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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唯一一名老师。坐落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大山深处的落松地村，曾经是人们避而远之的“麻风村”，农加贵一师一校坚守了34年，将110名学生送出了大山。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都是新买的，吃吧。”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上桌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这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尽管细腻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时隔近30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的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学生把我背回了驻地。”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
放在瓦罐里蒸煮过才给我”
1986年，读高二的农加贵，因为家贫辍学在家。前途一筹莫展之际，叔叔农春盛带来了“好消息”——有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然而，高兴了没两分钟，农加贵又陷入了愁绪，甚至还平添了一丝恐惧，因为提供岗位的地方，是“那边那个村”。“那边那个村”，是附近村民对于“麻风村”的别称，在“谈麻色变”的年代，那里无疑是一片禁区。农加贵成了“那边那个村”建村近30年来的第一个老师，也是第一个愿意进村常驻的“外人”。
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医生”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给自己壮胆。孩子们来了，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一开始，农加贵只有19元民办教师补贴，村民自发从政府给的补助中集资35元作为给农老师的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的集资依旧继续。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蒸煮消过毒才给我，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
“我非常感动，暗下决心，教出他们的孩子，送出麻风村。”第二年，农加贵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自发帮助他栽种、收割。
“只要他们还需要我，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5月，也就是因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填表涉及“家庭住址”一栏。“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农加贵找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叫‘落松地’吧！”村长同意了。
让农加贵最难过的是，每学期期末考试，按照规定各学校的老师都要交叉批阅学生的试卷，但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到“麻风村”小学来监考。他只能从其他学校要一份试卷，抄在黑板上，再让学生抄下来做。但是每次考试下来学生都很争气，成绩也很优秀。
1999年，政府把农加贵调到其他学校，下着雨，十多个孩子无论怎么劝都不听，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学校才回去。“我感到背后有一批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不久，农加贵又回去了。
落松地村30多年来所有识字的孩子都是他的学生，农加贵把大半辈子的青春奉献给了落松地村，也换得了大山的希望。30多年来，他一个人教了小学的所有科目，甚至是专业性较强的音乐、美术、体育。他会什么就教什么，即使不会的，他也总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比如拷贝一些学生喜欢的歌曲让他们学着唱，还会带着学生做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新的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工具出现，他也总是积极地学习。“村民们对我这么好，孩子们这么信任我，就让我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一样，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那个地方”，曾经贫困闭塞的落松地村，如今已融入社会，摆脱了贫困。
（综合新华社讯、微信公众号“长安剑”）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都是新买的，吃吧。”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上桌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这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尽管细腻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时隔近30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的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学生把我背回了驻地。”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
放在瓦罐里蒸煮过才给我”
1986年，读高二的农加贵，因为家贫辍学在家。前途一筹莫展之际，叔叔农春盛带来了“好消息”——有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然而，高兴了没两分钟，农加贵又陷入了愁绪，甚至还平添了一丝恐惧，因为提供岗位的地方，是“那边那个村”。“那边那个村”，是附近村民对于“麻风村”的别称，在“谈麻色变”的年代，那里无疑是一片禁区。农加贵成了“那边那个村”建村近30年来的第一个老师，也是第一个愿意进村常驻的“外人”。
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医生”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给自己壮胆。孩子们来了，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一开始，农加贵只有19元民办教师补贴，村民自发从政府给的补助中集资35元作为给农老师的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的集资依旧继续。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蒸煮消过毒才给我，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
“我非常感动，暗下决心，教出他们的孩子，送出麻风村。”第二年，农加贵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自发帮助他栽种、收割。
“只要他们还需要我，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5月，也就是因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填表涉及“家庭住址”一栏。“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农加贵找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叫‘落松地’吧！”村长同意了。
让农加贵最难过的是，每学期期末考试，按照规定各学校的老师都要交叉批阅学生的试卷，但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到“麻风村”小学来监考。他只能从其他学校要一份试卷，抄在黑板上，再让学生抄下来做。但是每次考试下来学生都很争气，成绩也很优秀。
1999年，政府把农加贵调到其他学校，下着雨，十多个孩子无论怎么劝都不听，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学校才回去。“我感到背后有一批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不久，农加贵又回去了。
落松地村30多年来所有识字的孩子都是他的学生，农加贵把大半辈子的青春奉献给了落松地村，也换得了大山的希望。30多年来，他一个人教了小学的所有科目，甚至是专业性较强的音乐、美术、体育。他会什么就教什么，即使不会的，他也总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比如拷贝一些学生喜欢的歌曲让他们学着唱，还会带着学生做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新的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工具出现，他也总是积极地学习。“村民们对我这么好，孩子们这么信任我，就让我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一样，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那个地方”，曾经贫困闭塞的落松地村，如今已融入社会，摆脱了贫困。
（综合新华社讯、微信公众号“长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