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vs严歌苓：两种不同的“归来呼唤”
　　近日，张艺谋电影《归来》上映，引起大范围内的讨论。
　　原著小说中，陆焉识一生起伏跌宕，华丽苍凉。从会四国语言，留洋归来的倜傥富家子，到流放至西北荒原的劳改犯，获得平反回家之后却被势利子女排挤，最终只得离去的落寞老人。而他对妻子冯婉瑜，从包办婚姻的无爱，直至历经变革之后才懂得什么是爱，这其中复杂、微妙而隐秘的心理状态和归来的情感，令人唏嘘。
　　然而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这一切都被简化了，只有蛛丝马迹依稀可循。
　　“方师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西北大荒漠的改造为何被缩略成“西宁”？《归来》，故事只成了一句话——“文革结束后， 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瑜终于可以团聚，婉瑜失忆，陆焉识想尽办法也没能让她想起来。”
　　但电影依旧引发了无数思考与感动。有评论甚至说“张艺谋把人生的悲剧更加放大了。”
　　纵使相逢应不识。这是多少存在主义的一出戏剧。陆焉识不就是那个永不停歇的西西弗斯吗？一次又一次，他想尽办法，变换身份：方师傅、修琴的、念信的……陆焉识不工作，不劳动，他归来之后的整个身心都致力于“唤醒婉瑜”这项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效果的事业。
　　那么婉瑜呢？在和陆焉识长期分离，相识却无法相认，相认却又不相识之后，她还知道去车站接的那个人是谁么？这么多年了，她最忠诚的伴侣，是自己的理想。陆焉识和冯婉瑜，都在等待着彼此的戈多。
　　其实我们都是命运的人质。
　　谁在归来？我们在等待什么归来？冯婉瑜在呼唤等待谁归来？陆焉识又要唤醒什么归来？
　　张艺谋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这样说：“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我们不要再控诉，再苦大仇深，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
　　亲情、爱情、忍耐、和解，这是支撑一个普通百姓活着的信念。批判、反思、改造、重建，那亦是该操心的事情。
　　归来，正是要让人们知道，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应该如何继续生活，以及什么永远无法归来。
　　失去了文化上自尊，自觉与自建就无从谈起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觉、自尊，然后才有文化重建和归来。我们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觉与重建就谈不上了。
　　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什么是文化上的自尊？我们今天再谈修齐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泽厚先生曾将“中体西用”改装“西体中用”——西体是人权、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养和修为，即摒弃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觉悟及家庭伦理。
　　大到国家形象、中到“中国制造”、小到个人修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我们需要呼唤对事物对错与东西好坏的鉴别与鉴赏能力的归来；需要呼唤传统精神和品格的归来。
　　李敖曾提出捐款为胡适塑像未果。胡适的高度在哪里？
　　宽容是其中一种。蒋介石为胡适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可算作对一辈人的综述。
　　校刊《北大人》记录了前北大校长胡适与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一段旧事：1946年周指责胡给蒋介石站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还写信说，“闻先生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琳以为值得考虑一番”。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不碍君子之交。胡适匆匆赴台，不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我走了，一切请多保重！”
　　文革被整惨了的沈从文告知外甥黄永玉：爱、怜悯、感恩。前些年主持人问老年黄永玉：自己的墓志铭上将会写什么呢？黄永玉脱口而出：爱、怜悯、感恩。
　　风度是第二种。郑念《上海生死劫》中面对灾难从来不失礼仪和教养，从不大喊大叫、保持人格的尊严，陆焉识见妻子前则用雨水清洗脸面，保持自己的体面。
　　其三，为修养。杜月笙的人生哲学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末等人之前还有个第三等人，没本事没牛脾气的老好人，我们的芸芸众生。
　　民国人士无论军阀、权贵、商贾或黑帮老大多少都有些范儿。参观昆明讲武堂，你会发现云南军阀唐继尧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绝非出自脾气暴躁的武夫之辈。
　　最后一层，少不了担当。八十高龄的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不足千元稿费还去税务机关报个人所得税。他的观点颇可商榷，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者在世人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西方贵族，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作为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傅斯年号称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叼烟斗跟老蒋指手画脚讲话。文人纵然难搞，但他们是一个有担当的群体。
　　这个时代表面光鲜，内里草包。没有了君子范儿，就遑论贵族范儿。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
　　不追溯苦难和是非。《归来》是一部只有现实的电影，它的目的不在于历史叙事，其中宽容、修养、风度、担当等中国传统精神的展示，亦是对“归来”的一种反思。某种程度上，《归来》可比于《围城》的婚姻困境，可比于《肖申克的救赎》的囚牢之困和越狱之行，可比于《荆棘鸟》的隔代矛盾，可比于《绿洲》的前科人员社会融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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