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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萨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的代表作之一，而《桑树坪纪事》是中国新时期著名话剧之一。这两部话剧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但都属于悲剧，并且在其表现内容上存在着共通性。其共通性表现为：人物群体都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都表现出普通人的个体命运悲剧。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普通人的悲剧；《萨勒姆的女巫》；《桑树坪纪事》
作者简介：程鸿（1993-），女，汉族，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萨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为影射麦肯锡主义，根据萨勒姆逐巫案而写的历史剧本，其目的是利用历史讽喻现实，揭露人性中的邪恶面，并为人们树立起正义的标杆。《桑树坪纪事》则是根据朱晓平的中篇小说《桑树坪记事》《桑塬》《福林和他的婆姨》以及《私刑》改编的，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了愚昧、落后、封闭的文化场域里的人的境遇与命运，启迪人们思考旧文化的沉疴以及民族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两部作品虽是一中一西，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通性。在下文中笔者将对其共通性进行详细探讨。
一、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遗传而得的。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并因此构成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人類身上。[1]集体无意识由事先存在的形式、原型组成，原型表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并作为一种种族记忆被保留下来。因为遗传，个体先天就能获得一系列意向和模式，并能在不自觉中就按照这一系列的意向和模式来行动。
在《萨勒姆的女巫》和《桑树坪纪事》这两部话剧中，人物的行为都是受集体无意识影响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是分不开的。
在《萨勒姆的女巫》（后文简称“《萨》剧”）中，萨勒姆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要求严苛，甚至于渗透着一种偏执的精神取向。《萨》剧在一开始就交代了清教徒的生活状态，居住在北美蛮荒地，“他们没有小说家——任何人即使手边有部小说，也不许看……他们不庆祝圣诞节，假日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应该更加专心致志地祷告”。[2]可见，为了维护清教伦理，教众是被严格规束的。而教义信条和仪式上的严苛呆板的规定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集体驯化方式，萨勒姆人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自觉地行动，并认为这种宗教权力的压迫是理所当然的，无法自我意识到其不合理性并进行颠覆。
为防止分裂，保持社会一致性，萨勒姆居民发展了一种有绝对统治力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居民们需要对神权和政府保持绝对信仰和绝对忠诚，只要有一点冒犯上帝和当局的意思，就会成为被审判者和罪人。而这种对政教不加辩驳的绝对迷信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很显然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压制，诬告者顺从秩序而获得权力，坚守自己者试图反叛秩序而被无情打压，在生死的抉择上大多数人选择了屈从，谎言和出卖像一一链接的小铁环，最终形成了一条锁链，绑住了一位又一位无辜的人，不断为这场邪恶的冤案加砝码，也因此导致驱巫案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一场人性的悲剧。而充当审判者的丹佛斯副总督和哈桑法官，作为神权政治的拥趸，更是受集体无意识的驱使。他们审判案件不考虑现实情况，而只从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出发，容不下一点质疑。即使面对阿碧格携款逃跑、所有谎言都被拆穿的情况，他们仍旧抱着对权威和上帝的执念要将无辜百姓处死。《萨》剧中人们遵循着集体无意识提前就规划好的轨道行动，其悲剧性是渗透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人民的操纵的，集体无意识最终实现了对人的一种暴政。
集体无意识在《桑树坪纪事》（后文简称“《桑》剧”）中也显露无遗。桑树坪被封建主义、“左”的思潮和极端贫困所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经验以及人性的塑造都会受其深刻的影响，无止境的重复将这些经验铭刻进了人们的精神构成中，并慢慢地在精神上确定和固化下来，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桑》剧通过呈现彩芳、青女、月娃、外乡人王志科和老牛“豁子”的命运悲剧，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在民族肌理里留下的顽疾。受这种闭塞落后的文化生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内心都发生了畸变。在桑树坪，易妹换妻的买卖婚姻、不顾伦理的转房亲都是寻常事，“阳疯子”李福林当众扒下青女的裤子以证明青女是自己的所有物也不过是因为闲后生的几句怂恿话，排外狭隘的宗族观念和自利心就让外姓人王志科家破人亡，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就打死之前惜如性命的老牛，在这里，人性露出了青面獠牙，显露出了凶恶的面目。
在幽闭的地理环境和贫困的经济影响下，民族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空间扩大的受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原因却很难被身处其中的人们注意到。“在那里（集体无意识），我与世界完全合一，如此深刻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以致我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我是谁。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状态的一种说法是‘迷失在自身之中’。”[3]所以，处于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人们很难跳出它设下的圈套，而只能做困兽之斗。而其中受迫害极深的彩芳、青女、月娃就是中国底层妇女的缩影，她们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千百年来她们都遭受着非人的屈辱，而男人们还把这种羞辱视为理所当然。桑树坪人将一个个向往自由与幸福的生灵都囚禁在这样一个个落后愚昧、麻木残忍的牢笼里，不给他们寻找和追求幸福的空间，直至围困致死，而发生的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也使桑树坪成为一个中国式的炼狱场。
二、普通人的悲剧
在20世纪中叶，悲剧产出数量非常少，很多人都认为，缺乏悲剧是由于科技发达而引起的怀疑主义耗尽了我们对于英雄人物的信仰机能，以至于无处发掘英雄，或者认为悲剧“仅仅适合于身份高超的人物，帝王将相等等。这一点即使不明说，却经常受到暗示。”[4]但是事实证明，普通人同样能够表现出悲剧性。马丁认为，“坚持要求悲剧主人公具有地位或所谓的高贵性格，其实只不过是紧紧握住悲剧的外在形式而已……事实上，正是普通人才最体会这种畏惧。”[5]而这种恐怖与畏惧正是与悲剧相联系的。米勒也相信：“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跟国王一样都是适于作为悲剧描写对象的。”[6]《萨》剧和《桑》剧正是通过展示普通人的命运来表达悲剧性的。 在《萨》剧中，米勒关注的是普通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体精神。在神权和政权双重高压下，普通民众为了切身利益，将软弱、出卖、告密、逃避责任等卑劣人性均剖示出来。而主要人物约翰·普洛克托也是其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英雄化的色彩。他“心平气和、不随波逐流”，但是他也没有一颗“未受扰乱的心灵”，“他是一个罪人，一个违反当时的道德风尚，而且违背自己想象中的体面行为的罪人”。[7]普洛克托不是一位完全的高尚者，他有普通人的特質与矛盾。剧本将普洛克托刻画得丰满立体，从婚姻背叛者到家庭维护者，从普通公民到正义捍卫者，从苟且偷生者到慷慨赴死者，普洛克托在迷惘和挣扎中经历了各种角色的转换。当普洛克托在保存性命与维护名誉之间徘徊时，其内心奔涌的复杂情感跃然纸上，他原本就没有大英雄无畏式的武装，他有普通人的卑怯心理。当他最终为名誉坦然地走向了绞刑架时，是融入了深切的悲剧感的。“当我们面临一个在必要时准备牺牲生命去保卫个人尊严的人物时，他会唤起我们的悲剧感。”[8]普罗克托作为一个平凡的庄稼人，他的精神与肉体的分离源于政治权威的威胁。在这场生死博弈中，普洛克托面临的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强力撕扯，如果要生存，那就失去名誉，成为同谋的刽子手；如果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和人格，那就只能赴死。他不完美，但是他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坚持，并能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这充分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悲剧命运。
同样地，《桑》剧展现的就是西部黄土高原上普通农民的种种生活片断，他们身上的平民化色彩非常浓厚。剧本开篇就是两个村庄的驱雨对骂，展现了普通小村庄之间的群体竞争关系。而后面出现的仗势欺人的估产干部，有知识但无用武之地的朱晓平，疯癫可怜又可恨的李福林，泼辣、勇于追求幸福的彩芳，软弱、屈服命运的青女、月娃，被群体排挤而无能为力的王志科，无聊卑劣的闲后生等等，则都是平民百姓的形象，为观众勾勒出了西部高原的众生群像。而作为全剧的贯穿人物——生产队长李金斗，和普罗克托一样，性格上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作为农村最基层的干部，他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为护卫全村老小的生计，他舍下面子与公社估产干部讨价还价，乞哀告怜。但在对待儿媳彩芳的婚事和排挤迫害外姓人王志科的事件中，也暴露了他在封建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家长式的冷酷专断和阴险狠毒。李金斗身上混杂着传统美德和残忍冷酷，这也是对一个落后村庄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生动塑造。在《桑》剧中，我们看不到大人物的粉墨登场，而大部分人的选择都为自己带来了毁灭，他们的悲剧就是展现的小人物的悲剧，使通过透视古老中国西部地区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来对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表现普通人的悲剧时，《桑》剧有向西方传统悲剧靠拢的倾向，它一反中国戏剧中为满足观众审美期待而添加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向观众呈现了支离破碎的命运悲剧，青女疯，彩芳亡，李金斗断腿，桑树坪村与邻村依旧为赶雨龙而互相对峙斗争。它果断地扯开了遮掩在悲剧上的面纱，还悲剧以一个更真实、更富艺术张力的面目。
三、结语
《萨勒姆的女巫》和《桑树坪纪事》是由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的，它们的产生各有其时代背景，但二者在表现内容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萨》剧和《桑》剧塑造的人物群体都是受个体无法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支配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是通过经验的无数次重复而被固化在精神构成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二者没有刻意勾画英雄式的大人物，而是着眼于普通百姓，将视点投射在小人物身上，关注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体命运，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悲剧来激发起观众更大的情感共鸣。
注释：
[1]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7页。
[2]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0页。
[4]罗伯特·阿·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陈瑞兰、杨淮生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1987年版，第38页。
[5]同上，第41页。
[6]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72页。
[7]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8]罗伯特·阿·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陈瑞兰、杨淮生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普通人的悲剧；《萨勒姆的女巫》；《桑树坪纪事》
作者简介：程鸿（1993-），女，汉族，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萨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为影射麦肯锡主义，根据萨勒姆逐巫案而写的历史剧本，其目的是利用历史讽喻现实，揭露人性中的邪恶面，并为人们树立起正义的标杆。《桑树坪纪事》则是根据朱晓平的中篇小说《桑树坪记事》《桑塬》《福林和他的婆姨》以及《私刑》改编的，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了愚昧、落后、封闭的文化场域里的人的境遇与命运，启迪人们思考旧文化的沉疴以及民族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两部作品虽是一中一西，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通性。在下文中笔者将对其共通性进行详细探讨。
一、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遗传而得的。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并因此构成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人類身上。[1]集体无意识由事先存在的形式、原型组成，原型表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并作为一种种族记忆被保留下来。因为遗传，个体先天就能获得一系列意向和模式，并能在不自觉中就按照这一系列的意向和模式来行动。
在《萨勒姆的女巫》和《桑树坪纪事》这两部话剧中，人物的行为都是受集体无意识影响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是分不开的。
在《萨勒姆的女巫》（后文简称“《萨》剧”）中，萨勒姆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要求严苛，甚至于渗透着一种偏执的精神取向。《萨》剧在一开始就交代了清教徒的生活状态，居住在北美蛮荒地，“他们没有小说家——任何人即使手边有部小说，也不许看……他们不庆祝圣诞节，假日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应该更加专心致志地祷告”。[2]可见，为了维护清教伦理，教众是被严格规束的。而教义信条和仪式上的严苛呆板的规定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集体驯化方式，萨勒姆人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自觉地行动，并认为这种宗教权力的压迫是理所当然的，无法自我意识到其不合理性并进行颠覆。
为防止分裂，保持社会一致性，萨勒姆居民发展了一种有绝对统治力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居民们需要对神权和政府保持绝对信仰和绝对忠诚，只要有一点冒犯上帝和当局的意思，就会成为被审判者和罪人。而这种对政教不加辩驳的绝对迷信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很显然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压制，诬告者顺从秩序而获得权力，坚守自己者试图反叛秩序而被无情打压，在生死的抉择上大多数人选择了屈从，谎言和出卖像一一链接的小铁环，最终形成了一条锁链，绑住了一位又一位无辜的人，不断为这场邪恶的冤案加砝码，也因此导致驱巫案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一场人性的悲剧。而充当审判者的丹佛斯副总督和哈桑法官，作为神权政治的拥趸，更是受集体无意识的驱使。他们审判案件不考虑现实情况，而只从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出发，容不下一点质疑。即使面对阿碧格携款逃跑、所有谎言都被拆穿的情况，他们仍旧抱着对权威和上帝的执念要将无辜百姓处死。《萨》剧中人们遵循着集体无意识提前就规划好的轨道行动，其悲剧性是渗透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人民的操纵的，集体无意识最终实现了对人的一种暴政。
集体无意识在《桑树坪纪事》（后文简称“《桑》剧”）中也显露无遗。桑树坪被封建主义、“左”的思潮和极端贫困所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生存经验以及人性的塑造都会受其深刻的影响，无止境的重复将这些经验铭刻进了人们的精神构成中，并慢慢地在精神上确定和固化下来，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桑》剧通过呈现彩芳、青女、月娃、外乡人王志科和老牛“豁子”的命运悲剧，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在民族肌理里留下的顽疾。受这种闭塞落后的文化生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内心都发生了畸变。在桑树坪，易妹换妻的买卖婚姻、不顾伦理的转房亲都是寻常事，“阳疯子”李福林当众扒下青女的裤子以证明青女是自己的所有物也不过是因为闲后生的几句怂恿话，排外狭隘的宗族观念和自利心就让外姓人王志科家破人亡，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就打死之前惜如性命的老牛，在这里，人性露出了青面獠牙，显露出了凶恶的面目。
在幽闭的地理环境和贫困的经济影响下，民族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空间扩大的受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原因却很难被身处其中的人们注意到。“在那里（集体无意识），我与世界完全合一，如此深刻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以致我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我是谁。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状态的一种说法是‘迷失在自身之中’。”[3]所以，处于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人们很难跳出它设下的圈套，而只能做困兽之斗。而其中受迫害极深的彩芳、青女、月娃就是中国底层妇女的缩影，她们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千百年来她们都遭受着非人的屈辱，而男人们还把这种羞辱视为理所当然。桑树坪人将一个个向往自由与幸福的生灵都囚禁在这样一个个落后愚昧、麻木残忍的牢笼里，不给他们寻找和追求幸福的空间，直至围困致死，而发生的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也使桑树坪成为一个中国式的炼狱场。
二、普通人的悲剧
在20世纪中叶，悲剧产出数量非常少，很多人都认为，缺乏悲剧是由于科技发达而引起的怀疑主义耗尽了我们对于英雄人物的信仰机能，以至于无处发掘英雄，或者认为悲剧“仅仅适合于身份高超的人物，帝王将相等等。这一点即使不明说，却经常受到暗示。”[4]但是事实证明，普通人同样能够表现出悲剧性。马丁认为，“坚持要求悲剧主人公具有地位或所谓的高贵性格，其实只不过是紧紧握住悲剧的外在形式而已……事实上，正是普通人才最体会这种畏惧。”[5]而这种恐怖与畏惧正是与悲剧相联系的。米勒也相信：“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跟国王一样都是适于作为悲剧描写对象的。”[6]《萨》剧和《桑》剧正是通过展示普通人的命运来表达悲剧性的。 在《萨》剧中，米勒关注的是普通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体精神。在神权和政权双重高压下，普通民众为了切身利益，将软弱、出卖、告密、逃避责任等卑劣人性均剖示出来。而主要人物约翰·普洛克托也是其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英雄化的色彩。他“心平气和、不随波逐流”，但是他也没有一颗“未受扰乱的心灵”，“他是一个罪人，一个违反当时的道德风尚，而且违背自己想象中的体面行为的罪人”。[7]普洛克托不是一位完全的高尚者，他有普通人的特質与矛盾。剧本将普洛克托刻画得丰满立体，从婚姻背叛者到家庭维护者，从普通公民到正义捍卫者，从苟且偷生者到慷慨赴死者，普洛克托在迷惘和挣扎中经历了各种角色的转换。当普洛克托在保存性命与维护名誉之间徘徊时，其内心奔涌的复杂情感跃然纸上，他原本就没有大英雄无畏式的武装，他有普通人的卑怯心理。当他最终为名誉坦然地走向了绞刑架时，是融入了深切的悲剧感的。“当我们面临一个在必要时准备牺牲生命去保卫个人尊严的人物时，他会唤起我们的悲剧感。”[8]普罗克托作为一个平凡的庄稼人，他的精神与肉体的分离源于政治权威的威胁。在这场生死博弈中，普洛克托面临的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强力撕扯，如果要生存，那就失去名誉，成为同谋的刽子手；如果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和人格，那就只能赴死。他不完美，但是他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坚持，并能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这充分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悲剧命运。
同样地，《桑》剧展现的就是西部黄土高原上普通农民的种种生活片断，他们身上的平民化色彩非常浓厚。剧本开篇就是两个村庄的驱雨对骂，展现了普通小村庄之间的群体竞争关系。而后面出现的仗势欺人的估产干部，有知识但无用武之地的朱晓平，疯癫可怜又可恨的李福林，泼辣、勇于追求幸福的彩芳，软弱、屈服命运的青女、月娃，被群体排挤而无能为力的王志科，无聊卑劣的闲后生等等，则都是平民百姓的形象，为观众勾勒出了西部高原的众生群像。而作为全剧的贯穿人物——生产队长李金斗，和普罗克托一样，性格上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作为农村最基层的干部，他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为护卫全村老小的生计，他舍下面子与公社估产干部讨价还价，乞哀告怜。但在对待儿媳彩芳的婚事和排挤迫害外姓人王志科的事件中，也暴露了他在封建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家长式的冷酷专断和阴险狠毒。李金斗身上混杂着传统美德和残忍冷酷，这也是对一个落后村庄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生动塑造。在《桑》剧中，我们看不到大人物的粉墨登场，而大部分人的选择都为自己带来了毁灭，他们的悲剧就是展现的小人物的悲剧，使通过透视古老中国西部地区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来对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表现普通人的悲剧时，《桑》剧有向西方传统悲剧靠拢的倾向，它一反中国戏剧中为满足观众审美期待而添加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向观众呈现了支离破碎的命运悲剧，青女疯，彩芳亡，李金斗断腿，桑树坪村与邻村依旧为赶雨龙而互相对峙斗争。它果断地扯开了遮掩在悲剧上的面纱，还悲剧以一个更真实、更富艺术张力的面目。
三、结语
《萨勒姆的女巫》和《桑树坪纪事》是由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的，它们的产生各有其时代背景，但二者在表现内容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萨》剧和《桑》剧塑造的人物群体都是受个体无法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支配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是通过经验的无数次重复而被固化在精神构成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二者没有刻意勾画英雄式的大人物，而是着眼于普通百姓，将视点投射在小人物身上，关注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体命运，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悲剧来激发起观众更大的情感共鸣。
注释：
[1]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7页。
[2]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0页。
[4]罗伯特·阿·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陈瑞兰、杨淮生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1987年版，第38页。
[5]同上，第41页。
[6]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72页。
[7]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8]罗伯特·阿·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陈瑞兰、杨淮生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