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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还不习惯“热线通话”。今天则不同，“领导人热线”越来越多，通话越来越频繁，这表明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大。1965年我调入外交部礼宾司之后，几乎整天与电话机打交道。我爱把繁忙的“黑机”和神秘的“红机”都称外交电话。今天通讯手段发达，我更高兴地看到电话外交的频繁运用。电话见证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
礼宾司的电话多且重要，是代表国家的重要窗口。每天上班电话响个不停，繁忙的“黑机”子让我整天忙忙碌碌，岁月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20世纪60年代，那时在社会或家庭里电话机少，如果一个人有电话机，那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个时候，我刚从宁静的大学课堂到外交部，看到那几台电话机，既高兴又畏惧。我注意到老一辈同事接打电话时礼貌、简洁和明了，但我接打电话却常常弄得满头大汗，让我的领导张处长很是不满意。尤其是他听到我的广东腔普通话，常常摇着头说：“小吴，你要好好学习普通话！”于是我天天仔细听老同志如何打电话，向他们学习，日积月累，渐渐地掌握打电话的技巧，我在“黑机”旁也变得游刃有余了。
接打“黑机”尤其要注意细节，不能所心所欲。我记得有一次某国驻华使馆来电话，告其大使将于某日回国述职。我承诺会报告给领导，但我却画蛇添足地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张处长听后很生气问：“是谁授权给你问这些？”我无话可答，后来我知道错了。因为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意味着礼宾司会有官员送行。外交电话很敏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通话的内容。
而且，接打电话要勤快，记要点，然后整理电话记录单报告领导。填写电话记录单很重要，一来备忘，日后处理方便；二来日后梳理，积累的记录单能成为调研的好材料。
中国党政军部门的红色电话机称“红机”，属党政专网电话，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严格的保密措施，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
周恩来总理是用“红机”与礼宾司联系最多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总理是开创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经常打來电话，找具体办案的同志询问礼宾安排。指导礼宾工作。
我记得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身份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那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首都德黑兰已相当混乱。华国锋主席一行离开南斯拉夫前一天，随行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开全团会议，讨论是否按计划访问伊朗，会议通过了继续访问伊朗的决定。
我当时在北京负责华国锋代表团出访的后台工作。我接到“红机”的电话，是叶剑英元帅办公室打来电话，传达叶元帅的指示：“乱邦不入，危邦不居”，我立刻报告领导。但不料，华国锋主席一行的专机已飞抵德黑兰。据说，华国锋主席抵达后由伊方直升机从机场直接送至下榻处。
“红机”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独特作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为确保安全，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机场。这个突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礼宾司上呈的部署，那时既要保密又要及时通知到所有的相关部门，按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个别没有“红机”的单位，就派人上门或把人请到宾馆来口头通知。礼宾人员就打普通电话把有关负责人员请到钓鱼台宾馆来，当面口头交代任务。“红机”保证了接待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国和哪些国家间建立了“领导人热线”？两国领导人之间如何通电话？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大国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对紧急问题的磋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之间都建立了“元首热线”，中国和日本、印度则开通了“总理热线”。早在1998年5月，中俄就宣布开通“直接的总统热线”，同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也正式建立；1999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双方决定开通两国元首的热线电话，次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元首间热线的协议；2008年6月1日中越两国宣布建立领导人热线电话。
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要经过事先通报、提前约定。领导人表达通话意愿后，经过两国的外交部门认真协调、商定时间，双方达成一致后，两国领导人才能进行通话。元首间通电话是免提形式，现场通常有主席（或总理），还有翻译、记录人员等。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会选择用电话的形式进行交流呢？通常，两国领导人遇到一些事务需要直接商谈，或需要了解对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又不能马上会面时，就会采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提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他一听说这一消息，就立刻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但江泽民不接他的电话。不得已，他只好不断在公开场合道歉。一个星期以后，克林顿才跟江泽民说上话。据报道，克林顿当时曾3次建议使用中美“元首热线”，媒体说，中方出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考虑，没有理睬他。
据报道，自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至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先后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应约通电话22次，其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4次，是应约通电话“次数之最”，这充分体现了普京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3次，提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反恐领域的合作。而在应约与越南领导人通话中，双方谈及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好伙伴”。
我国领导人的电话外交频繁，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更需要及时与中国沟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领导人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通过电话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保持交流，显示出我国积极沟通、积极解决问题的“积极外交”的姿态。
（作者系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敏感的“黑机”
礼宾司的电话多且重要，是代表国家的重要窗口。每天上班电话响个不停，繁忙的“黑机”子让我整天忙忙碌碌，岁月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20世纪60年代，那时在社会或家庭里电话机少，如果一个人有电话机，那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个时候，我刚从宁静的大学课堂到外交部，看到那几台电话机，既高兴又畏惧。我注意到老一辈同事接打电话时礼貌、简洁和明了，但我接打电话却常常弄得满头大汗，让我的领导张处长很是不满意。尤其是他听到我的广东腔普通话，常常摇着头说：“小吴，你要好好学习普通话！”于是我天天仔细听老同志如何打电话，向他们学习，日积月累，渐渐地掌握打电话的技巧，我在“黑机”旁也变得游刃有余了。
接打“黑机”尤其要注意细节，不能所心所欲。我记得有一次某国驻华使馆来电话，告其大使将于某日回国述职。我承诺会报告给领导，但我却画蛇添足地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张处长听后很生气问：“是谁授权给你问这些？”我无话可答，后来我知道错了。因为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意味着礼宾司会有官员送行。外交电话很敏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通话的内容。
而且，接打电话要勤快，记要点，然后整理电话记录单报告领导。填写电话记录单很重要，一来备忘，日后处理方便；二来日后梳理，积累的记录单能成为调研的好材料。
神秘的“红机”
中国党政军部门的红色电话机称“红机”，属党政专网电话，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严格的保密措施，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
周恩来总理是用“红机”与礼宾司联系最多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总理是开创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经常打來电话，找具体办案的同志询问礼宾安排。指导礼宾工作。
我记得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身份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那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首都德黑兰已相当混乱。华国锋主席一行离开南斯拉夫前一天，随行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开全团会议，讨论是否按计划访问伊朗，会议通过了继续访问伊朗的决定。
我当时在北京负责华国锋代表团出访的后台工作。我接到“红机”的电话，是叶剑英元帅办公室打来电话，传达叶元帅的指示：“乱邦不入，危邦不居”，我立刻报告领导。但不料，华国锋主席一行的专机已飞抵德黑兰。据说，华国锋主席抵达后由伊方直升机从机场直接送至下榻处。
“红机”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独特作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为确保安全，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机场。这个突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礼宾司上呈的部署，那时既要保密又要及时通知到所有的相关部门，按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个别没有“红机”的单位，就派人上门或把人请到宾馆来口头通知。礼宾人员就打普通电话把有关负责人员请到钓鱼台宾馆来，当面口头交代任务。“红机”保证了接待工作的顺利进行。
“领导人热线”如何打
我国和哪些国家间建立了“领导人热线”？两国领导人之间如何通电话？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大国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对紧急问题的磋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之间都建立了“元首热线”，中国和日本、印度则开通了“总理热线”。早在1998年5月，中俄就宣布开通“直接的总统热线”，同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也正式建立；1999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双方决定开通两国元首的热线电话，次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元首间热线的协议；2008年6月1日中越两国宣布建立领导人热线电话。
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要经过事先通报、提前约定。领导人表达通话意愿后，经过两国的外交部门认真协调、商定时间，双方达成一致后，两国领导人才能进行通话。元首间通电话是免提形式，现场通常有主席（或总理），还有翻译、记录人员等。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会选择用电话的形式进行交流呢？通常，两国领导人遇到一些事务需要直接商谈，或需要了解对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又不能马上会面时，就会采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提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他一听说这一消息，就立刻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但江泽民不接他的电话。不得已，他只好不断在公开场合道歉。一个星期以后，克林顿才跟江泽民说上话。据报道，克林顿当时曾3次建议使用中美“元首热线”，媒体说，中方出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考虑，没有理睬他。
据报道，自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至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先后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应约通电话22次，其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4次，是应约通电话“次数之最”，这充分体现了普京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3次，提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反恐领域的合作。而在应约与越南领导人通话中，双方谈及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好伙伴”。
我国领导人的电话外交频繁，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更需要及时与中国沟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领导人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通过电话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保持交流，显示出我国积极沟通、积极解决问题的“积极外交”的姿态。
（作者系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