日本学习日文。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支持许多进步作家的创作，为发展进步文艺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1938年后，他在广州、上海、昆明、重庆、桂林、成都等地从事出版工作，并发表了宣传抗战的小说《火》（三部曲），完成了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的创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翻译工作。1949年7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同志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金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特写、游记、童话等等。他通晓英、法、俄、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家》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庭罪恶的强烈控诉与反抗，曾经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激励他们走出封建牢笼，参加革命和社会进步运动。《寒夜》反映抗战最困难时期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悲惨命运，为被践踏被蹂躏的小人物申诉，表达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解放前创作成就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的报告特写、散文随笔，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他与靳以创办、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数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年近八旬的时候，仍克服巨大的病痛，用坚强的毅力写完了五卷《随想录》，使他的散文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90年代后又出版了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26卷）等。他以一部部饱含激情的作品和一颗挚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饮誉海内外，他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30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巴金同志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领导，重视团结广大作家，关心作家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巴金同志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全国解放后，他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1950年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1961年4月，出席亚洲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62年8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又多次去日本访问。1979年4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极大地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1981年春，他率代表团出席在瑞典召开的世界语代表大会。同年参加了国际笔会里昂——巴黎大会。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03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皖南事变后，他参加签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积极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晚年虽病魔缠身，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积极呼吁和组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稿酬和8000多册藏书捐赠给文学馆。他参与创建中华文学基金会，并一直担任会长。还多次为希望工程、社会慈善事业捐款。因其特殊贡献，1999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8315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他连续五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金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耿直，识大体、顾大局。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巴金同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巴金：一个时代的代表
　　
　　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许多作家、评论家，或接受记者采访，或撰文，或在会中表述，表达了他们对巴金的敬意。今天，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真切的话语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20世纪的良心
　　曹禺：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20世纪的良心。
　　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他纯洁、正直、敏感，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他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由于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种良心是忠于生活和忠于文学的。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
　　谭洛非、谭兴国：他用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特写、杂文等建构了一部异彩纷呈的20世纪人类心灵的发展史。那对美好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执著追求，那自始至终充溢着的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使它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激发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同情和觉醒。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互相沟通、理解、团结的桥梁。正如巴金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而它本身，也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的代表
　　汪应果：他的生命已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
　　张民权：巴金终其一生都竭力站在正义、真理和人民一边，是那种努力重视“终极关怀”的作家。在巴金那里，有一种一般作家不易达到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力量——就是努力追求做人与为文统一的崇高境界。巴金这种高尚的人格在本世纪文学史上，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影响。这些年还影响到整个文坛的习尚和风气。
　　张洁：巴老自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以来，始终是一个无畏的旧制度、旧势力的批判者。在这样一位长者面前，我应该时刻检点自己。任何游戏文学的念头，都应受到良知的谴责。
　　陈丹晨：他的宽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精神，使他想到的是奉献，是付出，立志献身人民，为他们而写作，鞠躬尽瘁，九死不怕。他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我们民族能够进步向上，整个人类社会变得合乎理性，快乐而自由。他的文学之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庇荫和培养了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常青的文学大树
　　汪浙成：他是常青的文学大树，在追求火与热的艰涩中伸展根须枝叶。我们在树下呼吸感悟，灵魂中也弥漫着爱。
　　张光年：他的文学作品，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传诵。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他的作品启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我国青年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雄心壮志。这些作品将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永被珍视，长放光辉。
　　冯牧：巴金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与世纪一起经历、跋涉过来的同龄人。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在思想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建树，都体现了人民的呼号、愿望和心声，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生活，进行深刻探索和思考的重要结晶。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陈荒煤：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巴金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开始的。巴金说，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
　　叶辛：每次我到他那儿，他从不问我当了什么官，而问最近在写些什么，然后告知我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对年轻人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巴金始终是一种文化标志。
　　
　　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冰心：巴金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萧乾：巴金是一个对人对己都很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把他的心血、悲欢尽情地倾泻在纸上。真话万岁！
　　王元化：学会讲话只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我感到巴金既有一颗火热的心，又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所以能够用热烈的激情感染我们，用清醒的思想启迪我们。
　　汪曾祺：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吧。
　　谌容：《随想录》１５０篇，似乎都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就在于作者讲的全是真话。讲真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扪心自问，我们活了这么些日子，走了人生大半个旅程，说了多少假话啊。巴老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老说自己写的不是“传世之作”，我以为确是“传世之作”，也只因为它是真话。
　　赵丽宏：他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他不是文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每件事，他都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他是一个真实的朴实的人。我从内心尊重他。
　　
　　鲁迅之后的大文学家
　　王元化：如果说巴金晚年的散文与年轻时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对人生对世事的思考更深邃了，从而抓住了世事的真谛。古老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传统资源，可以使它和现代化建设接轨。鲁迅以他的讽刺揭示了这一点，巴金以他的热情揭示了这一点。无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热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多少差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
　　柯灵：《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榜样，巴金是又一个榜样。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
　　冯牧：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大书。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
　　张洁：我轻易不用“伟大”这一字眼，因为它有点被人滥用了。滥用在一些远不像巴老那样应该得到它的人的身上。难道巴老不是鲁迅以来我们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么？
　　孙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鲁迅与巴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认为二者有着怎样的差异，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在鲁迅与巴金的身上，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些共同的精神品德。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
　　（资料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