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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家里，陈祺的手机也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的孩子问她，“妈妈，你怎么大晚上的也不把手机调静音？”
可能是陈祺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陌生人听到她手机铃声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声音特别大甚至可能被吓一跳。一接到电话尤其是短信声音的时候，她也会格外地警觉起来。
“又有小孩出事了？心情立马会极度紧张，不管在干什么事情都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处理”。陈祺的手机号与当地110指挥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公安机关接受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报警线索，指挥中心会自动向她的手机发送相关案件信息。即使是在家里，陈祺的手机也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的孩子问她，“妈妈，你怎么大晚上的也不把手机调静音？”“这是妈妈工作的一部分，有小朋友受到伤害的时候，妈妈需要立即知道并去保护他们。”
6月初夏，南方港口城市宁波进入了梅雨季节，阴雨连绵让绿植显得更加苍翠欲滴。因为采访“一号检察建议”，记者来到了有大小100余所学校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认识了鄞州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陈祺。
自最高检发布“一号检察建议”之后，陈祺所在的未检科干警更是紧绷神经，不仅要立足办案，更要做好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预防工作，按照“一号检察建议”的内容，他们必须更加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优质检察服务，去预防和揭穿那些孩子身边的“大灰狼”。
谈到未成年人的性侵事件，陈祺对一年前的那个猥亵案件记忆犹新。那天上午，她正在看案卷，手机上突然收到了110指挥中心平台发出的一条信息。她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又有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发生：有人报警称女儿被幼儿园保安猥亵了！
为什么把工作站设立在医院
按照工作流程，发现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后，未检检察官会第一时间赶到工作站，联系医院的指派医生。公安人员对孩子录取笔录，医生检查提取物证，然后检察官提前介入。
陈祺联络属地的派出所后，要求他们将被害人带至设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并联系鄞州区第二医院指派值班医生，联系宁波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安排心理咨询师，请他们迅速前往设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对被害人进行“一站式”询问的同时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疏导。
陈祺和另外一名检察干警赶到保护站后，见到了六岁的被害人李小曼。李小曼被带到保护站时，怯生生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当陈祺和她打招呼时，她甚至躲到了妈妈身后抱住妈妈的腿。李小曼的妈妈又心疼又着急。陈祺柔声安慰着李小曼：“李小曼不要害怕，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是抓坏人的。让妈妈抱着你好不好？你看，这里漂不漂亮？有没有你喜欢的玩具？”为了减轻未成年人心理上的恐惧，保护站的装修风格显得非常温馨，还摆放了各种各样可爱的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李小曼一直藏在妈妈怀里的脸终于露出一点点。看到李小曼的反应，陈祺暗暗松了口气。陈祺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首先要取得李小曼的信任，让李小曼放下防备。通过玩游戏，李小曼慢慢地放松了一些，这时，陈祺趁机说，“李小曼，今天我们先来玩一个检查身体的游戏好吗？妈妈就在你旁边，医生阿姨检查的时候哪里不舒服要说出来，我们看看李小曼说得准不准、清不清楚，好吗？”李小曼乖巧地点点头。李小曼的妈妈抱着李小曼走进里面的身体检查室，在李小曼的配合下顺利地检查完身体，提取了生物检材。
接下来要做被害人的询问笔录，因为性侵犯罪存在隐蔽性、私密性的特点，被害人的陈述非常重要。李小曼年纪较小，记忆力、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还比较有限，陈祺和办案人员特别注意使用简单易懂的话进行询问。在李小曼表达困难时，适时让她用玩具娃娃的身体来进行演示。
通过李小曼稚嫩的话语，事情的过程逐渐清晰——李小曼的妈妈那天傍晚将李小曼暂时放在幼儿园门卫处，李小曼在画画的时候，门卫爷爷用手摸了她的下身。李小曼当时很害怕，没有叫。后来妈妈来接李小曼，直到离开了幼儿园，李小曼才敢把事情告诉妈妈。
因及时固定了证据，案件得到顺利办理，2018年6月，幼儿园门卫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谈起这个案子，很多人对犯罪分子的罪有应得拍手称快，同时也会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工作站设立在医院？记者走进工作站发现，走廊上，蓝天白云墙纸，各式儿童创意画布满整个墙面。询问区内特写摄像机、全景摄像机、拾音器和交换机等这些设备便于对询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能将询问过程刻录光盘后供后续办案单位调阅。
陈祺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把案件询问、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心理疏导、医疗救助一次性地在保护站完成，有效避免因多次询问，给被害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家长选择报警的时间大多在晚上
上述案例中一只潜藏在幼儿园里的“大灰狼”被揪了出来，他的丑陋行为也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意想不到的校园性侵案件还是会不期而至，检察机关也在严格依法办理这些案件中，时刻为社会各方敲响保护未成年人警钟。
“如果在学校遭遇性侵害，我会告诉老师和家长”“如果有人在公交车上对我动手动脚，我会把他的手推开，向旁边的人求救”“如果我的邻居来我家里碰我的隐私部位，我会努力挣脱并告诉爸爸妈妈”……学校门前，记者随机采访的学生虽然并不知道何谓“一号检察建议”，但却对在遭遇性侵如何处理时，思路清晰。学生的交谈中带着几分自信与轻松，然而对于当地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而言，“校园安全是他们最重视也是最担心的事情”。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正好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较一般案件，办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有更多的难点。比如，据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提供的一份性侵未成年人的调研报告显示，他们在分析了近3年的相关案件后发现，这些案件中被害人多为女孩但也不排除男童被性侵，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年龄最小的被害人仅3岁;涉案罪名集中在威胁儿童罪和强奸罪，而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地点，客观证据单薄，直接证据单一。而另一个可怕的结论是，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常常是熟人。 难题的背后是太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性侵案件家长选择报警的时间大多在晚上，这是未检科的检察干警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通常是父母下班后发现孩子存在异样，然后经过反复询问，再三考虑是否报警。“很多时候，当孩子遭遇性侵时，其监护人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等原因甚至都不愿主动报案”。等到家长反复考虑之后，报案的时间就在十点以后或者后半夜了。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陈祺在刚刚入睡后被放在枕头下的一个短信声音惊醒，后来经过与案件发生地派出所联系后才弄清楚是虚惊一场。这样的短信一个月要接到10条以上，“短信一响，第一时间要看，漏过短信，办案民警的电话就可能追过来了”。
从法治进校园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过程中，不仅学校对相关案件想到的是第一时间找检察机关帮忙，公安机关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也警觉起来，往往需要有经验的检察官提前介入，一起锁定关键证据，双方保持紧密的联系。
猝不及防的二次伤害
两年前的另一起极为相似的案件让鄞州区检察院未检科的干警一直抱有遗憾。当时，犯罪嫌疑人孙某受托在宁波市鄞州区某幼儿园门卫室内独自一人看管女孩王某。看管期间，孙某在门卫室内及幼儿园大院内通过搂抱、抚摸的方式对王某实施猥亵。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害人父母为获得舆论支持，在网络媒体上曝光此事，这对受侵害女童造成了更深的二次伤害。受侵害女童没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治疗，逐渐出现一些精神反常行为，这也为后续的案件询问工作带来困难。
承办人就此情形要求被害人父母立即停止曝光行为，并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基于被害人父母描述的女童在受到侵害后的种种表现，承办人征得被害人父母同意后，将受侵害女童转至宁波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专业诊断、治疗。
根据心理治疗医师的提议，承办人建议被害人父母对女童进行心理障碍诊断鉴定，委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作出被害人精神心理状态的鉴定意见，以及被害人心理精神状态与被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在最后的司法定罪量刑中，此鉴定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施害人最终被绳之以法，但由于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及救助，造成被害人承受二次伤害，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影响。
之前的案件让陈祺格外注意这一点。她通过李小曼的妈妈还了解到，事情发生后，李小曼经常晚上不敢入睡，好不容易睡着还会乱踢乱打，觉得李小曼可能已经存在应激相关障碍，经过李小曼妈妈同意，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李小曼和其妈妈都进行了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师建议李小曼进行一段时间专业的心理治疗较为适宜。听说心理治疗费用可能要上万元，李小曼的妈妈面露难色，嗫嚅着说：“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她自己就忘记了？就不用一直治疗了？”陈祺看出她可能存在困难，安慰她：“李小曼马上要上小学，及时治疗对她还是很有必要的。钱不用急，我们未检有一个‘七色花涉法困境少儿救助基金’可以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申请程序简单，审批时间也短。”不久，通过救助基金给李小曼申请到了一万元救助基金。通过及时的心理治疗，那场噩梦的经历在她幼小的心里渐渐淡去了顏色。
“有关未成年人性侵的案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绝不是简单地提起公诉，将犯罪分子送进监牢那么简单。几乎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如何让受害人今后的生活尽量回归正轨，这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后续的工作。”陈祺说，这不仅需要心理精神上的干预，更需要社会各方的尊重与支持。
跨区域从业禁止存在执行难题
在办理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陈祺还发现幼儿园的人员聘用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该门卫是通过保安公司聘请，未经严格审核，由此可见，学校、幼儿园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缺少监管。应当加强入职审查，并打造一个禁止性侵前科劣迹人员进入这些行业的“防火墙”，可是这样“美好的愿望”得到实现谈何容易。
在前期的调研中，他们发现全国其他地方的检察机关也有类似的想法，设立了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
比如，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一直在先行先试，积极探索。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吴翎翎向《方圆》记者介绍了他们在全国首创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和从业限制制度的经过。早在2017年，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有前科人员担任教师并利用职业便利性侵害女学生的案件中，在全市首次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判处从业禁止。同年7月，闵行区检察院会同区综治办、教育局等9部门会签《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截至2018年底，闵行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已对1000余名拟招录人员开展入职审查，并对相关行业的14000余名在职人员进行筛查。在对全区所有中小学及部分民办培训机构在职员工进行抽检中，禁止1名有性侵劣迹的书法班老师继续从业。
“公、检、法作为职能部门，根据既定的范围分工收集闵行区近五年来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并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初步建立起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信息库的名单实行动态管理，由职能部门负责定期更新。”吴翎翎说，信息库在当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涉性侵害入职相关领域的过滤器。数据越多就越有价值，但是如何进一步健全信息，建立一个包含全国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信息库，需要各方支持和推动。
这也是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分管未检科的专职委员陈静的顾虑。目前，信息库的人员常常仅限于辖区内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样的数据库，仅仅有数百人而已。“如果某个人在外地刚刚因为性侵的违法犯罪服完刑跑到鄞州来，我们也是无从防范的，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则成为性侵案件的隐患。”陈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借鉴这些经验，同时经过多方协调，5月，鄞州区检察院联合区政法委、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等九家单位出台《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工作制度》，率先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为该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及主管的行政部门提供查询服务。
可能是陈祺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陌生人听到她手机铃声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声音特别大甚至可能被吓一跳。一接到电话尤其是短信声音的时候，她也会格外地警觉起来。
“又有小孩出事了？心情立马会极度紧张，不管在干什么事情都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处理”。陈祺的手机号与当地110指挥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公安机关接受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报警线索，指挥中心会自动向她的手机发送相关案件信息。即使是在家里，陈祺的手机也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的孩子问她，“妈妈，你怎么大晚上的也不把手机调静音？”“这是妈妈工作的一部分，有小朋友受到伤害的时候，妈妈需要立即知道并去保护他们。”
6月初夏，南方港口城市宁波进入了梅雨季节，阴雨连绵让绿植显得更加苍翠欲滴。因为采访“一号检察建议”，记者来到了有大小100余所学校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认识了鄞州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陈祺。
自最高检发布“一号检察建议”之后，陈祺所在的未检科干警更是紧绷神经，不仅要立足办案，更要做好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预防工作，按照“一号检察建议”的内容，他们必须更加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优质检察服务，去预防和揭穿那些孩子身边的“大灰狼”。
谈到未成年人的性侵事件，陈祺对一年前的那个猥亵案件记忆犹新。那天上午，她正在看案卷，手机上突然收到了110指挥中心平台发出的一条信息。她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又有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发生：有人报警称女儿被幼儿园保安猥亵了！
为什么把工作站设立在医院
按照工作流程，发现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后，未检检察官会第一时间赶到工作站，联系医院的指派医生。公安人员对孩子录取笔录，医生检查提取物证，然后检察官提前介入。
陈祺联络属地的派出所后，要求他们将被害人带至设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并联系鄞州区第二医院指派值班医生，联系宁波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安排心理咨询师，请他们迅速前往设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对被害人进行“一站式”询问的同时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疏导。
陈祺和另外一名检察干警赶到保护站后，见到了六岁的被害人李小曼。李小曼被带到保护站时，怯生生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当陈祺和她打招呼时，她甚至躲到了妈妈身后抱住妈妈的腿。李小曼的妈妈又心疼又着急。陈祺柔声安慰着李小曼：“李小曼不要害怕，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是抓坏人的。让妈妈抱着你好不好？你看，这里漂不漂亮？有没有你喜欢的玩具？”为了减轻未成年人心理上的恐惧，保护站的装修风格显得非常温馨，还摆放了各种各样可爱的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李小曼一直藏在妈妈怀里的脸终于露出一点点。看到李小曼的反应，陈祺暗暗松了口气。陈祺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首先要取得李小曼的信任，让李小曼放下防备。通过玩游戏，李小曼慢慢地放松了一些，这时，陈祺趁机说，“李小曼，今天我们先来玩一个检查身体的游戏好吗？妈妈就在你旁边，医生阿姨检查的时候哪里不舒服要说出来，我们看看李小曼说得准不准、清不清楚，好吗？”李小曼乖巧地点点头。李小曼的妈妈抱着李小曼走进里面的身体检查室，在李小曼的配合下顺利地检查完身体，提取了生物检材。
接下来要做被害人的询问笔录，因为性侵犯罪存在隐蔽性、私密性的特点，被害人的陈述非常重要。李小曼年纪较小，记忆力、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还比较有限，陈祺和办案人员特别注意使用简单易懂的话进行询问。在李小曼表达困难时，适时让她用玩具娃娃的身体来进行演示。
通过李小曼稚嫩的话语，事情的过程逐渐清晰——李小曼的妈妈那天傍晚将李小曼暂时放在幼儿园门卫处，李小曼在画画的时候，门卫爷爷用手摸了她的下身。李小曼当时很害怕，没有叫。后来妈妈来接李小曼，直到离开了幼儿园，李小曼才敢把事情告诉妈妈。
因及时固定了证据，案件得到顺利办理，2018年6月，幼儿园门卫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谈起这个案子，很多人对犯罪分子的罪有应得拍手称快，同时也会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工作站设立在医院？记者走进工作站发现，走廊上，蓝天白云墙纸，各式儿童创意画布满整个墙面。询问区内特写摄像机、全景摄像机、拾音器和交换机等这些设备便于对询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能将询问过程刻录光盘后供后续办案单位调阅。
陈祺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把案件询问、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心理疏导、医疗救助一次性地在保护站完成，有效避免因多次询问，给被害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家长选择报警的时间大多在晚上
上述案例中一只潜藏在幼儿园里的“大灰狼”被揪了出来，他的丑陋行为也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意想不到的校园性侵案件还是会不期而至，检察机关也在严格依法办理这些案件中，时刻为社会各方敲响保护未成年人警钟。
“如果在学校遭遇性侵害，我会告诉老师和家长”“如果有人在公交车上对我动手动脚，我会把他的手推开，向旁边的人求救”“如果我的邻居来我家里碰我的隐私部位，我会努力挣脱并告诉爸爸妈妈”……学校门前，记者随机采访的学生虽然并不知道何谓“一号检察建议”，但却对在遭遇性侵如何处理时，思路清晰。学生的交谈中带着几分自信与轻松，然而对于当地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而言，“校园安全是他们最重视也是最担心的事情”。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正好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较一般案件，办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有更多的难点。比如，据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提供的一份性侵未成年人的调研报告显示，他们在分析了近3年的相关案件后发现，这些案件中被害人多为女孩但也不排除男童被性侵，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年龄最小的被害人仅3岁;涉案罪名集中在威胁儿童罪和强奸罪，而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地点，客观证据单薄，直接证据单一。而另一个可怕的结论是，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常常是熟人。 难题的背后是太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性侵案件家长选择报警的时间大多在晚上，这是未检科的检察干警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通常是父母下班后发现孩子存在异样，然后经过反复询问，再三考虑是否报警。“很多时候，当孩子遭遇性侵时，其监护人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等原因甚至都不愿主动报案”。等到家长反复考虑之后，报案的时间就在十点以后或者后半夜了。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陈祺在刚刚入睡后被放在枕头下的一个短信声音惊醒，后来经过与案件发生地派出所联系后才弄清楚是虚惊一场。这样的短信一个月要接到10条以上，“短信一响，第一时间要看，漏过短信，办案民警的电话就可能追过来了”。
从法治进校园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过程中，不仅学校对相关案件想到的是第一时间找检察机关帮忙，公安机关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也警觉起来，往往需要有经验的检察官提前介入，一起锁定关键证据，双方保持紧密的联系。
猝不及防的二次伤害
两年前的另一起极为相似的案件让鄞州区检察院未检科的干警一直抱有遗憾。当时，犯罪嫌疑人孙某受托在宁波市鄞州区某幼儿园门卫室内独自一人看管女孩王某。看管期间，孙某在门卫室内及幼儿园大院内通过搂抱、抚摸的方式对王某实施猥亵。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害人父母为获得舆论支持，在网络媒体上曝光此事，这对受侵害女童造成了更深的二次伤害。受侵害女童没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治疗，逐渐出现一些精神反常行为，这也为后续的案件询问工作带来困难。
承办人就此情形要求被害人父母立即停止曝光行为，并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基于被害人父母描述的女童在受到侵害后的种种表现，承办人征得被害人父母同意后，将受侵害女童转至宁波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专业诊断、治疗。
根据心理治疗医师的提议，承办人建议被害人父母对女童进行心理障碍诊断鉴定，委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作出被害人精神心理状态的鉴定意见，以及被害人心理精神状态与被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在最后的司法定罪量刑中，此鉴定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施害人最终被绳之以法，但由于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及救助，造成被害人承受二次伤害，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影响。
之前的案件让陈祺格外注意这一点。她通过李小曼的妈妈还了解到，事情发生后，李小曼经常晚上不敢入睡，好不容易睡着还会乱踢乱打，觉得李小曼可能已经存在应激相关障碍，经过李小曼妈妈同意，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李小曼和其妈妈都进行了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师建议李小曼进行一段时间专业的心理治疗较为适宜。听说心理治疗费用可能要上万元，李小曼的妈妈面露难色，嗫嚅着说：“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她自己就忘记了？就不用一直治疗了？”陈祺看出她可能存在困难，安慰她：“李小曼马上要上小学，及时治疗对她还是很有必要的。钱不用急，我们未检有一个‘七色花涉法困境少儿救助基金’可以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申请程序简单，审批时间也短。”不久，通过救助基金给李小曼申请到了一万元救助基金。通过及时的心理治疗，那场噩梦的经历在她幼小的心里渐渐淡去了顏色。
“有关未成年人性侵的案件，对于检察机关而言，绝不是简单地提起公诉，将犯罪分子送进监牢那么简单。几乎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如何让受害人今后的生活尽量回归正轨，这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后续的工作。”陈祺说，这不仅需要心理精神上的干预，更需要社会各方的尊重与支持。
跨区域从业禁止存在执行难题
在办理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陈祺还发现幼儿园的人员聘用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该门卫是通过保安公司聘请，未经严格审核，由此可见，学校、幼儿园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缺少监管。应当加强入职审查，并打造一个禁止性侵前科劣迹人员进入这些行业的“防火墙”，可是这样“美好的愿望”得到实现谈何容易。
在前期的调研中，他们发现全国其他地方的检察机关也有类似的想法，设立了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
比如，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一直在先行先试，积极探索。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吴翎翎向《方圆》记者介绍了他们在全国首创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和从业限制制度的经过。早在2017年，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有前科人员担任教师并利用职业便利性侵害女学生的案件中，在全市首次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判处从业禁止。同年7月，闵行区检察院会同区综治办、教育局等9部门会签《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截至2018年底，闵行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已对1000余名拟招录人员开展入职审查，并对相关行业的14000余名在职人员进行筛查。在对全区所有中小学及部分民办培训机构在职员工进行抽检中，禁止1名有性侵劣迹的书法班老师继续从业。
“公、检、法作为职能部门，根据既定的范围分工收集闵行区近五年来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并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初步建立起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信息库的名单实行动态管理，由职能部门负责定期更新。”吴翎翎说，信息库在当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涉性侵害入职相关领域的过滤器。数据越多就越有价值，但是如何进一步健全信息，建立一个包含全国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信息库，需要各方支持和推动。
这也是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分管未检科的专职委员陈静的顾虑。目前，信息库的人员常常仅限于辖区内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样的数据库，仅仅有数百人而已。“如果某个人在外地刚刚因为性侵的违法犯罪服完刑跑到鄞州来，我们也是无从防范的，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则成为性侵案件的隐患。”陈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借鉴这些经验，同时经过多方协调，5月，鄞州区检察院联合区政法委、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等九家单位出台《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工作制度》，率先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为该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及主管的行政部门提供查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