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性格刚强，择善固执，诚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诗如其人，韩诗的整体面貌就是其刚强个性的外化，清人叶燮说得好：“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稜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原诗》卷三）试读其《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以及《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一位忠鲠刚烈、视死如归的直臣如在目前。然而在韩愈的心目中，诗歌像古文那样必须以“文以贯道”为宗旨。韩愈三十八岁时向李巽投赠诗文，自称：“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上兵部李侍郎书》）韩愈的诗论中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是“不平则鸣”：“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二是“穷苦之言易好”：“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韩愈激赏以啼饥号寒为主题倾向的孟郊诗，正是这两个观点的综合体现。所以当韩愈的人生中发生悲惨遭遇时，就情不自禁地写出心酸辞苦的作品，其哭女挐诗就是典型的例子。
　　《礼记·檀弓》记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后人因而用“丧明之痛”来形容丧子的极度悲哀。元和三年（808）孟郊之子不幸夭折，韩愈作《孟东野失子》以安慰之，序云：“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辄失之。几老，念无后以悲。其友人昌黎韩愈，惧其伤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此诗主题是用“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的道理来开导孟郊，立论颇为勉强，倒是描写孟郊悲痛之状的句子相当动人：“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没想到十一年之后，韩愈自己也遭遇了丧明之痛，而且比孟郊更加深切。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遣使迎取佛骨入宫供奉，长安城内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莫不奔走膜拜。韩愈毅然上表谏阻，词意激烈。宪宗震怒，欲以死罪论处。幸得裴度、崔群等大臣营救，韩愈得以免死，贬为潮州刺史。正月十四日奉诏后，韩愈即日辞别家人，匆匆上道。韩愈的四女名女挐，年方十二岁，此时正卧病在床，父女二人泪眼相对，韩愈心知此乃死别，女挐凝视着父亲却哭不出声来。韩愈离开长安后，朝廷便强迫韩愈的家人迁往潮州，一家老少仓皇上路。道路劳顿，饮食不周，这对重病在身的女挐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二月二日，全家人才走到商州南边的层峰驿，女挐终于一病不起，被草草埋葬在驿站旁的山脚下。次年年底，韩愈回京途经层峰驿，来到女挐墓前，作《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颈联曾引起后人的误解，清人朱彝尊称上句“用事亲切有味”，又云：“下句不切，且不知何为用‘惟闻’二字。”（均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同）今按上句用《礼记·檀弓》所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孔颖达释末句曰：“乃右而围绕其封，兼且号哭而绕坟三匝也。”这是古代父亲哭子的著名典故，其发生背景则是异国他乡，且在旅途之中，韩诗用此典，精确无比。朱彝尊对韩诗中“惟闻”二字感到大惑不解，徐震指出：“愈葬女挐即行，祭墓之事，在愈行后使人为之，故上句言‘不暇号’，见行之迫促。此句言‘惟闻’，谓得诸传说也。”意谓上句所写乃韩愈之亲历，下句则得诸传闻，此说貌似合理，实亦误解。只有汪佑南注意到韩愈《祭女挐女文》中“我既南行，家亦随谴”，以及《女挐圹铭》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之句，从而指出：“细味两‘既’字，是韩公先行，殡与祭不及亲临。……所以此诗有‘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二句。”也就是说，颈联二句所写情节均非韩愈亲历，而是从其家人，尤其是从其妻卢氏口中得知者。卢氏是女挐的母亲，她以罪人家属之身，在迁谪途中埋葬女挐，当然只能“草殡荒山”。所以“绕坟”“设祭”的主语均是卢氏，只有“惟闻”的主语才是韩愈本人。卢氏率家人南行至韶州，得到刺史张蒙关照，让他们留在韶州，以免前往“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泷吏》）的潮州去受罪。韩愈本人则于四月二十五日到达潮州，估计此后不久接到卢氏家书而得知女挐去世的消息，反正不可能迟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韩愈北归至韶州与家人团聚之时。
　　弄清韩愈哭女挐诗的写作背景，有助于我们感受此诗蕴含的悲痛之情。当女挐抱病上路、匆匆南遷的时候，当女挐惊惧惶恐、一病不起的时候，当女挐命丧驿站、埋葬荒山的时候，作为父亲的韩愈却不在她身边。而且女挐的悲惨遭遇，其直接起因就是韩愈直谏遭贬。要是韩愈像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司马迁《答任少卿书》）一样，对唐宪宗奉迎佛骨的荒唐举动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女挐本可安居家中养病，本可得到父亲的关怀照料，又哪会在十二岁的妙龄命丧黄泉？我们当然应对仗义执言、奋不顾身的韩愈表示崇高的敬意，韩愈直言进谏是一位朝廷重臣的高风亮节，是儒家提倡的大丈夫精神的生动体现。但是作为一位父亲，韩愈实在亏欠女挐太多。古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其实有些时候，“忠”与“慈”也不能两全。东汉范滂和明末夏完淳属于前一类例子，韩愈则是后一类情形。韩愈在南迁途中自明心迹说“肯将衰朽惜残年”，他泣别女挐时又有怎样的心情呢？长庆三年（823），也即女挐去世四年之后，韩愈遣人将女挐的遗骸归葬河阳韩氏祖茔，并作《祭女挐女文》，文中声泪俱下：“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汝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稍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岂不缘我！”将此文与哭女挐诗对读，一位慈父的悲痛、愧疚之情跃然纸上。“百年惭痛泪阑干”之句绝非虚词，女挐归葬河阳一年之后，韩愈病逝于长安，他的惭痛心情确实持续终生。如果死者有知，父女俩当在泉下抱头痛哭！
　　若与他人的哭子诗相比，韩愈此诗因独特的写作背景而别有伤心处。试看孟郊的《杏殇》：“零落小花乳，斓斑昔婴衣。拾之不盈把，日暮空悲归。”苏轼的《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云：“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清人郑珍的《才儿生去年四月十六，少四十日一岁而殇，埋之栀冈麓》云：“木皮五片付山根，左袒三号怆暮云。昨朝此刻怀中物，回首黄泥斗大坟。”三诗所哭之子皆是未及成年即夭折者，作为父亲的三位诗人皆极其悲痛，但究其原因，只能归因于命运，正如孟郊诗云“始知天地间，万物皆不牢”，作为父亲的诗人并无愧疚的心理负担。郑珍诗有学韩痕迹，但并无自责之意。苏轼诗中虽有“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之句，但将丧子归因于虚无缥缈的因果报应，仍难落到实处。我们不妨推测，如果女挐是在正常情况下因病夭折，韩愈不一定能像他在《孟东野失子》中所说，用“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来自我宽慰，因为正如苏轼所说：“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再豁达的人遇到丧子之痛也会难以自解，但他多半会写出一首类似孟郊诗的哭女诗来。是特殊的人生遭遇让韩愈这位铁石心肠的刚强人终于流下了辛酸的眼泪，从而写出这首痛愧交加的哭女挐诗，使古代的哭子诗中增添了一首情文并茂的好作品。我们不妨借用近人陈衍之语来评之：“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宋诗精华录》卷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